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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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汉代，中西已有交往，但直至元朝西方文化并没有得到较大规模的传入。如我们前面所说，明王朝的兴起，标志着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得到有力的恢复，从而又结束了这一传入过程。在此，我们只简要回顾一下明、清两代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是如何运作以抵制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和科学传入中国的。
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东西方的接触是由于航海术的进步和欧洲天主教的东渐运动。这一切又起因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尽管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紧随着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发现和移殖之后，但中国人不友好的态度却阻止他们早期随商人进入中华帝国。在中国的真正传教活动，是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和他的同僚们开始的。利玛窦于16世纪80年代后期到达东方。
在研究先前传教士遇到的困难并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以后，这些耶稣会会士发现传教的阻碍来自于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一方面猛烈地攻击佛教，另一方面积极地同儒生阶层交往，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儒生，并自称西儒，还力陈耶稣基督的教义与《四书》和《五经》并行不悖。
即便是这些策略也难以赢得儒生阶层的兴趣和首肯。利玛窦起初到达陪都南京，却在一群儒生的迫害下被迫离去。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到1599年，利玛窦和他的同僚才在澳门以外拥有了7名成员和3个传教点。
最终他的机会来了。当时，明王朝在沿海倭寇侵扰和日益强大的清王朝的威胁下，几已筋疲力尽。其经济崩溃，军力衰弱，一如宋仁宗之时。儒生阶层由于其知识生活的传统鄙视武人，耻言经世致用之学，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一旦山雨欲来，便束手无策。这一切激起了布衣儒生对当时知识生活的强烈反响，从而产生了下一节我们将要提及的清初汉学。与此同时，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首的一小批儒生，坚信耶稣会士的科学技术可以安邦兴国，使当时中国的知识生活起死回生。
在他们的帮助和建议下，利玛窦及其同僚于1601年抵达北京。在那里，利玛窦使用了他在其他几座城市取得成功的办法，即运用欧洲的科学知识以赢得学者们的好感。而且，为了在言谈举止上更像儒生，他通过勤勉地学习和运用，很是谙熟儒家经典。因此，他得到朝廷的接纳，而西方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和基督教首次相当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到1605年，北京的新教徒超过200人。潮州的传教活动深入到边远乡村。洗礼已公开举行，并具有相当仪式。入教前，新信徒或者根据教士建议的形式，或者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公开忏悔。
所有这些，种下了我们随后将要提及的著名的礼仪之争的种子，并导致了1606年传教活动的暂时倒退。1610年，利玛窦去世，但第2年朝廷又进一步认可了传教活动。这是由于利玛窦的远见。某个时间以前，他注意到历法在中国政治、农事、社会和商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敦促耶稣会选派一名天文学家来华。1606年，熊三拔来到中国。就在几年前，钦天监除了出现许多小错误外，还误报了一次日食。1611年，朝廷诏令传教士改制历法并翻译欧洲天文学著作。熊三拔在徐光启和其他中国基督教学者的监督和协作下承担了这一任务。耶稣会会士在朝廷的这一巨大进展，直接危及儒生天文学家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1616及1622年两起教案。据赖徳烈记载：
1616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教案。案件起因多少有些模糊，但主要的煽动者是与礼部〔37〕有联系的一位官员。他对当时居于南京的王丰肃神父怀有特殊的仇恨，也可能嫉妒一些天主教的中国学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南京礼部禀呈皇帝，指责他们蛊惑人心……并与澳门的外国人图谋不轨。神宗下诏，押解传教士至广东，以待遣返。……
