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正确理解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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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近代，“努力工作”才让人感到骄傲，而非耻辱。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在1897年出版的《致青年学者》一书中，西班牙神经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警告踌躇满志的青年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发现之旅上有两大障碍。第一，科学源源不断地为工业和政治提供动力；通过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和报纸，科学界的交流变得更顺畅，加上其自身的发展，使得科学发展更迅猛，竞争也更加激烈。科学家已无法做到长期只关注一个课题，或者在书房中静思，并坚信他们的静思不会被竞争对手打乱。科学家只有疲于奔命，才能在竞争中保持领先。拉蒙-卡哈尔警告说：“科学研究现在已变得浮躁。”也就是说，耗时更长、思考更深入、意义更深远的科学研究往往败给了快餐式、肤浅的科学。很多情况都是如此。
第二，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时间才是出色完成工作的保证，并且过多地参与学术讲座、发表学术文章和专著会使我们深邃的思想不再敏锐。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一个节奏更快的科学界，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但是，拉蒙-卡哈尔认为，这种工作方式只能让我们提出一些肤浅的、易于回答的问题，而不能提出一些深奥的、根本性的问题。这造就了一种假象和错觉，认为其研究深刻且高效多产，然而他们并没有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拉蒙-卡哈尔指出，选择了高效多产就意味着断绝了完成杰出工作的可能。
尽管《致青年学者》一书出版于1897年，但至今仍值得一读。拉蒙-卡哈尔作为现代神经学的奠基人之一，为证明神经系统是由大量细胞组成的做出了贡献，他还提出了神经元染色技术，这使得对神经元、轴突、树突（沿树突神经，信号得以在神经元之间传递）和星形胶质细胞（起到滋养神经元的作用）的研究成为可能（神经元、轴突、树突这些术语都创造于1889—1896年，出生于1852年的拉蒙-卡哈尔当时正是一名青年研究者）。拉蒙-卡哈尔绘图天赋极高，由他绘制的大脑图现在仍然在教学中使用。在拉蒙-卡哈尔5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发表和出版了大约300篇文章和专著，涉及神经科学、公共卫生和科幻小说。当一个具有拉蒙-卡哈尔那样成就的人给我们提建议，我们就得洗耳恭听。
拉蒙-卡哈尔对于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进行的分析现在看来仍很适时。人们抱怨，现代生活剥夺了休息的机会。拉蒙-卡哈尔认为，科学家被迫用研究成果的数量来换取研究成果的质量，过度工作已成常态，科学的快节奏使我们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也无法进行严肃的思考。但是，即便过了一个世纪，这些做法仍不断地出现在每一个学术会堂。拉蒙-卡哈尔指出，使我们对肤浅趋之若鹜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外在的、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内在的、文化方面的因素。这种认识现在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要极力地了解休息的价值，并在我们的生活中为其留下一席之地。
有一种观点把工作和休息对立起来，当作竞争对手来看待。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好像完全合乎逻辑，但这个看起来合乎逻辑的观点实际上只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在18世纪之前，工作和休息之间的界限并非如此分明。工作场所和家庭空间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工业化前，技艺精湛的工人就把店开在自己家里，冬天的时候小农场主就把家畜赶到自家的房子里，学者和教师就在自己家授课，学徒也和师父住在一起。工作时间更加灵活，而且正如劳动历史学家E. P.汤姆森所说的那样，“都是任务型的工作”，许多工人之所以要长时间工作，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完全颠覆了这种秩序。工厂和办公室逐渐被看作“真正”工作的地方。相反，家则演变成了生活的空间。在家里，人们可以放松身心，缓解工作的疲乏（当然，只要在家不干家务，男人们就认为家是个享清闲的地方；对于女人而言，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劳工运动主张缩短工时，带薪休假，这更进一步导致（尽管并非有意）人们认为工作和休息是相对立的，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是可以赢得或失去的。
