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先锋文学思潮的分裂与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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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启示录里，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里飞翔，因为生活的色调变得越来越灰暗。现代主义胜利的启示录里，黎明所展示的光彩不过是频闪电子管不停的旋转。如今的现代文艺不再是严肃艺术家的创作，而是所谓“文化大众”（mass culturati）的公有财产。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shock）已变成新式的时尚。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一、背景：相对主义时代的文化分裂与喧嚣
没有比90年代以来的文化处境更让知识分子焦虑的了，当代文化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他们再一次经历了从精神伊甸园被逐出的沉重打击。仅仅在昨天他们还自以为高居在真与美的殿堂，转眼之间他们就变成了无家可归、也没有精神价值可以据守的流浪儿。他们曾所竭力推进和引荐的各种激进的观念与事物，很快就变成了他们自己无情的反击者和敌人。在短短的几年中，当代文化语境的巨变，已迫使先锋作家与知识分子所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掀起的激进主义文化与艺术思潮，面临着分裂与逆转的局面。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场巨变呢？哪些原因和何种逻辑构成了这场巨变？
有四种原因，也是四种事实，大约是这场历史变构的构成要素。从发生的次序看，它们依次是：第一，启蒙主义的受挫和被商业文化的悬置。其中前者是不言而喻的，后者则是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当80年代初，尚作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曾使启蒙主义的背景、环境和人文内涵十分稳定和单纯，它用不着担心物质与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用不着批判物欲的膨胀和精神的沦落；相反，初步的发展所显示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反而使它富有蓬勃的朝气，并与主流文化理想互相兼容、协调一致，它所要做的，只是对妨碍改革与进步的旧的思想、观念和框框进行冲击和挣脱。然而在80年代后期，随着迅速发育并在90年代壮大起来的大众——商业物质主义文化的畸形膨胀和参与，当代文化的格局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商业文化三者之间，出现了互相交叉、互为牵制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中，以知识分子文化的地位最为不利。在80年代，知识分子由于其作为启蒙者的地位，其观念和话语曾作为全社会的精神理想而广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因此他们曾倍感处于社会与文化中心位置的有力和自豪，而在90年代，他们不但因为自己从原有的与主流文化的附属关系中独立出来而深感不安，更惶恐的是，大众因市场经济的作用已完全放弃了纯粹精神生活的空间，而成为商业物质主义文化的拥戴者和主体，没有人再对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和没有商业实利作用的话语方式感兴趣。换句形象的话说，精神广场上的群众已经走散，演说的舞台下已再没有掌声，因为群众已经去了贸易市场、证券交易厅，或者已经“回了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场所也从灯火黯淡的舞台搬回了个人的书斋与象牙之塔。在这种情形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却保持了和谐、兼容和互纳的关系，虽然无孔不入只讲实利的商业大众文化对主流话语也构成了“淘空”或“悬置”的作用，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它却构成了主流文化更安全和稳定的基础，它品位不高，但却实惠有效；藏污纳垢，却又有自我的制衡性，所以相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们更受主流文化的重视与欢迎，这样一种格局，就将知识分子的文化更加置于一种虚浮与悬空的地位，使之丧失了原有的明朗、自信和进取精神，使其自身在价值取向上陷入了矛盾与分裂。
第二，进化论神话的崩毁和相对主义的价值困境。由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逻辑所决定，一维的关于现代化的进化论神话曾成为“五四”、80年代等特定历史阶段的绝对性文化逻辑与价值标尺，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的精神与写作立场曾被赋予一种“绝对的价值”，然而这种现代性的语境在20世纪中国却注定要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并迅速转化为一种相对的和逆变性的价值情境。这种相对化的逆变性不仅来源于由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的近代科学文化观念的逻辑演变，而且还来源于20世纪中国文化一系列基本的二元范畴及其矛盾纠葛。