显然是由于同一具有敌意的官员的指使，1622年教案再起，传教士又被迫逃离或隐藏起来。提出的理由又是基督教徒蛊惑人心。〔38〕
从既得利益的角度来看，导致教案的原因一目了然。从一开始，明朝钦天监中所有重要职位均由通晓天文的儒生担任。加之，日历是用来决定婚丧嫁娶等生活事务的吉凶日期的，所以一般来说，这些儒生天文学家又是礼仪专家。如果我们记得如前所说，明代、特别是明末儒生阶层是怎样发展壮大，政府职位对它的成员又是多么重要，儒生的特权又是如何植根于儒学和儒家文物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与礼部有联系官员对王丰肃的敌视。因为他拥有更精深的天文学知识，和熊三拔一样有资格作为钦天监的适宜人选，成为儒生阶层的竞争者。所以，这种敌视毫不“特殊”。
当这些儒生为其既得利益而战斗时，明朝军队却在朝鲜遭到手持火枪火炮的日军的小挫。此外，阻止满族扩张的军事行动，也迫切需要先进的武器。这种时势虽仍未使朝廷解除对基督教的禁令，但中止了迫害传教的活动。1622年，著名的耶稣会士罗如望、阳玛诺和龙华民从澳门被召至北京督铸大炮。第2年，艾儒略、毕方济等人也加入其中。由于这种必要，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日益成长。例如，1620年，由22名传教士带入中国的7000多册有关天文学、历法、数学和其他方面的科学著作，交给了中“西”儒生进行翻译。〔39〕这样，基督教就在儒生阶层的不断抗议和攻击下，逐渐得到发展。
崇祯皇帝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庇护者。他在位的17年（1627—1644）中，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挽救面临崩溃的经济情况，先后撤换了50多位宰臣。继位伊始，他便召回因支持耶稣会士而遭儒生阶层攻击致仕的徐光启。对他陈述的训练军队、改善政府财政管理以及修订历法的主张，崇祯帝深信不疑。4年后，徐光启晋升宰辅，但在第2年像王安石晚年一样，郁郁而终。徐光启死后，儒生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极力反对传教士和崇祯皇帝。由于他们盘剥过甚，民众忍无可忍，乃揭竿而起。据记载，为了报复，起义军两位最强大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嗜杀士人。张献忠甚至曾一度在他所辖地区佯装举行科举考试，杀掉了所有应考的儒生。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在孤立无助的心境中自尽。随后清入关，取代明朝，有如探囊取物。虽然自1644年起清就已定都北京，但直至1662年晚明余烬才在南方熄灭。
在这些岁月里，传教士的处境如何呢？赖德烈的记载如下：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传教活动蒙难是意料之中的事。可说来奇怪，它们竟壮大起来。……
在此争夺的岁月里，基督教不仅在敌对的皇室宫廷中有所进展，而且已遍及许多省。……可以肯定地说……教堂迅速增多，而长江下游和北京则是其根据地。有一种估计认为，1627年基督教徒人数为13000，遍布江西、浙江、江南、山东、山西、陕西和直隶，并且说又过10年，教徒人数已增至40000。另一估计认为，1617年教徒人数为13000，1650年增至150000，到1664年增至254980。还有一个估计说，除云南、贵州以外，明末传教活动遍及各省，1663年，全国基督教徒为109900人。〔40〕
在这些年代里，不光是基督教，西方科学技术也得到发展。顺治2年，朝廷采用了传教士修订的新历。康熙年间，钦天监制造和使用了各种新式的天文观测仪器。而且，中国境内的平定，部分地、也许大大地是由于耶稣会士南怀仁大规模地督铸大炮。
这都是些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儒生阶层一盘散沙，孱弱无能。随着时光的流逝，由于和平的重建，科举制的实施，儒生阶层的实力得到迅速地恢复。1691年，儒生们通过浙江省开始了压制基督教徒活动，除1所外，关闭了所有该省教堂。
虽然皇帝
康熙并非不友好，但礼部的那些人，可能由于儒家学者的保守特性，却积极地反对异域信仰，鼓吹更大的限制而不是更大的自由。〔41〕
不过，由于耶稣会会士在修订历法、铸造大炮、协办外交上的贡献，仍然赢得了皇族的支持。直至1706年长期酝酿的礼仪之争爆发以前，基督教一直在中国发展。
何谓礼仪之争呢？如我们前面所说，从利玛窦时起，耶稣会会士就开始有意识地使他们传教方法适应于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结果，1615年以前，除其他问题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谴责敬孔祭祖的仪式，并禁止基督教徒参加此类仪式？或者把这种仪式当作并无宗教意义，至少不违反基督教信仰而加以容忍？或者，传教士还能否采取第三种立场，即一方面谴责仪式中的某些部分，同时允许基督徒参加某些经过修改的仪式，并让他们凭良知最终放弃这些仪式或对其作出进一步的修正？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利玛窦采取了温和的立场，认为敬孔祭祖仅具有世俗意义，只要帝国法律要求，基督徒可以参加。后来所有的基督会士似乎均沿袭这种立场。
