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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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后记
进入新诗的本体研究，这仅仅是一个构想。本书又只是这一构想的初步尝试。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单纯从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演化这一角度出发，仍然不足以完全展示中国新诗在多种文化交会下的“立体形象”，至少，我们应当从中国与西方两个方向同时出发，才可能进一步接近对象的“真实”。只是，由于中国诗歌传统对现代的影响过分芜杂，非详尽讨论不能呈现其丰富的细节，这便“先期”诞生了本书的选题，诞生了一些还嫌单薄的分析，其中的偏颇性大约只有留待于下一个课题“中国现代新诗的现代化”来加以救正了。
一些前辈专家关心着本书的写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山东师范大学的吕家乡先生以及聊城师范学院的宋益乔先生。他们不弃后学，对我的研究鼓励再三，又以学者的睿智提醒我注意有关的问题。吕家乡先生提醒我慎用“原型”一词，宋益乔先生在一封长达数千言的来信中就新诗“尚未定型”的问题作了相当精彩的阐述，并切中肯綮地提出:“就你这个选题而言，我觉得须避免的一点是，莫把本土根源和外来影响过分搞得壁垒严明，特别是对前者的肯定程度须有点分寸。”还是在本书的构想之初，钱理群先生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并始终关心着本书的写作进程，其间，又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批评意见，特别要求我注意避免“历史决定论”的陷阱。今天，在全书完成，即将付梓的时候，我重读着这一封封来信，心情颇为复杂，或许现在的成稿仍然没有很好地融化诸位师长的悉心指导，以致留下许许多多的错失、遗憾，那么，就把这些真知灼见作为我下一步思考的新的基础吧。
1987年，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一篇《李金发片论》投给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大约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那灿烂一时的“作家梦”逐渐淡远了，另一条所谓的“学术之路”开始在脚下延伸(我至今也说不清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在这显然是分外寂寞的旅途中，我先后得到了许多师长的关怀。那些远在北京的师长给了我最初的也是最无私的帮助，他们是侯玉珍、王信、卢济恩、王世家、高远东、吴福辉、钱理群、刘纳、黄侯兴、童庆炳、王一川、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名作欣赏》、《鲁迅研究月刊》、《西南师大学报》、《中州学刊》诸编辑也长期支持着我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不少师长、朋友都还未曾谋面，仅仅只有一点淡淡的文字之交。在《李金发片论》已经发表了五年之后，我才偶然知道，该文的发稿编辑就是钱理群老师，而且五年来他竟然还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发展。或许，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吧，那是一种聚合在共同的思想信念之下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态度，是对于数千年实利主义原则的背弃。在世纪之末，在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强大漩涡里，当我们的生存再次陷入实利主义的泥淖，而“虚无党”们做戏不已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乃学术之幸，历史之幸!
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老师和蓝棣之老师的谆谆教诲尤其令人难忘。
蓝棣之老师直接影响了我对新诗的兴趣，在我好些篇论文的写作之中，他都给予了指导。他的新诗专论《正统的与异端的》一书是我阅读次数最多的著作之一，每读一遍，我都能从字里行间中获得新的感受和启发。
我的学术研究之门是由王富仁老师领着进入的，他对我的教导和影响自不待言。但是，今日思之，我又深深感到，我从他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又远在学术之外，这似乎更值得珍惜。从1985年到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在我人生旅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可以感到来自他的巨大的意志力量和情感力量，那是一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之国、“礼仪之邦”里所不可多得的真诚的人际友爱。在我们所熟悉的那张张面孔(复杂的冷脸与夸张的热脸)之外，它昭示了另一种人格境界。如今，在我的第一本小书即将问世之际，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情。当世界“爬行在懦弱的，人和人的关系间/化无数的恶意为自己营养”(穆旦)，还有什么比真诚更宝贵的呢?
