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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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与文学风貌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即朋党之争，通常叫做党争。几乎没有一个朝代的统治阶级不是朋比党同的，因此几乎没有一个朝代不是党争频仍的。党争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在党争中，文人士大夫之党总是自我标榜为正宗，而指斥敌对者为异端、邪宗，力图在精神上以正压邪，取得政治上的优越感和优胜权。所谓正宗，大要有这么几种含义：第一，代表着君王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第二，代表着神圣的道统和社会的“公论”；第三，代表着社会良心，即道德人格。
在历代党争中，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往往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而自居为君子。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 在传统观念中，朋党是贬义词，为小人所有，与君子无涉；君子合群，乃为同道、同德、同志。朋党特指结党营私的小人，是加给不同立场的政敌的恶称，是攻击不同立场的政敌的有效手段。唐人李绛（762—829）对宪宗论朋党，说：
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奸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党，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谗毁贤良，必言朋党。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所以构陷之端，无不言朋党者。夫小人怀私，常以利动，不顾忠义，自成朋党。君子以忠正为心，以惩劝为务，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奸人之利，自然为小人所嫉，谮毁百端者，盖缘求无所获、取无所得故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为谄谀，不事左右，明主顾遇则进，疑阻则退，不为他计苟安其位，以此常为奸邪所构，以其无所入也。夫圣贤合迹，千载同符，忠正端悫之人，所以知奖，亦是此类，是同道也，非为党也。岂可使端良之人，取非僻之士，然后谓非朋党也？[2]
裴度（765—839）对宪宗论朋党，说：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3]
宋哲宗时，胡宗愈（1029—1094）也明言：“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并进《君子无党论》。[4] 直到明代，人们也仍龂龂于以正邪论朋党，所以“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5]。
因此，在中国古代，一居朋党，即落奸邪，朋党之争在表面上遂成为道德人格之争：君子以道德相尚，是谓同志、同德、同道；小人怀私利结合，是谓朋党。然而，道德人格的标准是十分模糊的，完全凭借君王的明辨和“公论”的臧否。君王的明辨既是一种诉之于主观、心证的判断，“公论”的臧否又是一种道德循环论证的产物，无论是“君心”还是“公论”都缺乏客观的标准，那么，道德人格的区别厘定又有几分可靠呢？既然如此，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为同德，谁为朋党？要判明黑白，岂非玄之又玄，难上加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激烈的朋党之争，大多发生在王朝的末世。可见，朋党之争既是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产物，也促使社会政治矛盾进一步恶性激化；既是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表征，也加速了政治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李吉甫之专恣，宪宗觉之，而拜李绛同平章事以相参酌，自谓得驭之之道矣。乃使交相持以启朋党之争，则上失纲而下生乱，其必然也。”[6] “朋党兴，而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将孰从而正之哉？邪正无定从，离合无恒势，欲为伸其是、诎其非，画一是非以正人之趋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断。”[7]
历代文人士大夫各立门户，结为朋党，或相互之间倾轧构陷，或与权势集团分庭抗礼，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一种旷日持久的内耗。这种内耗，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鲜明的宗派主义意气和卑劣的尔虞我诈手段。
那么，为什么历代党争一直此起彼伏、无有宁日呢？究其原因，盖由于党争是以社会性冲突的极端手段，来制衡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封建文化的延绵不绝，不但依靠内部的统一和团结，而且仰仗内部的对立与冲突。对立与冲突作为社会与文化的“安全阀”，往往具有不可忽视、无法替代的文化功能。它可以将在社会与文化中被严厉地封闭、禁止和控制的进攻性内驱力，“安全”地释放出来。社会冲突经常是维护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如果没有发泄互相之间的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无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社会成员就会感到不堪重负，也许会用破坏的行为（如《国语·周语》记载的国人驱逐周厉王[8]）或逃避的手段（如历代隐逸文人），做出强烈的反应。因此，社会系统总是设法有效地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所谓“安全阀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系统。这些制度给敌对情绪提供替代目标以及发泄的手段。通过这些“安全阀”，敌意不致指向原初的目标。[9]