但17世纪早期和中期以后，西班牙、法国其他教派的传教士开始在中国站稳脚跟。主要由于他们对耶稣会士的敌视，他们对仪式问题采取了大不相同的策略。他们攻击耶稣会士不忠于信仰和教皇。1645年，教皇颁布禁令，禁止中国基督教徒参加儒家礼仪，他们和耶稣会士之间便出现公开冲突。经过长期的对抗，耶稣会会士逐渐失势，1645年禁令一次又一次被重申。到1706年，不仅儒生阶层，甚至康熙也忍无可忍，下令驱逐两派传教士首领颜珰和另外两人。这就为儒生阶层清除异端带来了良机。此后，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禁止措施一次次加强，规模也不断扩大。到1836年，政府彻底禁止了欧洲宗教。
与基督教的厄运一道，西方科学也在中国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对基督教迫害的原因何在呢？许多学者认为应归因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但谁是中国文化的卫道士呢？仍是统治阶级——皇室和儒生。如我们在第二、第四和第五章所述，儒家礼仪是被用来教化人民尽忠尽孝的；儒生认为，只有忠臣才是孝子。据此，忠凌驾于孝之上。只要人民群众通过长期实践这些礼仪，坚信不疑，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权就不会受到威胁。现在，一个外国的统治者教皇却来干预这种国家的伦理秩序，妄图以异域礼仪取代承载皇权的儒家礼仪，自然皇室尤其是皇帝们会改变直到17世纪末由于传教士的可资利用而支持他们的初衷，并决定与之斗争。
再者，作为儒家礼仪的最终权威的儒生阶层，它的大量声望源于只有它的成员熟谙这些礼仪；只要群众相信并遵从这些礼仪，儒生阶层就能永葆最高权威的声望。如今，传教士不想让中国人民遵从这些礼仪，我们不难设想，这对儒生阶层、尤其是礼部官员意味着什么。这便是1637年福建儒生巡抚施邦耀发布下面告示的动机之所在。现摘录于下：
自利玛特［窦］一人航海而来，阐扬其说，中国之人，转相慕悦，莫觉其非。本道细阅其书，大概以遵从天主〔42〕为见道，以天堂地狱为指归；人世皆其唾弃，独有天主为至尊，亲死不事哭泣之哀，亲葬不修追远之节。此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人道而禽兽者也。……
然其巧辞深辩，足新好异之所闻。细小技能，又能动小民之嗜好。于是穷乡僻壤，建祠立馆。青衿儒生，投诚礼拜。坚信其所是而不可移易。如生员吴伯溢，以缙绅之后，甘作化外之徒。
黄尚爱等，山野匹夫，妄为护法之众。本道廷问尚爱等，所以入教之故，则云：“中国自仲尼之后，人不能学仲尼；天主入中国，劝人为善，使人人学仲尼耳。”夫仲尼教人慎终追远，又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宁有亲死不哀，亲葬不奠，而可称为仲尼之教者乎？……
最可怪者，方具详闻，而生员黄大成、郭邦雍，忿忿不平，直赴本道，为夷人护法。极口称人间追远祭祀为虚文，惟天主为真实。……
此等情状，似不普天下而入夷教不已者！〔43〕
这正是儒生们惊惧之所在。如果中国人都成了基督徒而把儒家礼仪看作虚伪的形式，转而信奉天主，则儒生阶层的声望、权威以及政治经济特权都将一去不复返。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上述1706和1836年间的禁止基督教活动。但与此同时，以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企图日益加强。面临工业革命引发的欧洲扩张，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再也不能维持了。鸦片战争（1839—1842）、与英法的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4—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1900）等5次战争，以不断加剧的苦痛向中国人民证实了这一真理。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儒生认识到，必须深刻变革中国文化以应付这一危机，但整个儒生阶层却不肯放弃其既得利益。赖德烈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
多少年来，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已意识到：经过19世纪机器和工业革命的欧美列强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华帝国不仅能从侵略者那儿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要遏制西方列强，就得向他们学习。例如，容闳便曾说服政府派遣一批留学生赴美，杰出的总督李鸿章和张之洞曾利用西方学术和设备，还有少数西方学科被谨慎地引入中国文官考试科目。偶尔也有些激进分子鼓吹更广泛的改革，他们往往被政府侧目而视。可是，就整个国家而言，仍然走着一条由积习难改的读书人阶层引导的老路。有时，这个阶层也受到外国人刺激，但仍然高度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漠视外面世界发生的事物的重要性。〔44〕
