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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道和佛的企图

书籍名:《中国的儒学统治》    作者:刘绪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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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道和佛是以下面三种方式危及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首先,佛家与道家企图从理论上贬黜人世间的声名、权力、财富、荣耀等俗事。梁武帝就曾利用佛教的这一特征来削弱士阶层的野心,以确保统治家族即皇室的安全。但另一方面,这种贬黜也造成其他的影响。例如,心向道、佛之士,尤其是那些布衣之士,由于鄙视功名、权力、财富和荣耀,也就贬黜带给他们这一切的忠、孝大德。而且,因为他们的言行影响着社会,这种贬黜就形成对统治阶级的威望和安全的威胁。其次,如果官场中的士终日谈论“道”、“涅槃”、“净土”、和“禅”,他们就会荒废政务,削弱政府的统治,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再次,平民一旦成为道士或和尚,就不再能承担他们的三项主要义务:纳税、服徭役和兵役。在此情形下,有限的僧徒还可能不会造成问题;如果数量太多,政府或统治阶级将招致岁入匮乏和战时兵员短缺。这或许是对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最严重威胁。和尚和道士越多,统治阶级可资盘剥的对象就急剧减少。所以,无论何时出现这些情况,朝廷最终都会尽力遏制他们,并重新树立儒学的统治。

如我们所指出,曹魏时首先出现士阶层既得利益从儒学向门第和道家复兴转移。但当时朝廷仍然有足够力量惩戒那些走得太远的人。我们这里摘录名士孔融的事件作一说明。他是孔子的后裔,负有盛名,对当时的士阶层极具影响。但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儒学的叛徒,且对魏的奠基者曹操十分不敬。由于他在士阶层中的影响,他曾屡得宽宥。可当他越走越远时,曹操示意他的部曲以下列罪状对他起诉。

“[孔融]前与白衣祢衡〔86〕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书奏,下狱弃市。〔87〕

此后,士阶层日益强大。但晋文帝仍听信钟会之言,杀害了“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

[钟会]因谮:“……康、安等言论放荡〔88〕,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海内之士,莫不痛之。〔89〕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嵇康最终被处死,可这一处决却引起士阶层的相当骚动和不满。所以如上所述,晋武帝统治时期,虽然道家有所发展,而儒士和信道之士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武帝却没有、也许是没能够解除“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的吏部尚书职务,尽管虔诚而博学的儒生傅玄对他进行严厉批评,说他荒废政务。

前面已提到,武帝死后不久,西晋就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甚至复兴道家最重要的人物王衍,临死也承认,士人谈玄对于西晋的崩溃是有责任的,但是,当时已无办法遏制这一趋势的发展。

东晋初年,元帝在两位雄心勃勃的儒生刘隗和刁协帮助下,他们在企图对付权臣王敦之前,在遏制皈依道家的有势力士阶层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他们失败后,卞壶又在明帝(323—326)时作了另一尝试。

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90〕

王导和庾亮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达人”不是他们的族人、亲戚,就是他们的朋友。

佛教在南朝以前对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始终没有形成威胁。自刘宋朝起,佛教徒人数及佛教声望都迅速增长。所以到孝武帝(454—465)时,就颁旨清除那些不虔诚的皈依者。

在倡导佛教的路途上,南齐的统治者走过了头,从而危及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修建佛寺与佛塔花钱太多,因而对百姓横征暴敛,滥用民力,致使民不聊生。由于这种情况可能使民众揭竿而起,明帝(494—498)时,大臣张欣泰请求他摧毁全部佛寺、佛塔。另一位儒臣虞愿,当明帝问一位臣子是否见过他自认为是一大功德的新建佛寺时,愿在侧曰:

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91〕

梁朝的著名儒生范缜是当时抨击佛教最猛烈、最彻底的人。他坚信并不存在什么菩萨,并为此写了一篇《神灭论》的文章,论证这一观点。当被问及为何要持如此激进的理论时,范说:

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又[以僧人]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92〕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93〕

孤军奋战一般极其艰难。此论一出,朝野之士群起而攻之,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随后,就出现我们上面提及的著名佛教庇护人梁武帝。他信佛成痴,结果被大将侯景篡位,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这段历史,成为后来历代儒生反对佛教的强有力借口。