历代朋党之争就是一种“安全阀”。它使文人士大夫集团将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怀疑甚至是敌对的情绪，借助于朋党之间的冲突而得到释放，使这种受到严格禁止的敌对情绪替代性地表达出来，而对社会结构、文化系统本身，不仅不起破坏作用，反而起到某种稳定和维护的作用。而且，对“安全阀制度”的需要总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僵化程度而提高，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系统不允许发生的对立要求的表达程度而提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朝野党争的激化往往发生在某一王朝的末世——尽管在各个王朝的各个时期，党争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
朋党之争对维护封建社会系统固然起到不可抹杀的积极功能，但也不可否认，它对社会系统或党争中人或同时对两者，都有严重的反功能。“安全阀制度”的使用会导致对行动者目标的替代：不再需要将目标指向解决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状况，而仅仅是要释放由此所产生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状况仍然保持不变，甚至变得更加严重。史可法（1601—1645）论及明末党争时，痛心疾首地说：
……门户二字，实为祸首。从门户生畛域，从畛域生恩怨，从恩怨生攻击。而线索渊源之计愈巧，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谓“纤私翳胸，万物倒置”者矣。所以春秋之始，首严朋党之诛；而门户之名，竟结燕都之局。[10]
敌意的释放并没有导致敌意的淡化或消解，反而造成敌意的加剧和现实社会的混乱。于是，没有得到解除或只是部分解除的紧张状态的积聚，并不能完全通过改变条件进行调适，从而得到真正的持久的解决，而是加速了社会结构的严重僵化，乃至导向毁灭性爆炸的结局。夏允彝（1596—1645）在《幸存录·门户大略》中写道：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小人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为党人，君子为多。夫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而后已者。盖以聪明伟杰之士，自命不凡，忽被以党人之目，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倾相轧，而国事遂不暇照顾，坐误宗社，良以此也。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兴，第求自胜，遑惜其他？[11]
东汉“党锢之祸”伴随着黄巾起义和诸侯割据，唐末“牛李党争”后接踵着战乱和分裂，北宋新旧党争后紧跟着金兵南下，明末东林党议潜藏着内乱外患，如此等等，均可为显证。因此，王夫之痛心疾首地说：“国无党祸而不亡，为人君者弭之于其几，奚待祸发而无以救药乎？”[12]
实际上，党争对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反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它对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所起的导致混乱作用。更重要的是，党争转移了行动者的目标，把本该指向日益腐败的政治和愈趋僵化的制度的敌对情绪和反抗力量，转移到文人集团相互之间的攻讦排陷、争权夺利、褒贬抑扬上，造成文人士大夫政治素质的普遍下降，这反而加剧了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腐朽、解体和崩溃。《明史·崔景荣传赞》云：
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13]
东林党人之起，本在“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以求政治清明，挽救王朝危机，但既已成党，则不免党同伐异，借部曲之私，行忿激之论，既苛求异己者之短，又开罪了中立者。夏允彝称：“议论高而事功疏，名位轧而猜忌起，异己者虽清必驱除，附己者虽秽多容纳。”[14] 王世德（生卒年未详）亦称：“而廷臣方以东林、浙党分门户，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陷害，务置之死，而国事所不顾。朋比为奸，互相倾轧。”[15] 在党争之中，只有党同伐异的私见私举，却无精诚报国的公心公行，这怎能不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呢？《红楼梦》小说里的贾探春，有感于贾府“抄检大观园”的剧烈“党争”，痛切陈词：“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16] 这不正是直捣党争要害的至理名言吗？
那么，朋党之争与文学风貌有何种关系呢？这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谈：一是党争中的文学，即党争文学，朋党之间借助文学为武器，互相攻讦争辩，以文学为政治斗争服务；一是党争外的文学，即受党争波及、影响的文学风貌。以投石落水为譬喻，前者犹如石头的落点，激荡最甚；后者犹如水的波纹，是石头产生的冲击波。无论是党争中的文学还是党争外的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突显出强烈的现实性与政治性。
在历代党争中，不同政治派别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借文学互相攻击，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无所不为。文学以其形象性和普及性的特征，成为门户角立、朋党倾轧的政治斗争的一种优良武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这就使党争文学被染上了鲜明的政治功利性。这一点笔者已在本章前三节中详加例释，此处不拟赘述。
在历代党争中，并不是所有的文人士大夫都卷入朋党之争的漩涡，不属于此党，就属于彼党。独立于朋党之外，有所取舍、有所进退的文人士大夫，还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既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朋党之争已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那么几乎所有文人士大夫都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同此党或彼党有所交结、有所往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的波涉，这就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染上那一时代政治斗争的色彩。