诸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传统道德价值同商业文化价值之间的矛盾，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矛盾，启蒙激进主义逻辑同其内涵自然向下滑变的矛盾，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同众多其他文化方式在不同境遇中构成的各种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自身不但构成了对立的范畴，而且往往还互为交叉，这就使得这一总体结构与背景上的任何一种事物与现象都出现了“价值分裂”的倾向，在这种逻辑下，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任何两种对立的立场其内涵与形式之间都可能发生某种自动的“易位”。比如现今最为激进的理论形态，却常常表现为“反理想”和“反文化”的非前趋性、非将来时的“即时性”立场；而那些宣称“捍卫传统精神价值”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表现了鲜明的激进主义特性（张承志是不是一个代表？）。1994年到1995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悖论性质，在90年代的文化境遇中，究竟谁是正确的，谁占有了真理？每一种立场和努力都可能在事实上走向它的反面，人们对它们的判断也因之变得十分困难，比如从王朔等人到“新生代”写作中的某些文本，它们是有严肃而深在的潜文本呢，还是纯然的游戏之作？它们是痞子的呢还是先锋的？在王蒙的“躲避崇高”和张承志、张炜的“抵抗投降”之间，谁更接近真理和目的？尽管人们知道，市场经济在总体上是一种进步，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弊病，当人们面对它寻找自己的一种文化立场时，是顺应和认同呢，还是批判和抗拒？哪一种立场更具有实践意义？这种价值的分裂化和相对化，必然使90年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写作原则、审美价值取向发生尖锐的分裂、逆转和对抗。
第三，一个总体的“后现代”假象在上述背景上的出现给当代文化带来了深刻的误导。本来，当代在经历第一场文化解构——即旧式主流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的瓦解之后，应当致力于现代形态的人文精神价值的建立，应当在尽可能长久的时间里保持这种向上的和建设性的精神状态与文化格局，然而，为一维进化论和激进主义逻辑所驱使，在“新的就是好的”的盲目信条下，人们还没有认真考虑一下旧式权力文化瓦解之后应建设什么，就急匆匆地把当代文化的进程推进了“后现代”的门槛，并反过来以横扫一切、解构所有的急切而败坏的姿态拆除80年代人们的理想了，这是一次非常不幸的文化和精神的颓败的悲剧。
前趋和进转当然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必然逻辑，而且世界文化日益沟通共振的共时态也似乎为中国的“后现代进程”提供了合理依据，“文化工业”——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大众消费性艺术的蔓延、游戏机、广告、稀奇古怪的各种与市场商业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方式——也都在当代文化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然而，从当代中国实有的发展水平来看，却是无可置疑的“前现代”、“前工业化”时期，从这个角度看上述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工业”景观，无异于海市蜃楼式的幻影。在这些幻影上所创造的后现代主义神话，怎么能不使当代中国文化陷于虚浮和自我瓦解的困境呢？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几乎曾经成了当代文化精神溃退的一个合法性标志，它借着以“新”与“后”为标签的先锋外衣，将当代精英文化受挫后一度表现出的游戏倾向，连同大众文化的平庸趣味，甚至沉渣泛起的市井痞性等烩于一炉，统统将它们包装成一个“先锋性”的文化思潮，而事实上它们的甘于平庸、乐于破坏、耽于游戏的倾向不但没有什么本质的先锋性，反而更接近一种腐朽和没落的保守主义。可是一经包装，“你就非但不再有后退的羞耻感，反倒有一种‘前卫’的自豪感了”(1)。这不能不对先锋文学的分化和衰变产生直接的误导作用。
第四，文学本体的弱化、虚化、迷失同认识论方法的畸形发育与膨胀，也使得文学批评与文学运变出现了“众声喧嚣”的局面，各种文化理论的植入和发育使批评者再也不甘心留守在狭小的纯文学空间，而走向了对象更加广泛、更能体现批评者学力与胆识的“文化批评”。在历经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暂的“文化失语”之后，大量西方新的文化理论又相继得以引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福柯、德里达、拉康、赛义德，以及文化领域的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葛兰西等，他们的理论启示使国内文化界在继80年代中期之后再一次经历了一个话语的“疯长”与“狂欢”时期。这些新的理论话语不但屡屡给文化界带来新鲜的刺激和兴奋，而且与80年代植入的各种理论进一步融合，为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家提供了更加丰富、综合和富有当代意识的理论武器和视角，并唤起了他们更加高涨的文化热忱与更加繁复多样的文化经验，使他们迫不及待地以此对当代中国的种种文化现象作出命名和阐释。这样就又使得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与争论在90年代出现了持续升温和“众声喧嚣”的局面。
文化热力的吸引，使文学变成了它更加“敏感的记录器”，所有的分化与争论都反映在文学领域中，解构主义成为一些作家写作的法宝；同时，文学现象也辐射或反馈回理论界，成为他们讨论文化问题的谈资和佐证，比如“二张现象”（张炜、张承志）、“二王现象”（王朔、王蒙）、“二王之争”（王蒙、王彬彬）等，这都使得文学思潮变得更加靠近理论和文化，使其被当代文化的裂变和运动所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