在此，我们不想详细地讨论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如何抵制西方文化的全部情况，只举几个最重大的事例予以说明。
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得到很大的恢复，再一次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惧，并导致1845年和1856年间一系列排挤基督教运动，从而引起与英法联军的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另一方面，也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如柳诒征指出，这次起义是一场阶级冲突，对它的镇压是维护儒学亦即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45〕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是否真实。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是广东人洪秀全，同本书涉及的这2000年中大多数起义者一样，他出身卑微，在科举考试中不利。可他天资聪颖，16岁以前即能记诵《四书》、《五经》及其他儒家著作和大量的古典诗文。周围的人对他寄予厚望，希冀他能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戚友也能得益。1836年，24岁的洪秀全科场失意后，两次遇到两位传教士：一位年老的英国教士和一位中年的中国教士。他们在广州街头传道，送了他一本称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他浏览一遍，并未太在意。第二年，他又在考场失意。他十分沮丧，回家后大病了一场。由于用《圣经》语言写成的《劝世良言》激起的新梦想的刺激，他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金榜题名的美丽旧梦和科场失意的悲愤，在他内心深处滋生出一种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方能解释的经历：
初，秀全于三月初一日因在省得病，乘肩舆抵家，即卧床不起。……
子夜间……忽见一龙、一虎并一雄鸡走入室内，又有多人奏乐近前，共舁一华美大轿来，请其乘坐。秀全登舆，任人舁至一光明而华丽之地。即有许多高贵男女，敬礼欢迎。出舆后，有一老妇，导其至一河边，诟其污秽不堪，乃为洗净全身。既毕，彼乃进一大宫与年高德劭者多人偕，其中有古代的圣贤。于此，彼等剖其腹，取出心肝五脏而易以鲜红簇新者，……彼复与各老人相持入一大宫，四壁均刻有格言古训。继进一极美丽之大殿，其中有一金发皂袍之老者，巍然屹立于最高宝座。一睹秀全，老者即双目流泪云：“世界人类皆我所生，我所养；人食我食，衣我衣，但全无心肝来记念我和尊敬我，甚至有将我所赐之物去拜事鬼魔的，又有故意忤逆的，至令我恼怒。你不要学效他们啊。”辞毕，即授秀全以剑一柄，命其用以铲除魔鬼，但慎勿妄杀兄弟姊妹；又授以印玺一方，用以治服邪神；继复赐以金黄色美果一枚，其味甜而甘。
秀全一一拜受毕，即开始苦劝同在之各人敬拜老者。有人听其言而答曰：“我们对老者确不尽本分了。”另有他人云：“为什么要尊崇他呢？我们且同朋友们去饮酒作乐罢。”
秀全见各人心肠冷硬，如是继续劝导，以至泪下。老者复对彼言：“奋勇放胆去干这工作啊！如遇困难，我必助佑你的。”未几……言毕，即亲引秀全出，命其由上俯视，并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反心？”秀全俯览全世，芸芸众生，所有罪过苦难，一一在目，其形状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
秀全既醒，中心大怒。……诣其父处，……告曰：“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人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的了。”言毕，复卧。
以后陆续得见其他同样的异象和奇梦。彼常见一人，年约四旬。秀全呼之曰“阿哥”。其人复教其如何行动，并挈其环游各方以追寻妖魔鬼怪邪神，且力助其杀除之。
秀全又闻老者斥责孔子，致令其羞惭无地，默默不能置辩。……谓：“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又谓上帝以旧约、新约与儒书比较，痛贬后者。而天使皆罪孔子，孔子欲逃，众追回捆缚而鞭之，至孔子伏地哀求，卒以其功可补过，乃准其仍在天享福，但不得再下凡间云云。〔46〕
洪秀全处于这种梦幻状态约40日。病愈后，他开始过一种既符合孔子又符合耶稣基督道德教诲的苦行而高尚的生活，似乎是一尊活神。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直受到怀疑，但最近却得到了证实。〔47〕它非常忠实地表达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矛盾，尤其是那些已和基督教有所接触的不得意的儒生。他们认为孔子大概是教人行善的，但一般说来，儒生阶层却作为一个剥削集团存在于社会之中，并未遵循圣人的教诲。结果是，儒生阶层愈发展，其剥削程度愈深，老百姓处境愈苦。对此，一些具有人道心肠的知识分子岂能熟视无睹？可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安全保障，那些有能力且雄心勃勃的人通常力图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儒生阶层的一员，从而与古圣先贤相联系。然而，竞争是激烈的，而失败则意味着莫大的耻辱。像洪秀全这种被认为能够得中却也许是因为受歧视而未得中的人，心中往往引起强烈的愤恨和嫉妒。