于是受党争波及、影响的文学风貌，突出地表现为文学往往积极地干预朝廷政治或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文人士子的文学活动往往与政治斗争直接结合，成为政治上的变革意识与保守意识斗争的形象反映。
例如，东汉后期，宦官专政，外戚擅权，国家政治危机十分深重。直至末年“党锢之祸”大炽，“天下善士”多被蔓延牵入“党锢”之中。于是不少文人学者，如王符（85？—163？）、仲长统（179—220）、荀悦（148—209）、崔寔（约103—约170）等，往往著书立说，指摘时弊，议论时政，文风多带有清议的特质。
王符性格耿介，不务游宦，难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议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擿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17]。在《潜夫论》中，王符痛切地指责豪门世族、门阀制度，认为“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是不合理的，提出“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的观点。
仲长统性格倜傥，敢于直言，“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18]。《昌言》中有反图谶迷信的文章，有论述现实政治的文章，也有抨击外戚宦官之祸的文章。在分析末世风气时，仲长统看到了“乱世长而化世短”，君子不免“镇压之祸”；看到了君子一到“清世”，又不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这样，“清世”未能持久，又将入于“衰乱之时”。于是奸人就永远得到福利，而善士则永远不免罪辜。人尚“智巧”，不讲“修洁”，士风日下，岂可救药？而这种恶果的产生，“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昌言》的笔锋直指皇帝，措辞锋芒毕露，不稍假借。
此外，荀悦畅论“游侠”、“游说”和“游行”，指出：“此三游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从而对汉末朋比党同之风痛下针砭。[19] 崔寔在《政论》中，大胆揭露贫富不均的现实，并迂腐地归罪于废井田，等等。这些政论文章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都表现出指责时弊、暴露现实矛盾的共同倾向。
唐代“牛李党争”之中、之后的诗文创作，也大多围绕一些重大的政治时事问题，或议政、论政、干政，或反映社会现实，发表政治见解。
如元稹（779—831）既非牛党，也非李党，但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却与李德裕相近。在起草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的制词中，他指责令狐楚在元和时“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说令狐楚附和时相李逢吉（758—835），阻挠对淮西用兵，又巴结权臣皇甫镈，排斥裴度等贤臣。[20] 后来他又起草诏令，指斥李宗闵等人把持科场，为贵要子弟考取进士而向主考官通关节，走门路。这一诏令使李宗闵等人切齿痛恨。
晚唐时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如抑制藩镇割据、抗击回纥侵扰、整顿吏治、加强国力等，都在杜牧（803—852）和李商隐（813—858）的诗文中得到了表现。杜牧的文章往往切合当世之务，有所为而发，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
伏以元和功德，凡人尽当歌咏纪叙之，故作《燕将录》。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处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辈，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处士序》。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虽未能深窥古人，得与揖让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状貌矣。[21]
杜牧尤善论兵，如《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文章，分析强藩盘踞的政治局势，揭露当时在政治、经济、统军等方面的积弊，提出对抗强藩的有效措施，要求朝廷革新朝政、加强实力、建立威权。这些文章横览天下，纵观古今，揣摩事理，议论侃侃，剖析详明，兼有政治家的明晰、文人的意气和策士的雄辩。此外，如《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铺衍、揭露佛教的罪恶本质，指出奉佛祈福，无异于纵容作恶，“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22]，见解颇为精辟；《阿房宫赋》一文，援古论今，讽刺唐敬宗大起宫室、荼毒百姓之举，以华饰之笔抒悲慨之音，笔势健举，风神挺拔。凡此等等，都可以看出杜牧关心现实，干预时政，以文章议论“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23]，积极而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杜牧在“牛李党争”中依违翻覆，会昌时颂扬李德裕政绩，大中时转而对迭遭贬谪的李德裕加以诋毁。这也许是他用世的政治意识的一种畸形表现，大可不必厚非。
李商隐也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意识的文学家。在《安定城楼》一诗中，他抒发了对晚唐国运的关心以及在政治事业上的远大抱负。诗云：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24]
这里既表达了旋乾转坤的雄伟志向，又流露出对功名的轻蔑和对猜忌者的指斥。