19世纪中叶，服务业、各专门行业以及官僚机构都借鉴了工业化下的劳动模式，包括其背后关于工作和休息的理念。现代办公室被概念化，被看作一台运转的机器，组织脑力劳动并提高其效率，它还借鉴了工厂的工时制度。但是，因为很难衡量创造性工作和知识性工作的生产效率和质量，这种模式并不适合创造性行业。在工厂，在田间地头，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有形产品；在有些行业，这些“产品”是无形的，有的项目或许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要每天评价你或你的下属的业绩就越发困难。
但如今，特别是在一些开放式的办公室，我们可以发现谁看起来忙碌，谁看起来全身心投入工作，谁看起来对工作充满热情。因此，服务行业人员和专业人士的报酬不仅要依据他们是否在工作，还要看他们是否“表现出”忙于工作。长久以来都是如此，但由于全天候全年无休的全球性公司不断增加，以及移动数字设备的激增，使得随时随地工作成为可能，工作如影随形，老板们也可以追踪你上下班的一举一动，因此，表现你忙于工作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除非你停下工作，关闭移动数码设备，然后下线，否则，这些移动数码设备就可以让我们洞察一切。此时，弹性工时制往往瓦解，变成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把你要完成的工作变得支离破碎，无时无刻不像洪水一样侵蚀你的生活。在现代办公室，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镜头无处不在，表演从不停歇。
新闻报道不断刷新着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些顾问和助理律师设定电子邮件在半夜发出，还有一些工人则以疲惫不堪为傲。1899年，威廉·詹姆斯曾指出，很多美国人被一个“卑鄙的骗局”蒙蔽，过度工作，过度劳累，“我们经常把自己累垮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新加坡《海峡时报》上一位匿名作家在1913年就注意到“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精神过度工作和脑力过度工作的方向发展”。两年后，博泰·查尔斯·福布斯指出，现代的实业家“比他手下任何一个工人都要辛苦”，银行家“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在这个令人神经崩溃的行业，他干的工作比其他行业三个人干的工作还要多，而且更费脑子”。他说，这些人让美国成为世人向往之地，但他们却“因过度工作而自我戕害”。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系列因素使过度工作变得更普遍。在西方经济体中，服务业爆发式增长，制造业的就业率不断下降。工会地位下降，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也被削弱，这使得雇主们强烈要求延长工时；同时，全球的竞争、工作不稳定性的加剧、工资不涨（加上热门城市房价的高涨）都迫使工人为了保住饭碗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前，在公司重建和“业务流程重组”中，公司不断裁员，迫使那些没有被裁掉的工人必须承担更大的工作量。不重要的工作都被外包给自由职业者和承包商，他们也在竭力地适应这个不稳定的、大起大落的世界。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和随后的经济复苏强化了这一模式，在此模式下，公司不是通过招募新工人而是通过加大现有员工的工作量来寻求增长。一些行业投身于这场快节奏、赢家通吃的竞赛：当科技公司上市、对冲基金投资取得成功或者歌曲走红，这一小部分人就有可能赚得盆满钵满；而且因为没有人知道风向什么时候会变、科技什么时候会被淘汰或者泡沫什么时候会破灭，所以，现在孤注一掷的豪赌行为就合情合理了。
因此，很多人工作的时间更长了。尽管上几代经济学家都预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普遍下降，但是20世纪70年代，生产率的提高却没有导致工作时间的持续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特别是在一些领取固定工资的工人，诸如医生、律师、银行家和大学教师这样的专业人士中，工作时间开始攀升；相比之下，在对技术要求不高、按小时付酬的行业中，工作时间（还有全职工作的数量和工资水平）却开始下降。从那之后，这种分化蔓延到全世界：现在，在西欧、澳大利亚和韩国，有钱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同样更有可能过度工作，而更多的穷人却长期不能充分就业，竭力想要找到稳定的工作（美国人晚上和周末都得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这进一步吞噬了他们的休息时间）。
