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共和国别无选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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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一切努力换来的并没有太多的成功，我们犹如进入了一个难以言状的怪圈：腐败现象在一次被打击而稍微有所收敛之后，又以10倍的疯狂在恶性膨胀。请看
腐败的陈渣泛起
横行的官倒
张广武是一位入党已40多年的厅级干部，他领导的是原煤炭工业部西南物资管理处。管理处顾名思义只是管理，工商局从未核准其从事经营活动。不过生财从来不愁无道，何况手中掌握的都是“干货”。1986年，300吨国家分配的计划内电解钢被管理处“二次分配”给了与煤炭无缘的一家公司，于是管理处“名正言顺”得到了每吨260元的“服务费”。此后，这个管理处又几次“二次分配”了几批紧俏物资，“额外收入”达168万多元。
辽宁省辽兴实业公司、益民实业开发公司是两家典型的官倒，一家由辽宁省委办公厅开办，一家由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开办，其负责人有离休老干部，也有在职的政府官员。前者是坐地转手倒钢材，后者除了倒钢材，还倒聚丙烯。真可谓：背靠大树好乘凉。
海南省的宁汉公司则是倒卖进口批文。万宁县的这家公司为了进口白糖2万吨，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黄文雅亲自统帅，找到黄的儿子、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黄好富，千方百计终于弄到了批文，随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把批文以每吨55元价格倒给另一家公司，白手起家，获得110万元，功不可没，他们这一干人“收入”2万元到18万多元不等。
官倒，这几年在中国可谓是天之骄子。从农用物资到工业产品，从吃穿住用到汽车、轮船、军火，无所不为。从文倒到武倒，从暗倒到明倒，人们痛恨地说，官倒与私倒唯一的区别只有不敢倒卖人口。在数不清的官倒行列中，一些干部子弟更是如鱼得水。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说：中国出现了“第五次浪潮”。即指干部子弟继参军、上大学、从政、出国几潮之后掀起的“经商”热潮。
狂吃滥喝
中国人善吃，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胃口出毛病。这几年，吃在中国大为发展，成千成万的“公仆”在餐桌上创造出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
“吃喝专员”魏明生和“吃喝书记”路森令演出的闹剧竟是如此的相映成趣。
去年10月，陕西安康地区行署专员魏明生将走马上任省经委副主任。临行前，他携带妻子、秘书先后主动到60多个单位，与75个单位的负责人“辞行”，吃请19次，共34桌；受礼37件；参加座谈会、茶话会32次。共耗公款5336元。
同是去年10月，四川省泸州市委书记路森令调任省人事局局长。临行前，他分赴5县1区辞行，吃请52桌，耗公款7000余元。同时还收受名烟、名酒、石英钟、毛料等礼品价值2000余元。
在一些腐败分子心中，吃喝是小节，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用从自己腰包里掏一分钱。湖南省税务局在评审中级技术职称中，由副局长杨保秋、李立带队，到13个地市“现场办公”，一行16人，一路挥霍公款8.4万元。他们住高级宾馆，住宿费最高的一人竟达300元一晚，甚至在长沙也住宾馆，每天住宿费高达180元。几乎天天接受宴请，有时喝上百元一瓶的茅台酒，抽70多元一条的进口香烟，伙食费和招待费就花了4万多元，还接受了各地价值近万元的礼品。
据一批专家保守的统计，全国每年吃喝所挥霍掉的公款高达800亿人民币。其中仅党政干部、党政机关吃喝就花去近百亿人民币。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吃喝的花样不断翻新，先是由下吃到上，后是由上吃到下，以各种检查组、考察组、验收团、鉴定会的名义吃。吃喝标准水涨船高，八大菜系，山珍海味吃腻了，还有日式、德式、法式、俄式西餐。“四菜一汤”可以理解为“四盆一缸”，不让上易拉罐，就上塑料大罐。人们为视吃喝为“本职工作”的干部画了一幅肖像：上级来了一个解馋（检查）团，开了一个肠胃（常委）会议，培养了一大批酒精（久经）考验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