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朦胧诗”的发展历程与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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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朦胧诗的先导——6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的地下诗歌，前文中已作了追溯，这个时期实际上可以视为一个“前朦胧诗”时期。在这一时期，除黄翔、食指和“白洋淀诗群”中的诸诗人外，北岛、江河、舒婷和顾城等也都在70年代中期以前写下了他们的第一批诗作，如北岛的《回答》（1976）、顾城的《生命幻想曲》（1970）、舒婷的《船》（1975）等，它们都已具有典型的朦胧诗特征。
从1979年到1983年，朦胧诗发展进入了公开诗坛，开始了它的影响与论争时期。1979年，《星星》复刊号上出现了顾城的作品；1980年5月，《福建文学》公开发表了青年女诗人舒婷的诗作，并随之展开了讨论；之后，《诗刊》又组织了第一届“青春诗会”，同时发表了舒婷、顾城、江河等人的诗，这标志着朦胧诗已开始以它的“边缘部分”进入公开诗坛。不过，上述刊物所发表的作品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艺术风格，即那些与“主流文化”不甚抵触的作品；而另一些更加充分地体现他们的个人审美风格和先锋艺术倾向的作品，则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所以，紧接着便出笼了章明的文章，“朦胧诗”由此得名。这一时期，朦胧诗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一方面它们在实际上广泛传播，充当了推进新时期艺术变革的真正力量，深受读者欢迎认同；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却又总是受到指责和批评，甚至在1983年底被迫在公开诗坛一度消失，而与此同时与朦胧诗持同样主题的“伤痕”、“反思”与“改革”文学，则由于其较多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形式而不断推进，并获得了“正统”和中心的地位，两相比较，的确是很令人深思的现象。
这时期在公开诗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朦胧诗人是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傅天琳等人，与他们同时，北岛与杨炼的名字虽然在权力诗坛上鲜有机会显露，但同样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
江河，原名于友泽，生于1949年，世居北京。其诗作中最主要的是一种“类政治抒情诗”，这些作品从形式上看并不新鲜，语言风格也不陌生，它们和“文革”时期以及此前的主流诗歌传统之间可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很像“朗诵诗”。但是在这种并不新鲜的形式下，却蕴涵了不同的思想和立场，在《没有写完的诗》、《纪念碑》、《祖国啊，祖国》等诗中，作者将一系列重大的时代命题直观和形象地展现出来。前者是就张志新、遇罗克等事件所作的深邃的历史思考，作品明显具备了高于流行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反思视点，同时也注重了理性内蕴与悲愤激情的结合；在艺术上也富有新意，运用了场景切换、叠加和意象刻画等一系列手法，取得了宏伟壮阔又幽深细密、激情澎湃又冷静深沉的艺术风格，具有撼人的艺术魅力。后两首诗在题材选取上更为广阔，超越了对具体事件的陈述，而达到了畅想式的抒情、哲理式的思辨的境界。由于思想与形象以及情感的较完美的结合，使得这两首诗成为继北岛之后最具有代表性的反思主题作品。而且，与北岛的沉郁和绝望相比，江河的诗更表现出对民族觉醒的殷切期望，战斗超过了绝望，民族更重于个人，这使得江河的诗更容易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
江河的另一类作品是他后期的“文化寻根”作品，有人称之为“现代史诗”，其代表作是他的以中国古代神话为原型所创制的《太阳和他的反光》（1984）。这首结构宏伟的史诗性作品贯穿了十分庞杂的哲学意识，以大量古代神话传说为载体，复活和再现了先民的生存形式、生命形态与文化精神，堪称“文化寻根”诗歌的总结性作品。
顾城，生于1956年，祖籍上海，成长于北京、山东等地。1987年出国，旅居新西兰等地，1993年9月在新西兰希基岛寓所涉嫌杀死了妻子谢烨，同时自缢身亡。顾城是朦胧诗人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的诗较少关注社会历史，而更多地关注内心，由于其作品充满大量自然意象和其特有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曾被称为“童话诗人”。顾城的诗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少年时代生活的追怀和对生命的咏唱，比如他十几岁时写的《生命幻想曲》，活画出一个孩童对生命奇异的理解和向往；再如《游戏》，写了一个孩童时代的“错误”，将少男少女的情感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这类作品在顾城作品中占有较大数量。