李怡
1994年农历新年于西南师范大学龙江村
再版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写作于1993年，出版于1994年。它的出版，在当时还赢得了一些好评，然而今日读之却颇有些惶恐和不安。我既惭愧于书中的粗疏和浅薄，更为其中的那种“偏颇”的勇气而惊觉。我曾想找个机会将本书“重写”一遍，以对得起“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这个宏富的论题，只是，直到现在“再版”，这个“机会”也没有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转入了关于新诗史的其他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这本旧作的“改头换面”心存疑虑。或者，就让它保持原貌，也不失为一种学术的真诚，何况，在那些“偏颇”背后的年轻的勇气与锐气，说不定会在人生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消逝，保留它们，也算是一种生命的记忆吧。至于对于它的学术“救正”，我想只能通过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来完成。
于是便有了这个“再版本”。所谓“修订”主要是指校正了初版的一些校对错误，对“导论”和某些章节的部分概念或词句作了一些微调，以求“自圆其说”而已。
李怡
1999年6月于西南师范大学新房子
台湾新版后记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与纠缠不清的现实：
一方面，中国现代新诗在思想、语言及审美形态上都与中国古典诗歌有了很大的差异，在过去，我们习惯于将这样的差异视作现代中国诗人反叛古典传统的结果。于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被阐述成一段不断反叛自己传统的历史。
另外一方面，在历史旋转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不怀有任何偏见的话，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所谓的“传统”又不是可以被我们任意否定和背叛的东西,“传统”其实就是根植在我们骨髓、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元素，它不是情绪化的反叛所能够真正清除的。
中国新诗，从“西化”的胡适之于“宋诗运动”的密切联系开始，中间经过了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之于晚唐五代诸传统的吸收，直到最“现代化”的中国新诗派，我们可以清理出一条相当清晰的中国古典精神的印记。发掘这样的古今联系，当为我们理解新诗与新文学的现代处境提供新的思路。
1994年，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写作出版了《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算是对中国现代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古今文化联系作了一比较系统的梳理。著作问世之后，正遇上了1990年代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中国新诗与中国新文学的“反传统”形象，遭遇到了空前的质疑,五四文学家们的思维方式被贬为“非此即彼”的荒谬逻辑，而他们反叛古典“传统”、模仿西方诗歌的选择更被宣判为“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是导致中国新诗的种种缺陷的根本原因。我个人认为，拙作的内容正好可以构成对这一浪潮的响应与对话。不过，在著作后来的传播过程中，我却意外地发现，在一些读者的理解当中，拙作同样成了某种古典传统永恒魅力的证明。这便提醒我不得不重新重视“现代”与“传统”关系的另外一面的事实，即漫长的“传统”流变过程中“现代”本身的价值或意义。或者也可以说是“传统”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方式问题,“旧传统”的存在与“新传统”的生长问题。我以为,“文化保守主义”本身固然有它的价值，然而，一旦与国家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文化保守主义”同样会构成他们所批判的那种文化霸权，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任何言行都可能被旋入这一话语的圈套。于是，我一直想对著作进行适当的增补，有意识突出“现代”与“传统”关系的另外一面，我认为，只有同时描述了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矛盾纠缠的种种情形，才是对这一命题的比较丰富的展开。
今天，借助在台湾出版拙作新版的机会，我终于可以对书稿进行适当的补充了。在关于诗人梁宗岱与穆旦的阐述中，我们当更能够见出“传统”的繁复与流动。
关于“新传统”的话题本来还有很多，限于篇幅的关系，也只增补了部分章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其他相关论述。
李怡
2006年7月于四川大学桃林村
增订二版后记
终于有机会对这本书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修订了。这得首先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及中坤学术基金的支持。
本书初版于1994年4月，那是一个刚刚清算了“西化派”的年代,“传统文化”开始“回潮”了，尽管我的写作仅仅是为了能够在诗歌艺术的内部演变上说明中国新诗的基本特征，但还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某种时代的旋涡中，有好几次，我都获得了来自学界同人的“弘扬传统文化”的赞许，在我看来，这些赞许真是一种“错爱”！
第二次再版时，我特意在书后收录了叶世祥学兄的一篇书评，想借助叶兄之口来替我辩白辩白，以后我又写有《传统：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关键词》一文，算是一种自我的检讨：如果我们能够不怀有任何先验的偏见，心平气和地解读中国现代新诗，那么就不难发现其中大量存在的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建立着，甚至在“反传统”的中国新诗中，也可以找出中国古典诗歌以宋诗为典型的“反传统”模式的潜在影响。在《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一书中，笔者曾经极力证明着这样的古今联系，然而，在今天看来，单方向地“证明”依然不利于我们对于“问题”的真正深入，因为，任何证明都会给人留下一种自我“辩诬”的印象，它继续落入了接受/否定的简单思维，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遗忘了对中国新诗“问题”本身的探究。实际上，关于中国新诗存在的合法性，我们既不需要以古典诗歌“传统”的存在来加以“证明”，也不能以这一“传统”的丧失来“证伪”，这就好像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之于我们的关系一样。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只能由它自己的艺术实践来自我表达。
在今天的修订过程中，我试图将这样的思路表达得更加明确一些，并且在内容上增加了对李金发、梁宗岱、艾青、穆旦、任洪渊、鲁迅六位诗人的研究，同时附录了对中国现代诗论的一篇论述，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揭示出“传统”与“现代”的另外的一面，只有将两方面的意义综合起来，只有同时把握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才能够完整清晰地阐述中国新诗的一系列追求。
最后，要再次感谢洪子诚老师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张雅秋女士为本书的修订再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李怡
2007年3月于北京—成都之旅中
增订三版补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大系”集中展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蒙编辑刘汀博士美意，打算收录拙作，在我当然心怀感激，因为拙作虽然经过多次印刷、修订，如今在市面上还是难以见到，不时有新朋旧友索求，我却无书可赠，实在惭愧。
借再版机会，我对原书再作修订，除了少数文字上的校正外，主要是增添了关于冯至与袁可嘉的两部分内容，这两位现代诗家，于中国现代诗歌贡献甚大，早应该着墨，如今终于有机会将他们也纳入到古典—现代的关系中予以观察，总算是完成了一桩心愿，至此,“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框架才可以说是大体完整了。本书初版于20年前，这20年一路走来，目睹中国学术的波诡云谲，也经历了自我思想的发展变化，种种酸甜苦辣伴随着中国新诗的品读经验，实在令人难忘。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刘汀博士和本书责编骆骁女士为拙作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李怡
2014年8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