由于陈代统治阶级直到灭亡之日仍然沉溺于风雅文学,我们将在讨论隋、唐两代儒学统治复兴的下一章里,再讨论对风雅文学过分沉迷的遏制。

自魏以至南朝,与遏制佛、道的努力失败相伴的,还有经学研习的衰落。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儒学是如何重新统治中国的知识生活的。

【注释】

〔1〕从文化观点看,北朝文化是南朝文化的继承者。为了简化我们讨论,在此我们主要研究那些向我们提供了更加典型变迁的南朝文化。

〔2〕〔3〕范晔:《后汉书》,卷109(上),266页。

〔4〕范晔:同上书,卷109(上),265~266页。

〔5〕朝廷中,掌管向大臣们宣布皇帝诏书的高官。

〔6〕范晔:《后汉书》,卷97,234页。

〔7〕参见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第1编,171~172页、177~178页。

〔8〕〔9〕范晔:《后汉书》,卷97,234页。

〔10〕中国古代所有的正史都是由儒生编修的。我们缺乏证据来证明这一控告全无实据。

〔11〕范晔:《后汉书》,卷97,234页。

〔12〕〔13〕在汉语中,原文两个“chun”(俊、君)(译者注:英文原著如此。将君、俊二字均音译为chun,在1946年是被允许的)在此引文的下一段落中作了解释。

〔14〕范晔:《后汉书》,卷97,234页。

〔15〕参见上书。

〔16〕东汉时期,州成为最高地方政府。

〔17〕范晔:《后汉书》,卷97,234页。

〔18〕这是东汉末年道教引发的一次农民起义。

〔19〕范晔:《后汉书》,卷97,234页。

〔20〕参见王一桐:《南朝士族社会、政治和经济概况》,见《中国文化研究院丛书》,第1卷,第1篇,30~31页,成都,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1943。

〔21〕李世民等:《晋书》(译者注:原书据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现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同),卷94,284页。

〔22〕〔23〕同上书,卷66,206页。

〔24〕道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之一《庄子》。

〔25〕道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之一《老子》。

〔26〕李世民等:《晋书》,卷42,139页。

〔27〕当时最有权势的,或至少是其中之一的家族的继承人。

〔28〕参见本书第2章第3节。

〔29〕李世民等:《晋书》,卷40,135页。

〔30〕同上书,卷45,147页。

〔31〕建业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都城;但这里所说的“吴”是曾经统治过的地区而不是吴国。

〔32〕王导是东晋初年的一位大名士。

〔33〕当时的名士之一,王导的族人,在建业以东的一个州拥兵自重。

〔34〕当时他(晋元帝)还没有登基,这里是史家称他为帝。

〔35〕李世民等:《晋书》,卷65,203页。

〔36〕为名门士族中合适的年轻子弟预备的职位之一。

〔37〕姚思廉:《陈书》(译者注:原书据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现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同),卷34,51页。

〔38〕同上书,卷27,38~39页。

〔39〕沈约:《宋书》(译者注:原书据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现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同),卷57,182页。

〔40〕驹意为一种奔跑迅速,尤其是能一日千里的小马。这里借以比喻名门士族中一位出色的年轻人。

〔41〕参见沈约:《宋书》,卷53,175页。

〔42〕参见王一桐:《南朝士族社会、政治和经济概况》,第2卷。

〔43〕详见上书,第2卷,第1篇,109~125页。

〔44〕沈约:《宋书》,卷94,260页。

〔45〕详见王一桐:《南朝士族社会、政治和经济概况》,第1卷,第1篇,18页;第2篇,1~83页,99~106页。

〔46〕这本书的写作,主要是为了清除当时传统儒家著述中的夸饰并指出其中的迷信。范晔认为它“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47〕王充:《论衡》,第9卷,1页,上海,涵芬楼,1927。

〔48〕同上书,第8卷,10页。

〔49〕李世民等:《晋书》,卷88,266页。

〔50〕表示官阶和社会地位的佩戴物。

〔51〕李世民等:《晋书》,卷49,158页。

〔52〕范晔:《后汉书》,卷79,188页。

〔53〕参见阿瑟·韦利:《道及它的力量》,50~51页,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34。“道是‘无为而治’的必由之路,但又不是一种方法、学说或原则。它是一切属性统一于其中的终极实在,‘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它因多成一。失之则亡,得之则存。无论干什么,遵循它,就成功;违背它,就失败。道无根、无枝、无叶、无花,但万物各依其类的生、长都要仰仗它。”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这里“道”不同于儒生描述的孔子之“道”。