一方面意识到老百姓的深深苦难，另一方面又对科举彻底失望，洪秀全同当时那些几乎只在穷人中布道〔48〕、宣称上帝和他们同在的传教士取得了联系。他渐渐地找到了出路，认识到了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洪秀全在幻觉中看到孔子受谴责却仍被允许留在天堂；他自己与年高德劭的古圣先贤在一起却认为他们心肠冷酷，无意行善；而他则顺天承命，救度众生，从而成为统治者。
可梦幻毕竟不是现实。6年后，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再度落第而归。他
气愤填膺，怨恨谩骂，尽将书籍掷弃地上，悻悻然、愤愤然，破唇大叫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49〕
只有皇帝才能开科取士。他意在成为皇帝，并统治统治阶级。正当此时，他在一位堂兄的激励下，重读了《劝世良言》。他将幻梦中见到的最可敬的老人当成上帝，称中年人为其兄长耶稣基督，而中国即天堂。他自信肩负着推翻清朝，统治中国并将之变为天堂的使命。于是他为自己及亲属施行了洗礼，捣毁了家中孔子和祖宗的牌位。然而因此之故，他激起了所在社区“正直”人士的反对，被迫远走他乡，和表弟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在穷人中活动和传教，创立“拜上帝会”这一带有宗教和革命双重性质的地下组织，以实现他登基的计划。他们的传教活动很快取得成功。从1845至1850年，他们已拥有以烧炭工人、饥民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集团组成的1万会众。3年之内，他们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起来，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南部，并在南京建立一个朝廷，长达12年之久。
统治阶级自然不能容忍这伙信奉基督教的叛逆。可是，清朝廷此时却发现自己已无一支可资依靠的正规军。他们腐败不堪，无法与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相抗衡。若非知识分子阶层的既得利益存在于儒学之中，并随时准备为之战斗，清王朝恐怕当时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即因此故
整个知识界对起义并不同情；对他们来说起义领袖的教义过于激进和神秘。这就终于导致了起义的失败。〔50〕
在儒臣曾国藩的率领下，由学者和山区“正义”农民组成的一支湘军在长沙兴起。这支军队的宗旨在曾国藩的檄书中清楚地表达出来，现摘录如下：
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
……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此又鬼神所共愤怒。〔51〕
除了曾国藩的檄书外，湘军另一位著名领袖彭玉麟的故事更明确地表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动机。他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说，他不要皇帝的高官厚禄，因为他从军只是作为一个志愿人员，为了维护纲常名教。〔52〕
1864年，曾国藩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天朝覆灭。又一场巨大的、雄心勃勃的变革企图，成为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的牺牲品。
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加在一起，极大地激励了曾国藩和他的部将李鸿章、左宗棠发动变革：学习西方造船术和制造枪炮。在19世纪后半叶，他们开始在沿海省份修造兵工厂、船坞，建设铁路，兴办电报和现代矿业。
虽然他们是强有力的人物，但为数太少，无力与整个统治阶级对抗。在给晚清大加赞扬西方文化的著名人士郭嵩焘的一封信中，李鸿章鲜明地表达了他在努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那些年代里是多么孤立无援。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
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设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
其时丈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
“是年冬，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53〕