我们花在办公室的时间并没有增加；非正式的工作耗费了我们更多的时间。根据2015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报告，育有小孩的父母在每个工作日平均要耗费7个小时的时间照料孩子。[1]上几代人给孩子更多独立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但是今天，抚育孩子变得更耗时、更费力。这就是尽管我们发明了洗碗机、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间我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却几乎没有减少的原因。
我们花在通勤上的时间也更多了，而且需要长途通勤的人所占的比例也在攀升。根据2015年的一份研究，在英国，大约300万人，或者说整个劳动力的10%，在2014年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超过两小时，这个数字从2004年以来已上涨超过70%。在美国，1982年人们平均每天花21分钟通勤，到2014年之前，这个数字已上升至26分钟，而且还有17%的人通勤时间长达45分钟，甚至更长（上下班期间堵车的时间也在攀升，从1982年的全年16小时攀升到2014年的42小时）。
我们或许认为，是自动化、全球化、工会地位的下降以及赢者通吃型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过度工作和休息的边缘化。思想史早就对此做了研究。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哲学人类学教授尤瑟夫·皮柏在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出版的一本书中对闲暇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做了简单思考。这本书叫《休闲：文化的基础》，该书回顾了西方思想史中关于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观点，反思了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官僚制度是如何改变我们对智力活动的看法的。实际上，如皮柏指出，像“创造知识”“智力活动”这样的表达是现代才有的：这样的表达假定思想就像是生产出来的产品，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许称之为符号分析师的知识工作者，就是工厂里的工人。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过去，肯定会被认为是非常荒谬的。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哲学家们认为纯粹理性的推演不足以让人认识世界。知识（以及通过知识的积累而形成的文化）需要把逻辑分析方法和推理分析方法（理性），以及沉思和态度（智性）结合起来。随后，智性被闲暇激发。皮柏说，闲暇不是由于“有空”而产生，而是因为“一种无为的态度和内心的平静”。哲学家思考能力的核心就在于“沉思”，唯有真理才能唤醒它，同时也为智性的形成提供了空间。闲暇，就像是《休闲：文化的基础》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是文化的基础。
皮柏说，现代思想家和现代工业粉碎了这个充满活力的设想。伊曼努尔·康德认为，只有积极的脑力付出才能成为知识的坚实基础，正如他在1796年所说的那样，“通过努力才能获得理性”，没有经过正规教育而获得的、没有理性基础的知识都值得怀疑。皮柏写道，在18世纪，认知仅仅“热衷于对‘理性’进行推理分析”，“智性”和闲暇被完全抛弃。
知识不仅仅是努力的产物。创造知识的努力程度变成了衡量知识的重要性和深度的标准。一些很难掌握的学科，比如物理和数学，逐渐被认为比一些更轻松的（或更简单的）学科更深奥，比如植物学或博物学，因为它们更接近于绝对真理和终极真理的范畴。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只有通过“艰苦卓绝”而获得的哲学才有价值。通过沉思（或神的启示或直觉）所产生的一切东西，从其定义上来说，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不值得信赖。
工业的崛起、科技的进步、现代官僚主义政权的兴起、现代办公室的出现、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市场的胜利，完成了知识从闲暇的产物到被生产的产品的转变。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全部变成“脑力劳动者”，他们的产品受到国家的控制，要用市场来判断其价值。有些人对其予以回击。19世纪就有浪漫主义天才作家宣布，他只为自己和自己的灵感而创作，拒绝迎合市场的需求。同样，人文学科被重新塑造成永恒的知识宝库，有一本精选集涵盖了从西方文明开始以来的经典作品。但这些只是一场更大战役中的小冲突而已。到20世纪中叶，皮柏不禁哀叹，从思想家到脑力劳动者的转变已经完成：“智力活动的整个领域已经被现代社会对工作的憧憬击垮，任由集权主义摆布。”同时，留给静思和闲暇的空间被以“有计划的劳动”和“劳动总量”的名义剥夺。
