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民工大流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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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加班津贴高。再说，节前回家，节后得闲上好长一段时间，没得钱赚，不划算呐。”我忙点头称是，又问：“春耕以后还来吗？”“咋不来，我们还要带几个来呢。”
民工中多是在农村干得不如意，不富裕的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清晰坚定，就像许许多多闯海南、奔特区的城市人一样。报载，在海南，一位四川青年农民曾反问同乡记者：“你也是从老家跑来的，总是活得不好才走的。要说我是 盲流 ，那你也是。”
心理切片之二：外面的世界
改革10年，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是惊人的增长指标？是产业结构的多方变革？是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欣欣勃起？
89年春天，当我站在车站月台上，目送数以万计的农民浩浩南下或北上时，才深深体会到：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来自农民自身。
花花绿绿的行李上斜靠着这样两个兄弟。父母因工伤去逝。在家里，除了分得的田外，还有救济金，日子还过得去。听说他们准备去北京，我便关切道：“北京民工已经饱和了，工作很难找的。”当哥哥的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多少也听说过，还是去碰碰吧，要不不甘心的。”弟弟瞪着眼插话：“我们在哪儿都活得下去。”
我有些意外地瞄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农村小男孩，没想到他对离开了土地的生活还这般有信心。
曾几何时，一夜春风吹去了覆盖在身上的厚厚尘土。他们抛开“离乡不离土”的古训，睁开眼，迈着大步纷纷涌向外面的世界。
改革开放也可说是一种文化撞击，它磁化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文化的变迁在这些农村青年身上也留下了斑驳的投影。
他叫陈平儿，四川达县人，今年才21岁。为了跟我谈话，他把刚买到的盒饭放到一边。我再三劝他边吃边谈，他却一本正经地说：“那咋行嘛，太不尊重。”我笑了笑，他还很讲究的。
他告诉我，他是17岁那年出来的。长江以南的位置他基本跑到了。先在昆明干木活，后来又去贵阳架电线，去年3月才到东莞做皮件。不到半年，老板就看重他，让他当一个有40多人的车间的小头。今年初，老板还提携他去厦门做了两笔生意呢。
“不简单。”我夸道。他也有些得意。我又说：“今后好好跟老板干，会有前途的。”
“嗐！”没想到他潇洒地挥挥手：“那有啥子意思。我呀，再见识见识，最多再干半年，就准备回达县开一个小厂。”停了停，他又说：“至于以后嘛，那就很难说了。”说完，还颇有意味地睨我一眼。
这一眼很让人振奋。保守，狭隘，容易满足的小农意识与这种眼神是格格不
入的。
连日来，我混迹于盲流队伍中，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地民工交谈。我发现，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很随机：跑买卖，搞建筑，开小店，当雇工 啥都干。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并没有“轻信谁”，也没“被骗”。只是抱定“打工赚钱，看看世界”的目的，就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生息繁衍的家园。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之中许多人没出过门，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一谈到南方，都如痴如醉，倾心向往。
确实，改革10年来，南方沿海城市一直走在前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也逐步渗透。正是这片春风荡漾的热土，吸引了长年蛰居在相对闭塞的农村的广大农民，他们生命的活力开始得到展现，他们从千百年的沉睡中渐渐觉醒。这种吸引力，一方面给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又使农民自身得到现代商业文明的熏陶，从而为今后走向工业社会准备了更多的条件。从舞厅到酒家，从录像室到体育馆，从文化中心到艺术角 他们在这块热土上生活着，工作着，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我想，若干年后，一旦他们回到家乡，一定会凝聚起新的社会生产力，而城市的现代文明，也将给封建意识颇浓的农村形成强大的冲击。
纵观世界发展史，农业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似乎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周期性地爆发，由此而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