第二类是以他自己特有的委婉方式反思时代的作品，《一代人》虽只有两句，但却集中地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生命历程与心灵觉醒：“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有一些作品更委婉地表现了旧的时代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和阴影，《远和近》堪称是一首代表作。这首诗曾被指斥为过于晦涩和“朦胧”，但它的表现力却是相当新颖深刻的：“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人与自然事物的关系更近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能不是对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性坍塌的一个准确概括。第三类是顾城作品中最具探索倾向、也最受指责和最多争议的作品，如《泡影》、《感觉》、《弧线》等。这些作品强调直觉感受、瞬间印象，用一些并无确定意义的意象来表达这些意念和情绪，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与歧义可能，如《弧线》：“鸟儿在风中/疾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各个意象和段落之间互不关联，造成感觉的陡转跳跃，给人以较强烈的瞬间印象。
不过，在童心和自然意象的背后，顾城也在他的诗中潜藏下了浓厚的忧郁与死亡情绪，这使得他的作品在轻柔和浅近中又蕴涵了黑暗与深渊的倾向，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深度与哲学意味，超出了“童话”的范畴而具有了“预言”的性质，也使他具有了成为“精神现象学意义上诗人”的可能。比如在《我的心爱着世界》等作品中，都隐约可以看出他的暴力与死亡冲动，看到他固执的悲剧性自我想象与难以自拔的深渊冲动：
我的心爱着世界
她溶化了，像一朵霜花
溶进了我的血液，她
亲切地流着，从海洋流向
高山，流着，使眼睛变得蔚蓝
使早晨变得红润——
我的心爱着世界
我爱着，用我的血液为她
画像，可爱的侧面像
多像是一则预言，一则悲剧与死亡的预言。某种意义上，顾城是一个“至死未走出精神的童年”的诗人，一味沉入感觉世界，造成了他与社会的隔膜与疏远，以及“拒绝长大”的心理症结。人性和心理上的扭曲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总体上看，北岛与舒婷是朦胧诗创作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们二人分别代表了朦胧诗严峻的和抒情的、坚硬的和柔婉的、反叛的和传统的、现代的和浪漫的一面，自然，这样说又是相对的。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建筑工人，7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7年去国，留居欧洲和美国等地。北岛的诗作从内容上看大致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对一个清醒的、孤独的觉醒者的自我描绘与内心表达，对一个在混乱迷惘的年代里“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形象的自我想象。《岛》可谓是一帧自画像：
你在雾海中航行
没有帆
你在月夜下停泊
没有锚
路从这里消失
夜从这里消失
…………
——这是禁地
这是自由的结局
沙地上插着一支羽毛的笔
带着微温的气息
“啊，棕榈/是你的沉默/举起叛逆者的剑”。假如说这是默然的独白，那么《回答》等诗则是宣言，它明确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的判断和自我的选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类“箴言”般的富有思想含量的诗句曾广为流传，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界碑或道德与生命的格言，其影响可谓难以估量。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北岛以较少数量的作品，以及并不比其他诗人更多的思想含量，却获得了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一个原因，他的格言式的诗句释放了比诗歌本身更大的召唤力量：“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样的诗句无法不成为新的理性与价值观的代表和象征。北岛类似的作品还有《陌生的海滩》、《恶梦》等，这些诗同样以“波西米亚式”的陌生风格、流放者或“十二月党人”式的自我形象，带给读者以同情和震撼、认同和折服。
对社会正义的呼唤、对道德价值和生命人格重建的吁请，是北岛诗歌中最为珍贵和感人的声音。假如说《回答》是与旧时代的决裂，那么《宣告》则是对英雄主义人格与使命的确认和承担：“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从星星般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与之相似的还有《雨夜》一诗中的著名诗句：“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正义的力量与人格的光辉，在这里达到了交汇互融的完美之境。这类作品还有《结局或开始》、《走向冬天》等。