李商隐本来就十分关心政治。太和九年（835）甘露事变中，宦官杀死宰相王涯等几千人，李商隐写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三首诗作，毅然呼吁诛讨宦官：“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25] 他还写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描写了田地荒芜、人民死亡的社会现实，提出仁政任贤的主张，指出政治的理乱“在人不在天”[26]。
后来李商隐处身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坎终生，但却从未淡忘这种现实意识，也从未消泯他的政治豪情。他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抗击回纥的侵扰，在思想倾向上与李德裕相近。所以当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李德裕接连被贬，在李党处于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情势下，李商隐却写诗作文，为李德裕辩诬申冤，表现了明确的政治是非观。在李商隐看来，党争是一回事，朝政又是另一回事，怎么可以由于党争而颠倒朝政呢？这不仅表现了李商隐坚持正义、追求理想的品质，也表现了他积极的政治主张和自觉的参政意识。
晚唐文学的现实精神，在皮日休（834？—902后）、陆龟蒙（？—约881）、聂夷中（837—？）、杜荀鹤（846—904）、罗隐（833—909）等作家的诗文创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皮日休的《正乐府十篇》、《三羞诗》，聂夷中的《伤田家》，杜荀鹤的《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山中寡妇》、《再经胡城县》等诗歌，都是“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27] 的篇章。同样地，晚唐的小品文也充满了尖锐的讽刺力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指出：“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28]
总之，激烈的朋党之争促成了文学风貌向现实性与政治性转变，这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宋诗好议论，具有比唐诗更为鲜明的现实精神和政治品格，难道同两宋时期此起彼伏的朋党之争没有关系吗？明清之际，不仅时事剧、时事小说蔚然而兴，时事诗、记传散文、政论散文也十分发达，整个文坛求实之风大盛，较之晚明浪漫思潮，文学风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难道同明季激烈的党争毫无关系吗？当然，现实性与政治性的文学风貌，归根结底是混乱的社会、黑暗的政治和动荡的现实的产物，而朋党之争不正是同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互为表里的吗？
在社会混乱、政治黑暗、现实动荡的时代里，文学是无法超然于世外的，它只能以积极的态度和活跃的身姿，投入现实政治之中，让现实的风雨和政治的雷电激发自身的所有潜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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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论语·卫灵公》，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18页。《论语·为政》亦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462页。朱熹《论语集注》：“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
[2] 李绛：《对宪宗论朋党》，见董诰等：《全唐文》，6526~6527页。
[3] 转引自司马光：《资治通鉴》，7757页。
[4] 参见脱脱等：《宋史·胡宗愈传》，10370页。
[5] 张廷玉等：《明史·魏忠贤传》，7818页。
[6] 王夫之：《读通鉴论》，2021页。
[7] 同上书，2094页。
[8] 参见《国语·周语上》，9~10页。
[9] 参见科塞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33页。
[10] 史可法：《请饬禁门户疏》，见其《史忠正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184页。
[11] 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40册，531页。
[12] 王夫之：《读通鉴论》，1707页。
[13] 张廷玉等：《明史·崔景荣传赞》，6616页。
[14] 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533页。
[15] 王世德：《崇祯遗录》卷首《叙》，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72册，2页。
[16] 曹雪芹：《红楼梦》，118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7] 范晔：《后汉书·王符传》，1630页。
[18] 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1646页。
[19] 参见荀悦：《前汉纪》，《四部丛刊初编》本，卷10。
[20] 参见刘昫：《旧唐书·令狐楚传》，4461页。
[21] 杜牧：《樊川文集》，2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2] 杜牧：《樊川文集》，1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3] 杜牧：《上李中丞书》，见其《樊川文集》，183页。
[24]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5] 同上书，108~124页。
[26] 同上书，232~235页。
[27] 杜荀鹤：《秋日山中寄李处士》，见其《唐风集》卷1，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
[28]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第4卷，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