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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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历史学家把史料整理成可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往那些事件中充入一个综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这正是他们的著作的效果之一。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
……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的方式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人与历史的距离亦近亦远，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
——苏童：《后宫·自序》
一、背景：历史理性的瓦解与困惑中的追问
对历史文化的执著，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一个斩割不断的情结。对现实的焦虑和不安，使他们渴望到历史中寻求答案和出路，并找回民族情感上的自尊。这就注定要将这个年代文学的空间引向历史。在80年代中期，整个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关于历史、文化、民俗与宗教研究的热潮。然而，在这场研究的热潮中，关于它的“目的”性，却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与转移，在一度时间里，写作者相信，他们对祖先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寻找可以直接服务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与文化重建，这一点我们从1982年至1985年的许多诗人和小说家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出。然而事实上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这样一个目的却难以得到实现，当他们把审美的目光投向某些积存了古老民俗与风情的“文化板块”和生活在这里的那些“先祖遗民”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心虚和困惑，难道这就是他们要重铸的民族文化精神？很明显，历史空间写作的目的必须“下移”，它不可能给中国当代文化的走向提供现成的范本，它所力主张扬的民族传统中的“感性生命精神”，也仅只能存在于审美的想象之中，写作只是追怀与献祭而已。当写作者一旦意识到这样一个矛盾，以及不得不面对将目的下移的境遇时，他对历史的介入姿态马上也会发生变化，即介入主体突然“缩小”，他不再是当代民族文化实践的映像和“化身”，那种自认为可以洞穿历史的黑格尔式的“历史理性”与文化判断力瓦解了，消散了，他变得孤立、渺小起来，而他面对的“历史”本身却飘忽弥漫起来，成为一团谜一样的烟雾。这一点，只要我们将贾平凹、郑义、韩少功（甚至包括莫言）等人的“寻根小说”同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新历史小说”稍加对照，就不难得到证实。
知识背景的变化是文学新历史主义意识产生的直接原因。在原有阶级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当代文学曾诞生过包括姚雪垠的《李自成》在内的大量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但受到过于狭隘的历史观的限定，它们大都变成了某种“红色官史”的虚构，成了红色主流历史的演义，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历史因素则被排挤在历史和文学的文本之外，历史本身丰富的事实和丰厚的文化蕴涵被取消了，在《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等小说中，历史叙事成为了“党史叙事”的附庸物，甚至其关于“史”与“谱”的系统讲述，都必须遵循革命史观的阶段划分法。这种情况到80年代前期才有所改变，随着简单阶级论、庸俗认识论观念的瓦解和文化学方法的恢复与拓展，历史观念向一种客观和理性的方向发展，历史探寻的热情、寻求历史本真的理性判断与目的，以文化社会学、宗教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新的方法论为指引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历史观，成了历史文化与民俗研究热潮和寻根文学思潮产生的直接动因。但是，在上述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历史方法中，同时也包含了非理性的因素，比如由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观念延伸而来的一些思想，如关于人类爱欲是历史文明的“动力”的观念，种族记忆、集体无意识对民族心理结构的影响的观念等等，在给作家以启示的同时也都使他们产生深深的困惑。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由此而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由原来着眼于主流历史的“宏伟叙事”，转向了更小规模的“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叙事；由侧重于表现外部的历史行为到侧重揭示历史的主体——人的心理、人性与命运；由原来努力使历史呈现为整体统一的景观，到刻意使之呈现为细小的碎片状态；由原来表现出极强的认识目的性——揭示某种“历史规律”，到凸显非功利目的的隐喻和寓言的模糊化的历史认知、体验与叙述。这些都构成了寻根文学向新历史主义文学过渡的背景原因，及其审美特征。
在上述转折过程中，结构主义的理论启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很显然，在80年代中后期，“新历史主义”作为独立的理论方法尚未得到译介和关注，因而不能想象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股以“新历史主义”方法为指导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但是毫无疑问，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在80年代中后期却已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也正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基本方法。正像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新历史主义出自……后结构主义，出自米歇尔·福柯的历史编纂学”(1)。结构主义历史学与文化学的研究，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广泛地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在1986年和1987年就已经被陆续译介。同时，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的方法也渗透到历史与文学领域，它们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改变了人们关于文本的传统观念，看见了它内部的各个构成要素，并因此产生了对于文本同内容之间的关系的质疑和种种新的认识。反映在文学的历史主题写作中，就是一方面对作为“文本”的历史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同时又对作为“存在”的历史的真实性——“究竟发生了什么”(2)产生出强烈的兴趣，并努力寻求新的文本表达方式，这就“引起了逼挤正统和颠覆性的冲动”(3)，他们对以往的“主流历史”采取了不约而同的拆解态度，一改以往那种被动和屈从的“对由稳定不变的、结成一体的历史事实构成的‘背景情况’的反映”(4)，而转为采取那种类似福柯的“历史编纂学”式的“多种声音的奇怪的混合”的方式，由此，“全部的社会生活都在其最古怪、最细微末节的层次上”(5)得以再现。这样，文学便成了“一台记录文化领域里十分复杂的斗争与和谐的特别敏感的记录器”(6)，它由此获得更广泛和原本的真实。
这就是所谓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或者“一种文化诗学”的基本观念，所谓“历史”，是由一大堆“孤立的事件”，按照“类似文学文本”的“修辞方法”编排起来的“虚构体”，作为一个“修辞想象”，它生出的一个“关于历史的隐喻形式”——被我们“当成了历史”。这种颠覆历史的理解，一方面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怀疑历史的终极性与真实性，同时，也使我们对于历史的真相有了更多追问的冲动，以及解答的可能。
很显然，当我们把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同1987年以后的新历史小说，甚至在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中的某些作品相比较的时候，会发现种种惊人的契合之处。这并不是完全的巧合，也不纯然是我们出于主观的误读与比附，而是来自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符号形式哲学和结构主义等哲学方法的影响的结果，它们是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的思想和哲学基础，同时也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中历史与文化意识的更新。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作家和诗人们在理论上表现了令人惊叹的卓越直觉和敏感的悟性，比如早在1984年至1986年出现的“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和“非非主义”等第三代诗歌群体，就已经以相当自觉并且已经“消化”得很好的结构主义理论来导引他们的文化与语言策略了，尤其是“非非”，他们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中对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的阐述，实在已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国内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理论的认识深度。从这个角度上，说当代中国文学从80年代中期已出现了一个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的文学思潮，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臆想。
除此，现代西方某些史学流派观念的影响，也应是当代中国文学新历史主义观念的重要的理论渊源。如早在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田汝康等编选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其中收入了狄尔泰、雅斯贝斯、克罗齐等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的论著，他们的史学观念融合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计量统计学等各种理论，成为以福柯为代表的当代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前引和基础，这些史学思想同样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代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当代作家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