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之士阶层的产生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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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造反最终在公元220年结束了汉朝的统治。其后的中国由鼎足三分的魏、蜀汉和吴统治着。这就是所谓的三国时代（220—265）。那时，魏、蜀、吴不仅在战场上相互攻伐，而且也为争取儒生阶层的支持而斗争着，因为这个阶层在社会上很富有领导力、声望和影响。魏在三国中最为强大，人们曾认为这应归功于它一直拥有最广泛、最优秀的士人。魏之所以能如此，无疑和魏的奠基者曹操的能力和品格有关，但是，也许魏的一套行之有效的选拔士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九品中正”制。根据这一制度，所有的士均按其德行、学识和才能由“中正”分为九品。中正是由朝廷任命并派往地方政府负责选士的官员。所有的中正对朝廷吏部负责。士被举荐至朝廷后，由吏部依照中正所评定的等级委以不同的官职。
这一制度萌芽于东汉末年，可能在公元220年经陈群建议，在魏得以制度化。东汉末，由于黄巾造反，造成巨大的人口迁移，士的家园荒芜、废弃，通过地方官府层层举荐至朝廷的旧式选士之制已不可行。另一方面，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由于儒生阶层成员间的亲密关联和交往，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对方的下落、德行、学问和才能。此外，儒生阶层的领袖人物，即所谓名士的个人影响力，也可以吸引众多的追随者。所以，陈群促使其制度化的九品中正制，对魏之拥有当时最广泛、最优秀的士人可用这一优势，是功劳最大的。
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固然有利于魏的强大，也给儒生阶层将其组织正式化提供一种有效的机制，特别是有利于那些已建立声誉的儒生谨守自己的阵营，防止其扩大。这一制度设立不久，名士不仅垄断了所有中正职位，而且士阶层中有钱有势的家族利用贿赂、名望和个人关系左右着士的选拔、定品和推荐。渐渐地，士阶层中的望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形成一个规模不大但联系紧密的阶层，意图对仕途进行垄断。〔20〕事实上，魏的没落就是由于这个阶层中的豪族司马氏笼络这些家族的大多数，孤立和削弱魏统治家族的结果。所以晋朝的建立，使这些世族的凝结又前进了一步。因为，这些襄助司马氏僭夺帝位和并吞吴、蜀的家族，通过社会传统和九品中正制，很快就拥有如此巨大社会声望和政治影响，几致垄断了此前由整个儒生阶层享有的既得利益。他们倾向于变成一种世袭阶级即门阀阶层。晋武帝时期（265—290），设立了一个贵族化的帝国大学，称为国子监，让世族的子弟就学，以便将他们和太学学生分开，因为太学是可以有寒门子弟入学的，而世族子弟却不愿公开与寒门子弟为友，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霍原的事例。
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习之。贵游子弟闻而重之，欲与相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乃夜共造焉。〔21〕
少数世族成员公开与寒士交往，立刻遭到他们朋友的非难。
［张］夔察［陶］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与同乘……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22〕
他们除了对出身卑微、声望不高的士人表示蔑视外，还联合起来反对本阶层以外的高官，压制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原吴国后裔、现为“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23〕，以致他的官府中没有足够的幕僚。甚至晋朝的最高统治者武帝，也没能使其中的一些人屈服。
［王］济……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善《易》及《庄》〔24〕《老》〔25〕，文词秀茂，技艺过人，有名当世。……帝尝谓和峤曰：“我将骂济而后官爵之，何如？”峤曰：“济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济，切让之。既而曰：“知愧不？”济答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亲疏，臣不能使亲亲，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26〕
有时他们结为朋党，以别于众人，突出自己，以便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贾］谧〔27〕权过人主。……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28〕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琊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颖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29〕
渐渐地，这些名门望族通过九品中正制，几乎完全控制了官场。正如刘毅上疏武帝所说：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贷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30〕
刘毅上疏不久，司空卫瓘也规劝皇帝废止九品中正制。武帝也许是深知反对者的社会力量巨大，故而未能采纳他的建议。
武帝死后，晋统治家族发生一系列变故。大约10年后，几个北方游牧部落入侵中国北部，一部分晋室成员和一批名士在王导的带领下，被迫渡过长江，并建立一个新朝代，是为东晋（317—420）。
随着西晋都城洛阳的倾覆，另一批名门望族在他们最有能力和声望的成员的带领下南迁。这两次南迁的所有士族领袖组成一个集团，自称也被他人称作“渡江名士”。在他们的庇护和辅佐下，加上原来南部士族的帮助，东晋得以建立并维系下来。据史书记载：
