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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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流派摭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流派是文人社团的高级形态。文学流派不仅像文人社团一样，必须由一个实体性的作家群体构成，而且还必须具有非实体性的创作风格和理论主张。换句话说，文学流派是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创作风格和理论主张的作家群体。
那么，中国古代的文学流派是怎样形成和展开的？文学流派产生了何种文化功能，对文学风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本章要解答的问题。
第一节“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
——文学流派的滥觞
文学流派的基础是文学风格，而文学风格本于作家人格。当一批作家的群体人格在文学创作上形成某种相同或相似的文学风格，并自觉地加以理论的体认和表述时，文学流派才得以形成。
持此以衡，有的研究者以为先秦两汉时期已经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如《诗经》中的风、雅、颂，《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子散文的十家九流，屈原、宋玉的骚体诗等，这种看法就很值得商榷。
持此以衡，与文学流派的起源关系最密切的，似乎非“品鉴人伦”之风莫属了。从对“人伦”的品鉴，演进为对“个性”的品评，再演进为对文学风格（“体”）的品评，这标志着文学风格论的形成，并成为文学流派形成的滥觞。
品鉴人伦之风发端于东汉后期。东汉仕途是实行察举征辟制的，所以特别注重人伦品鉴。如《后汉书·许劭传》载：汝南（今属河南）人许劭与其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1]。而最负品鉴人伦之盛名的，还得推郭泰。《后汉书·郭泰传》称：郭泰“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当时曾流为士林佳话，而为好事者所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2]。一般而言，品鉴人伦所要称述譬况的对象，主要是人物的品德、性格、才能、识度，由此而与察举征辟制度密切相关。
当东汉末年太学清议、“党锢”祸兴之时，士人已成为一种政治集团，士林的声望与政治发生了直接关系，所以互相标榜的风气也随之大盛。如《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载，党人中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就是显证。[3]因此讲人物识鉴理论的形名家学说，这时也随着盛行起来。如刘邵（？—242）《人物志》称：“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并说：“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而其结论为：“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4]这种形名家的学说，论及品核标准如“重神理”、“分才性”等，是将品鉴人伦的标准理论化和抽象化，以便在具体的唯才是用上可以各详所宜，从而适应政治的需要。据《隋书·经籍志》“名家类”，此期识鉴人伦之作，除刘邵《人物志》外，尚有《士操》、《形声论》、《士纬新书》、《姚氏新书》、《九州人物志》、《通古人论》等。[5]这类书籍的成批出现，实际上标志着两汉谶纬神学的某种转向：从探讨宇宙与人生的奥秘，转为探讨人性特质的奥秘。
由于“党锢之祸”的惨烈和社会动荡的激剧，品鉴人伦愈益抽象化。对人物的评论渐渐不注重其道德政治的行为，而专论才性异同了。魏晋时期此风最盛，刘义庆（403—444）《世说新语》中《品藻》、《识鉴》、《赏誉》各篇，以及魏晋各史传中，关于称道人物的记载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再进一步，对个人人格态度的品评和延誉，很自然地要引申到对文人的文才的评论，因为文才正是文人才性的重要方面。所以张华（232—300）著《鹪鹩赋》，阮籍见而叹为“王佐之才”，于是声名始著。[6]陆机（261—303）兄弟善文，张华以为“伐吴之役，利获二俊”[7]。正因为如此，中国真正独立的文学评论的发端，就自然而然是对于作者的评论，即作家论了。
一般都认为，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理论自觉的标志。《典论·论文》首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就是以人的才气的禀赋及其表现作为文学风格的依据乃至文学的本源的。所谓“气”，即人的天性自然；而文既以气为主，即是人的天性自然的表现。再进一步看，“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各人的才性本来不同；所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常人只能独擅一体，文有偏至，只有通才才能“备其体”[8]。这样一来，才性—风格—文体便相互沟通了，文体风格—作家风格—作家人格也便相互依存了。[9]
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体”有两种含义：所谓“气之清浊有体”、“孔融体气高妙”之“体”，指作家的气质个性及其文学风格；所谓“文非一体”、“唯通才能备其体”之“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式。其后以“体”作为称定作家风格的术语的用法渐渐流行，至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所论更为详备。他说：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10]
刘勰认为，由于作家的才能、气质、学识、习尚不同，归根结底，由于作家的主观性情和客观陶染不同，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必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要是总结众多作家的创作归趋，可以归纳为“八体”，即八种文学风格。这里所说的“体”，已不仅仅是指称作家的个人风格了，而是用以概括一批风格相同或相似的作家的创作，已经带有流派风格的含义了。因此所谓“八体”，可以说是一种文学风格的类型划分。