〔54〕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1卷,170~192页、221~246页。

〔55〕参见班固:《前汉书》,卷87(下),332页。

〔56〕李世民等:《晋书》,卷43,143页。

〔57〕“啸”是士大夫的一种时尚。由于孔子教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人把“啸”作为冲破全面儒化社会的一种标志。

〔58〕晋文帝从未登基,他的庙号是他的儿子晋朝开国皇帝武帝所追封的。

〔59〕一般说来,当时的士兵形成了一个非常低下的阶层。当一个人出身于兵家,就难以随意摆脱它。所以那个时代的士阶层与兵家根本没有任何社会接触。

〔60〕李世民等:《晋书》,卷49,157~158页。

〔61〕龙门是黄河流经的一个地方。据在一本流传不广的典籍《三秦记》中所搜集的古代民间传说,黄河流至龙门水流湍急,龟和鱼都没法穿越,要不然它就会成为一条龙。由于龙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帝王的象征,我们可以想象由鱼、龟而至龙其社会地位上升了多少!自东汉末年以来,无名之士得到士阶层名士的赞赏便身价百倍,所以王衍被称作龙门。

〔62〕李世民等:《晋书》,卷43,143页。

〔63〕大量事例在此不便引述,详见王一桐:《南朝士族社会、政治和经济概况》,第2卷,第2篇,83~93页。

〔64〕它是由一束马鬃系在一个柄上而组成的。

〔65〕参见王一桐:《南朝士族社会、政治和经济概况》,第1卷,第2篇,93~94页。

〔66〕参见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第2章,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67〕同上书。

〔68〕参见黄忏华:《中国佛教史》,第1章,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69〕李世民等:《晋书》,卷95,291页。

〔70〕公元401年,由现今的新疆俘获来的印度和尚。到达中国北部后,在中国一个西北游牧部落所建立的短命王朝的庇护下,他投身于佛经的译著工作,并建立了中国十大佛教教派中的两派。由于我们在此只讨论南朝的佛教文化,就不进一步涉及他的生平和著述了。

〔71〕陈东原:《中国教育史》,第10章,149页。参见黄忏华:《中国佛教史》,第2章,31页。

〔72〕桓伊的家族是东晋最有权势的士族之一。

〔73〕黄忏华:《中国佛教史》,第2章,26页。

〔74〕“帝又自欲禀受归戒,普通元年,于禁中筑圆坛,礼接惠约法师为戒师,受其足戒。自是从约受戒者,凡太子王公道俗四万八千人。”《佛祖统纪》,第37卷,转引自上书,第2章,41页。

〔75〕参见姚思廉:《梁书》(译者注:原书据上海同文书局1884年版,现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同),卷3。

〔76〕南齐的沈约及其文友首创四声,他根据声调的不同将所有文字分为四类,并据此创作诗文,即诗文中固定位置上的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固定的声调,以使全篇读起来具有节奏。

〔77〕以四言和六言的偶句交替写成的韵文,又称“四六体”或“骈文”。因为是在一个较长过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初创者已不可考。

〔78〕即梁武帝,一位著名的佛学、儒学以及风雅文学的信徒。

〔79〕李延寿:《南史》(译者注:原书据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现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同),卷72,193页。

〔80〕一种每句由五言或七言组成的诗。

〔81〕姚思廉:《陈书》,卷27,38页。

〔82〕仅次于皇后的妃嫔。但这位不同凡响的张丽华贵妃,据史书记载,极具魅力,美丽聪慧,深得后主宠幸。

〔83〕低于贵妃的妃嫔。

〔84〕姚思廉:《陈书》,卷7,15~16页。

〔85〕同上书,卷6,14页。

〔86〕另一位以抨击烦琐的儒家礼教和曹操本人而闻名的名士。

〔87〕范晔:《后汉书》,卷100,242页。

〔88〕例如,他写了一篇《难自然好学论》,称六经无足称道,均儒生捏造,以压抑人性,实际上没有人是本能地喜欢它们的。嵇康:《嵇中散集》,第7卷,2~3页,上海,涵芬楼,1927。

〔89〕李世民等:《晋书》,卷49,159页。

〔90〕同上书,卷70,218页。

〔91〕萧子显:《南齐书》(译者注:原书据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现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同),卷53,97页。

〔92〕罪大恶极之人所入的最底层即第八层地狱。

〔93〕姚思廉:《梁书》,卷48,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