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礼让为国乎：礼是治国之道、快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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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有子曾经说“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把很多人教成了“老油条”。关于这一点，孔子与有子的态度并不一样，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他认为礼的核心不是和，而是让。
为什么礼的核心是让？
我们先来了解礼的作用是什么。礼让人类从原始人慢慢地过渡为社会人。原始人每天的主要目的就是生存，他们要天天打猎，跟野兽搏斗。要想生存下去，最重要的行为是争，不争就饿死了。原始人其实是处在一个动物的状态，而动物世界中，讲究的是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
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安定富足了，不再处于生死的边缘时，礼就诞生了。礼的核心是让，比如男士说“女士优先”，女士说“有酒食，先生馔”。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是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这有什么困难的呢？
有人可能会对这里的“让”产生误解：以礼让治国，是不是齐国打过来，就让地给齐国？当然不是。鲁国每次与齐国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孔子都会努力地维护鲁国的利益，可见“能以礼让为国”并非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这里的让，针对的是国内的态势。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什么叫“上下交征利”呢？君王有自己的小金库，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要收诸侯们的税；诸侯也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想办法去收大臣们的钱；大臣们的钱被收走了，便想办法搜刮佃户们的钱……所有人为了钱不断地斤斤计较，整个国家靠利益而维持表面的稳定，实则处在动荡的边缘。
为什么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间接地导致北宋开始衰落？核心就在于王安石算的只有国家的账，只想着怎样把税收上来，怎样让国家有钱。然而，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手里收过来的，当老百姓变得越来越穷，国库看起来充盈时，就会打仗。打完仗，国库又空虚了，整个国家开始变得虚弱。
在孔子看来，如果能以礼让治国，从君王到诸侯，从大臣到家臣，再到百姓，所有人都能够有一些礼让的态度，能收十分税的收八分就够了，能免则免，这时国家治理起来就容易多了。到时候，根本不用强制收税，人们可能还会主动奉献，做有益于国家的事。比如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国民们把自己的手表、戒指拿出来捐给国家，帮国家度过危难。
我读过关于法国巴黎的一部传记，书中写到巴黎历史上有过国民主动要求增加照明税的事。
路易十四发现，要想让巴黎变得更加繁华，必须在晚间保证城市的安全，最好家家户户都点蜡烛。蜡烛很贵，但人们都自愿表示他们支持这项措施。一六六七年年末的一天，大约三千盏灯一起照亮巴黎的夜晚，使得巴黎成为全世界的时尚之都。后来，人们越来越享受在晚上也能自由地逛街、社交的生活环境。一六七一年五月，巴黎的一些热心市民分别在巴黎十六个行政区召开会议，投票选出代表前往高等法院，表示他们愿意自费来延长照明的时间。这就是礼让，大家都愿意让出一份利益，来保证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如果不倡导礼让态度，礼又有什么意义呢？礼就真的变成了表演。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位妈妈带着孩子乘坐高铁，将一本书立在高铁的桌子上，封面上有大大的两个字：“礼仪”。与此同时，妈妈和孩子都把脚跷起来放在了桌子上，脚和这本书并排放在一起。此时，“礼仪”二字就显得特别讽刺。
学礼是为了什么？为了考试，还是为了说话好听？或是为了搞关系？都不是。一个人哪怕穿得再得体，西装笔挺地去跳优雅的华尔兹，但做事不讲礼节，就是因为不懂得礼的核心是让。“让”是什么？为长者开门，是让；让女士优先，是让；有些利益我可以不计较，是让。
清朝的大学士张英在安徽桐城有一座府邸，家人在修缮宅子时，由于地界不清而与邻居发生了争执。家人便给大学士张英写信，请他出面交涉。张英一看这信哭笑不得，回信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多洒脱！
家人见书信，率先让了三尺。邻居一看，深受感动，也退了三尺。两座宅邸之间于是就有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这就是有名的“六尺巷”。
这个典故一点都不夸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礼让，客客气气的，就会少很多纷争。
有时我开车在路上，当旁边有辆电动车过来，或者是有行人要过马路时，我猛踩一脚刹车停下来，就能够感受到行人的意外和惊喜。有的行人起初很吃惊，站在那里不走，似乎担心我会撞到他。这时候我示意他“您先请”，他会很高兴，朝我点点头表示感谢。我感觉到他的谢意，自己也会高兴。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为此，我觉得踩那么一脚，费点油也是值得的！
人们总觉得生活中充满痛苦，想方设法甚至倾尽钱财去追求快乐，其实快乐有时候来得很简单，你只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礼让之心，多费一点点时间等一等别人，多排排队，就自然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