与刘勰同时的萧子显（489—537）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他所说的三体是：与谢灵运风格相类似的作家为一体；傅咸（239—294）、应璩（190—252）等“虽不全似，可以类从”的作家为一体；与鲍照风格相类似的作家为一体。[11]这就较之刘勰更为明确地以“体”的概念划分同时代的作家了。
钟嵘的《诗品》不仅仍用“体”的概念来说明作家的风格，而且由作家风格入手追溯其渊源或师承关系，以同一渊源或师承关系者为一“宗流”，即一种诗歌的风格流派。钟嵘从纵的方面将诗人划分为源于国风、小雅和楚辞三派，又从横的方面将同时期风格相近的诗人列于同品同条。他说：“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12]这种风格的评定大多局限于作家个人以及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以之称定流派却缺乏科学的根据，而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换句话说，同一渊源或师承关系者，可以是一个流派，也可以风马牛不相及。如钟嵘以为刘琨源出于王粲，王粲源出于李陵，李陵源出于楚辞，他们的诗歌作品在凄怆忿怨的格调上是相近的，但如果据此把他们归为一个诗歌流派，那就过于牵强附会了。另一方面，不同渊源或师承关系者，反而可能是一个流派，如曹植、刘桢属国风一派，曹丕、王粲归楚辞一派，但他们诗风的相近恐怕是无可置疑的。可见，仅就作家作品风格来判定流派归属，显然有很大的弊病。
因此，文学风格的相同或相近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唯一条件。文学流派的形成还有另一个必要条件，即某一创作群体的构成。
《南齐书·陆厥传》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13]这里所说的“永明体”，即明指沈约等人新创的诗歌样式，也隐指沈约等人组成的作家群体。也就是说，所谓“永明体”，是指某一作家群体所倡导和实践的、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样式。《周书·庾信传》说：徐陵（507—583）、庾信（513—581）“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14]。《旧唐书·上官仪传》云：上官仪（约608—665）“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15]。《旧唐书·文苑传》说：富嘉谟（？—706）、吴少微（663—750）“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16]。如此等等，都与“永明体”相类似。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的标榜并称，以旨趣相投、诗风相近或唱酬交游，而形成交际关系相对固定、团体组织却又颇为松散的文人集团。这种实体性的文人集团成为文学流派的胚胎。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初唐四杰等，这些文人集团虽然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但集团中的每个成员却有着大致相同的艺术追求目标，成员之间也有着相互影响、交流感应的文艺心理纽带和各种形式的文艺交流方式。这种以标榜并称著名的文人集团的形成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单个的文学家在各自的文学活动中，分别表现出大致相同的艺术趋向和审美趣味，逐渐提高了相互间的心理认同，或者发展到有意识的结合，如竹林七贤，或者被同时代的人们视为同类，如初唐四杰；另一种是某几个文学家由于交游甚密、酬唱较多，在经常的文学交流活动中聚集成一种文艺群体，相互标榜并称，如建安七子、竟陵八友等。
一般地说，在中唐以前，这种以标榜并称著名的文人集团往往不是一种自觉的结合。明人胡应麟（1551—1602）《诗薮·外编》卷3云：
余尝历考古今，一时并称者，多以游从习熟，倡和频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标目。中间或品格差肩，以踪迹离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绝，以声气合而不得离，难概论也。[17]
所谓“好事者因之以成标目”，正说明了这种文人集团形成的不自觉性。而当文人集团由不自觉发展到自觉时，当文学风格的标树与文学群体的结合互为表里时，文学流派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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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范晔：《后汉书·许劭传》，2235页。
[2] 范晔：《后汉书·郭泰传》，2227页。
[3] 参见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2187页。
[4] 刘邵：《人物志》，《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中。
[5] 参见魏征：《隋书·经籍志》，10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6]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张华传》，1069页。
[7] 房玄龄等：《晋书·陆机传》，1472页。
[8] 曹丕：《典论·论文》，见萧统：《文选》，720页。
[9] 本书所论从品鉴人伦到文学风格论的演变，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论的发展》， 60~67页。
[10]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11] 参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9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12] 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192页。
[13] 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898页。
[14] 令狐德棻：《周书·庾信传》，7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刘昫：《旧唐书·上官仪传》，2743页。
[16] 刘昫：《旧唐书·文苑传》，5013页。
[17] 胡应麟：《诗薮》，18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