哲学家的这些理由或许听起来很神秘，但是他们认为，知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或被揭示的，投入到某种思想上的时间的多少决定了它的重要性，思想的创造是有组织的、体制化的，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现在对工作的看法。当我们把工作狂当成英雄时，就在传递一种信念：伟大思想的源泉是劳动而不是静思；个人和公司的成功就是衡量你付出的大量时间是否有价值的标准。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伟大公司的缔造者都是些痴迷于工作的狂人，他们激励其他人不断追求突破，努力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在当今的世界中，我们都被激励要成为企业家，像史蒂夫·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变成了我们应该用来衡量自己的标准。并不是只有这些高管才是工作狂：很多多面手，比如詹姆斯·弗兰科[2]、德瑞博士、麦当娜、坎耶·维斯特和格温·史蒂芬妮这样的人，他们的事业融合了演员、音乐家、企业家、时装设计师和作家多个领域（挣更多钱的人也更有可能把自己称为工作狂）。
现代观点认为，知识就是产品，就是劳动。这样的观点也被运用到开放式办公室的设计中，这些设计的目的就是提倡团队合作，或是希望在精心摆放的饮水机前，能时不时碰撞出交流的火花。这些设计都认为，新点子会随机地出现在人身上，来自相互碰撞的思想，来自灵感的迸发和不期而遇的邂逅，而不是来自静思或沉思。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说，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是高强度、长时间、全身心投入并付出努力的结果，正如尤瑟夫·皮柏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脑力劳动”，这种看法导致青年研究者在一些不重要的、肤浅的问题上浪费精力。然而，拉蒙-卡哈尔提出了解决方法：大脑的极化或持久地集中精神，即一种要完成伟大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思想高度集中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核心是“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中稳定、持续地将我们所有的才智引向唯一一个研究对象”。拉蒙-卡哈尔警告说，有聪明才智还不够，“无数的天才，由于缺乏这种能力，最终一无所成”。正如天文学家要花数小时来曝光底片，才能“揭示那些距离遥远，即使最强大的望远镜，也无法让我们肉眼看到的恒星”，同样，要让智慧在最复杂的问题的一片黑暗中感知到一丝光亮，付出大量的时间和集中全部的精神必不可少。重大的发现都需要脑力高度集中，从而把实验室进行的观察和“沉睡在潜意识里的想法”之间的关系上升至意识的层面。
持久地集中精神的状态可以提升判断力和分析能力，激发想象力，而且通过将所有的理性之光都照到一个问题上，还可以让那些先前没想到的、不易察觉的关联浮出水面。拉蒙-卡哈尔警告说，要达到这种状态，需要“苛刻的节制和克己”。人们必须要避免分神，比如来自“恶毒的流言”和媒体报道的干扰，“社交活动浪费的时间或由此带来的干扰”，还有一切会使“思想的创造性张力”和“因为对某个研究课题得心应手而获得的精神活力”松懈的东西。但是，这也不是说研究者们时时刻刻都要保持精力集中。他们可以随意地做一些消遣，这些消遣就是“黑暗中的光，可以促使他们想到一些新的点子”。慢慢地散散步，欣赏欣赏艺术作品，听听音乐，都是短暂休息的好方式。如果持续集中精神一段时间后，突破仍然没有到来，“但我们能感觉到快要成功了，那么尝试休息一会儿”。到乡村过上几周“轻松、宁静的日子会给脑子带来平静，使脑子清醒”，“使智力焕然一新”。拉蒙-卡哈尔说，甚至在去往那里的路上也可以激发创造力，“剧烈颠簸和独自坐火车时心灵的孤独”往往“让我们想到一些点子，而且这些点子最后在实验室都得到了证实”。
换句话说，带来成果的并不是不断努力，而是持续的、耐心的、从容的专注度，它使研究者在工作的时候注意力更集中，即使在研究者放松的时候，这种专注度也始终如一。只关注前者（理性）而忽略后者（智性），能让你在短期内更高效，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会让你的工作变得更肤浅。
神经科学的创立者已有了重大发现。在拉蒙-卡哈尔的那个时代，没有工具来观察大脑的运转，但如果有这些工具，他就会明白，当我们休息、让思想遨游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和当我们在全神贯注思考问题的时候一样活跃。而且，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休息中”的大脑却在整合记忆，理解过往经历，并且寻找方法解决我们在醒着的时候萦绕在心头的问题。
[1] 这包括两小时最基本的看护（比如陪孩子们玩耍、给他们读故事、为他们做饭以及开车接送）和另外五小时的间接看护（比如把孩子放在车里，然后去办事）。
[2] 这在电视剧《公园与游憩》中被惟妙惟肖地恶搞；剧中，阿兹·安萨里扮演的汤姆·哈弗福德在开了4家餐馆后，就自诩是来自印第安纳州小镇庞尼的“大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