及［琅琊王］徙镇建业，吴〔31〕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32〕患之。会敦〔33〕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34〕亲观禊，乘肩，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义。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即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35〕
晋元帝（317—323）采纳了这些建议。结果，就给这些权势士族——南渡者为首，本地者次之——一个机会，完成他们建立门阀制的最后一道工序。随后历经刘宋（420—479）、南齐（479—502）、梁（502—557）直至陈（557—589），正如王一桐在他的《南朝士族社会、政治和经济概况》一书中清楚阐明的那样，他们已形成一个十分排外的集团。从政治上看，一种以门第作为任命政府官员的主要标准和依据的风气，在东晋得以确立。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或几个祖先被列入吏部掌管的那些豪门世族的正式谱系之中，他就决不能进入仕途。根据这些族谱，一个人拥有越多的官宦祖先，且其官阶越高，中正给他的定品就越高。政府中，总有一些最美好的职位专门保留给当时最有影响、最源远流长的氏族中的佳子弟。甚至皇帝对此也不能干预。迟至陈代，才为改变这一习尚进行了许多尝试。其间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蔡］凝年位未高，而才地为时所重，常端坐西斋，自非素贵名流，罕所交接。趣时者多讥焉。高宗［557—560］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王婿钱肃为黄门郎〔36〕，卿意如何？”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37〕
世族不仅享有这一特权，而且全社会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事实。陈代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
吏部尚书令蔡征移中书令，后主方择其人，尚书令江总等咸共荐［姚］察。……别日召入论选事，察垂涕拜请曰：“臣东皋贱族，身才庸近，情忘远致，念绝修途。顷来忝窃，久知逾份……纵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且皇明御历，事高昔代，羽仪世胄，帷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为称职。臣夙陶教义，必知不可。”〔38〕
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些世族形成一种更讲究门第的集团。如果一个人不出身此一集团，即使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皇帝的威权，成为政治显要，他也决不会被他们所认同。在刘宋时期，
［蔡兴宗］被征还都。时右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424—454］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39〕
利用高官厚禄与之交结，少数出身卑微的政治显贵曾为世族集团所认同。但是，这种进程极其缓慢，而且旧世族中人仍然不屑与这些新成员为伍。例如，刘穆之毕生辅佐刘裕建立刘宋王朝，在他位及宰相、权倾当朝之时，也难以同当时的名士交游。据沈约记载：
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谢］混、［谢］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方明、廓后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40〕直置便自是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41〕
由于高官的诱惑，谢方明和蔡廓屈就了，但谢混和郗僧施仍然拒绝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为代价接受这一诱惑。
除以上所述外，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其集团的排外性，这些名门实行严格的内部通婚制度。王一桐曾经编制出69个显贵世族谱系表格，以证明这种制度的真实性。〔42〕
经济上，这些世族拥有大量的土地，蓄有包括佃户和供其驱遣的门客在内的奴隶和半奴隶，把持着大规模工商业，而且他们、他们的奴隶以及一定数量半奴隶都不必纳税。〔43〕
虽然南朝的世族制或门阀制不像印度的种姓制那样严格，但以上所述，至少可以清楚地表明一点：这一时期士阶层的既得利益，已从儒学转至世袭权和家族声望上了。这一转移萌芽于东汉，魏、晋时期日益制度化，南朝时达到极点。汉代的统治阶级，除了皇室，就只有拥有经学知识的儒生。不过，他们在进入仕途或被纳入统治阶级之前，其经学知识必须通过策试得到证明，或其儒家德行得到乡里承认和地方官府推荐。那些无缘进入仕途的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儒生应具有的声望，也会享有统治集团大部分既得利益。然而，自进入曹魏时期，并有了九品中正制，统治阶级中又有了一个新的强大集团，其既得利益不是基于经学知识，而是家族地位和声望。据沈约记载：
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44〕
这绝对是真实的。一个人出生于士族或世族，尤其是盛族名门，他在社会上青云直上之前，不必一定具备经学知识。因为他的出身，就会给他带来当时社会上人们所艳羡、尊崇的一切。他被免除一切赋税、徭役和兵役，得以蓄养奴隶和半奴隶为他们劳作，聚敛财富。他生而享有极高的社会威望，迟早会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在诸多情况下，他有生死予夺之权，更不用说其他小的特权了。〔45〕主要由于士族的既得利益的这种转移，引起了中国文化、尤其是知识领域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