他接着指出，统治阶级之所以反对洋务运动，是因为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只知书法和作八股文〔54〕，即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两项主要条件。
另一个表明当时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抵制变革的恰当例子，是召回曾国藩和李鸿章支持的派往美国的教育使团。为了拥有不断增多的修铁路、架电报线、造军舰、生产大炮和弹药的工程师，大约在1870年末，曾、李接受第一位受过完全美国教育的中国人容闳的建议，发起一个计划，每年派30名精心挑选、年龄在12～16岁之间的青年赴美留学15年。这就是赴美留学教育使团。
为确保这些青年不为“西学所蔽”，为使他们保持儒家的忠君思想，一位以虔心儒学、坚持儒礼而知名的儒生陈兰彬被任命为监督，和容闳共同指导这些年轻人；另外还有一批中国教师随团教授中文和儒经。根据规定，这些学生还得时常聚会，聆听圣旨，并朝着北京皇帝所居方向举行朝拜。
但是，这些学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日益美国化。容闳赞同这种与中国习俗的彻底决裂，而陈兰彬则强烈反对；他的不利报告在国内引起对使团的猛烈批评。其结果，清朝指派了一名新监督，容闳则被委任为中国驻美公使，仍协理教育使团事务。现在，让我们引述两段关于这位新监督的记载，来看看他维护其阶层既得利益的用心，是如何导致教育使团被召回国的。其一是：
从他抵达之初……便就使团的管理和学生的非中国化的行为向北京发送了一连串不利的报告。……中国学生悠哉游哉的举止使他大为震惊。他深感他们已经丢掉了构成中国官吏阶层的儒家学者所具有的全部品质。……他们对构成中国整个教育基础的中国经典，所知甚少，也毫无兴趣。〔55〕
第二个记载则更为生动。
光绪［1875—1909］六年，南丰吴惠善为监督。其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接任之后，即召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但无敢言者，独容闳力争无效，卒至光绪七年，遂将留学生一律撤回。〔56〕
这些儒生的恐惧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些青年人在美国逗留越久，就会越不尊重他们。所以：
当留学生初回国时，他们所受待遇，就好像由于他们去美国的长期居留，已使他们不适于为祖国服务。组成官吏阶层的儒生，认为他们不过稍强于苦力而已。平等地对待他们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终于升上了重要的职位；以官阶而论，绝大多数人一直是官卑职小。……
对于这批所受教育和形成观念与儒家学者的传统理想迥异的留学生，官吏阶层一直抱有敌意。事实上，赴美教育使团的留学生回国时遭遇的困难，反映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作出的首批反应。〔57〕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过，尽管统治阶级可以抑制这批青年人的上升，却难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1884年至1895年间，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两次俱遭败北。这便激起了另一次洋务运动的浪潮。这个时期的领袖人物是张之洞，他已认识到变革势在必行。在他的庇护和鼓励下，数万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可不幸的是，他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过于根深蒂固，无法根除。这就是他为什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口号的原因。换句话说，他想利用西方科学技术来延续他在其中具有大量既得利益的中国社会制度的寿命，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父为贵州巡抚，其堂兄高中状元。1863年，张之洞参加科考，名列进士一甲，使其仕途一帆风顺。
所有这一切，使得张家一时声威卓著。全面的变革对他意味着失去太多太多。所以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帮助下立宪维新时，尽管张之洞希望实现现代化，可他还是退缩了，转而支持保守的慈禧太后，又一次重大的、雄心勃勃的变革努力在百日之内失败了。两年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变革的必要性日益明朗，经过多次犹豫和无数争辩，古老的儒学科举制度终于在1905年被废除，开始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但儒家经典仍是新式学堂的必读之书。
随着清朝覆灭和辛亥革命的胜利，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形式上宣告结束。但是，真正的反儒学运动，直到肇始于1917年胡适、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时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