北岛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对时代和历史的反思中的悲观主义态度，冷酷的决绝和深邃的痛感，使他与所有同时代诗人相比，表现出了更大的深度、胆识和人格魅力，这是他给时代留下了更多精神财富的一个原因。在《古寺》、《一切》等诗中，他毫不隐讳自己对现实和历史的绝望，“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命运……”时间最终证明，这些诗句及其所负载的时代情绪，更有可能通向普遍的精神背景与哲学命题，并且使之焕发出常新的魅力。
除此之外，北岛还写有不少与上述现实处境相似的爱情诗，它们往往与“逃亡”的危险情境相呼应，因而更容易生发出某种“秘密”的故事性与现场感，更有一种令人神往的魅力，如《无题》、《爱情故事》、《黄昏·丁家滩》等。
从艺术上看，北岛的诗作具有黑色的质地与冷峻的风格，用思想引领情感和情绪，所以读来充满质感和力度；同时思想又借助那些阴冷的形象而产生感染、震动与“惊悚”的作用——如同本雅明在阐释波德莱尔的诗歌时所强调的，他的诗有更多的现代主义特征，具有“游荡者”、精神异类、社会边缘人和局外人所生发的秘密性与情境感，同时多运用隐喻、暗示、象征、跳跃、切换、变形等手法，在语言上使用冷色调的处理，注重形象的深度设置与知性内涵的强化，这些都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除此，他还特别注意对具体事件和背景的有意抽离，使形象、事件陌生化、抽象化，并因而富有歧义和弹性，如《雨夜》、《迷途》、《黄昏·丁家滩》、《你说》等，都具有了“多解”的性质，它们既可以使人在爱情主题之外有多种理解，同时又可将每个读者的人生经验代入其中，因之更具想象空间与艺术感染力。北岛的诗还创造了一套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的、完全不同于“文革”诗歌和十七年诗歌的特定意义与风格的意象符号，这种新型的话语方式，对整个新时期诗歌的语言变革有着至为关键的启示与开拓意义。在北岛的诗中，“黄昏”、“海岸”、“星星”、“沙滩”、“帆”、“船”、“夜”、“乌鸦”、“凶手”等一类词语构成了一个特有的冷色调的象征语义系统，并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全新语境。与此同时，北岛还十分注意对鲜活的意象创造。如“消失的钟声/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扩散成一圈圈年轮”，“乌龟在泥土中复活/驮着沉重的秘密，爬出门坎”（《古寺》）；“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结局或开始》）；“夜，迎风而立/为浩劫/为潜伏的凶手/铺下柔软的地毯”（《岛》）等。北岛还构筑了一系列巧妙的意象构词，如“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晾在沙滩上的阳光”、“乌鸦，这夜的碎片”、“绿色的淫荡”、“贫困的烟头”等，这些都为后继者提供了鲜活的艺术启示，为当代诗歌的变革前进起着艺术的导引作用。
舒婷，1952年生于福建漳州，后一直生活于厦门。1969年下乡至福建西部山区，1972年返城，做过纺织女工、建筑工等。1979年起在《今天》和《福建文学》等刊发表作品并引发关注。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散文集《心烟》等多种，其中《双桅船》曾获全国第一届新诗集优秀奖。多次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诗人。
比较北岛，舒婷的一部分诗歌更接近时代的主流价值。如果说北岛表达了悲观主义的绝望，作为女性的舒婷则更带有唯美倾向和“过渡时代的理想主义”的特点，时人评述她的诗“忧伤而不绝望，沉郁而不悲观”，“是软弱的，又是坚强的”，“忍受着失望，又怀着胜利的信念”(50)。充满对价值寻找的渴望。同时，她的诗也不像北岛那样以思想表达为主，而是以情感诉说为主，富有鲜明的感性色彩。所以在新诗潮中，她应是一个最典范的带有“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色彩的抒情诗人。
舒婷诗作的内容特征首先是对苦难中理想的追寻。她的诗在风暴与沉落中没有丧失对信念与价值的坚守，从未对历史正义性和自我价值表示怀疑，甚至还闪烁着传统的社会理想精神。在这方面，她的名篇《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可谓是代表，这首诗将个人命运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唱出了忧伤中的希望和沉重中的信念，充满了献身的理想精神。“我是你簇新的理想”、“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涡”、“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这样的情绪同80年代初期蓬勃向上的主流文化达成了某种和谐，因而曾备受赞赏。此外，像《珠贝——大海的眼泪》、《这也是一切》，甚至《双桅船》和《致橡树》等作品，也都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即对自我价值的确信和歌颂，对理想、理性、未来的再确认。
但在这类作品之外，是舒婷作为一个新诗潮诗人写作主题的核心部分，只是这一部分由于前者的放大和遮蔽，被人们长期予以漠视和忽略了。这就是与其他朦胧诗人相似的对生命自由人格的追寻，对传统道德理想的反思与背叛。比如《船》，这首诗便表达了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和对人格废墟的凭吊，一只与海岸线咫尺相望的小船，竟无法属于自由的大海，只能留下永久的叹息。诗人疑问：“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流水线》一诗曾受到过指责，它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一种现代思考，表达了对沉重的秩序中人性失落的担忧，“惟独不能感受到我自己的存在”。舒婷的一些写爱情的作品主要传达了自由与独立的意识，如《神女峰》，它的“宣言”是高亢和悲壮的，情感与观念表达也淋漓尽致，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见证当代中国情爱观念的历史性变革的作品。《雨夜》等也是这类作品，“我忍不住/真忍不住……”同这些作品相比，另一首《致橡树》虽属名篇，但有稍显概念化之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有点刻意装点以获取合法性的嫌疑了。
除此，对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的呼唤和肯定，着意表现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友爱、信任、关心、尊重、支持、爱护的渴望，将人性美理想化和诗化，并以此来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反思，也是舒婷作品的重要内容。《风暴过去之后》、《一代人的呼声》、《这也是一切》，以及许多“赠答诗”都属于这类作品。
舒婷的诗充分表现了女性情感特有的细腻和温柔，表现出女性心理的曲折和复杂，其中既充满了迷惘，又透示着坚韧；既弥漫着忧伤，又洋溢着欢乐；既欲打开倾诉的闸门，又常常犹豫不决，充满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这在《四月的黄昏》、《路遇》、《雨别》、《无题》等诗中尤为突出。
历史地看，舒婷诗歌的另一个意义，是明显地标志着当代中国诗歌由浪漫主义时代向现代主义时代的过渡。一方面，她是一个典型的抒情诗人，其情感典雅端庄，追求崇高和优美的品格；同时她又是一个用现代主义、尤其是象征主义手法写作的诗人，用感觉、意象、暗示来说话，较少直率的表露。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其感觉或印象主义的色彩，许多作品对事件和情景不作具体直观的叙述，而用片断的感觉和联想来表现，如《往事二三》：“一只打翻的酒盅/石路在月光下浮动/……桉树林旋转起来/繁星拼成了万花筒。”《墙》：“夜晚，墙活动起来/伸出柔软的伪足/挤压我，勒索我/要我适应各种各样的形状……”二是“通感”，感觉的转化、结构的多变和跳跃，产生扑朔迷离的色彩和意义的扩张与辐射，如《路遇》：“凤凰树突然倾斜/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三个跳跃很大的段落，分别暗示了三种情绪与感觉阶段。除此，同北岛一样，舒婷也创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象征符号系统，推动了诗歌语言的变革，只不过这些象征意象的特点更具有温和优美的色调，而不像北岛那样灰冷。她的“船”、“帆”、“树”、“花朵”、“黄昏”、“大海”、“星星”等，展示了朦胧诗语言形象、丰富、典雅、优美、抒情与蕴藉的一面。
朦胧诗在1980年至1981年前后经历了它的高潮时期，在1983年以后，由于来自它内部和社会外部两方面的原因，逐渐走向了沉落。从外部原因上说，一是社会环境氛围的不断发展，使支撑朦胧诗典型的反思批判的启蒙主题之原有的社会背景已不复存在，朦胧诗作为一个时期的诗歌代表不免有时过境迁之感；第二，由于某些社会政治的原因，朦胧诗又因为与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产生了瓜葛，一度被视为政治上不和谐的，甚至是对抗性的力量，所以朦胧诗在事实上遭到了人为的压制与禁止。从内在艺术原因上说，朦胧诗在经历了它的第一个明显的潮头之后，也面临着新的分化、瓦解、发展和深入。所以，在1983年底以后，一部分诗人基本上暂停了创作，如北岛、舒婷、顾城等；另一部分诗人则转向了更为深入的“文化寻根”主题的探寻。朦胧诗的发展进入了它的低落和转折深化的阶段，所以也有人将这段历程叫做“后朦胧诗”时期。
表面上看，朦胧诗的退场和消失似乎同1983年秋冬“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同论争中支持倡导者一方的“失败”有共同的命运，但事实上这样理解未免又太拘泥于皮相了。如果这样看，代表了新的变革与发展方向的新诗潮似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然而实际上，朦胧诗的退席与其说是被“逐出”场外，不如说是时过境迁，剧目已换，舞台与灯光已经移向了别处。尽管对所有的朦胧诗人而言，这样的结局是他们所不情愿的，但说他们是功德告成光荣引退也并不过分。本来作为“朦胧诗”的出现和被命名就是表明了新的审美艺术方法对旧有习惯的超出和抛弃，它原本就是一个“接受现象”；而它的消失并不说明它本身艺术方法的最终失败，恰恰相反，它说明新的审美艺术追求已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当人们的接受水平已实现了历史性的恢复与提高之后，困难已不复存在，“朦胧”感也就消失了。所以，朦胧诗的消失恰恰说明了接受障碍的消失，这正是新的艺术原则的最终胜利。而在朦胧诗“殉难”之后，它所取得的艺术成果实际上已为整个艺术界所广泛接受。这正像徐敬亚在1988年所描述的：“在朦胧诗的探索光荣而悲惨地‘饮弹身亡’之后，它的阴魂开始附向其他的门类，或者说核变后的辐射开始了。小说在1985年的各种繁华‘时髦’的先锋局面，不能不说大量地得益于朦胧诗的引爆。情绪化、意象化、意识的跳跃流动、主题空间的层次等探索，无不表现出朦胧诗1980年前后的发难状态。五年前，朦胧诗敲开了板结意识的大门。五年后，小说的大军得到了洒满鲜血的宽阔道路。”(51)这是多么富有戏剧性的历史运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