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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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9日，台湾文教界展开文化清洁运动的连署，并以蒋介石所着"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为纲要，要求文化界必需"反对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宣言强调，三害让文化界蒙羞，摧毁军民身心健康，伤害"反共复国大业"，为了"消灭共谍"，必须拒绝淫乱、猥亵、靡靡之音。并指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黑暗新闻伤害台湾建设进步，引诱青年堕落，也必须彻底铲除，"不能让三害以言论自由为名，享有造谣惑众的自由，伤风败俗的自由，诽谤的自由，危害国家民族的自由"。
文化清洁运动在蒋介石与国民党文艺班子的推动下全面展开，让文化界面临思想与路线压力；文艺协会等单位又要求文字工作者"加入反共复国的文化战斗行列"，创造新文化，誓言"绝不做三害帮凶，绝不与三害制造者作朋友，全面铲除三害之祸"。由张道藩、罗家伦、程天放、陈雪屏、张其昀、陈纪滢等人担任委员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透过文艺奖金诱使创作者配合文艺政策的大方向。
随后蒋介石主张以"战争文学"引领"反共抗俄"风潮，带动文艺与社会改革，确立台湾自50年代以降，为期约二十年的战斗文艺创作路线。
在文化清洁运动的政治风潮下，罗家伦站完全配合，成了个"没声音的人"；他也接下台湾的"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文坛祭酒。
"笔会"为一国际性的组织，旨在提供国际文人进行文学意见交流与社群互动的机会。中国笔会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首任会长是蔡元培；由于战乱不断，笔会一度中断运作，直到1957年才在台北复会；第二任会长是张道藩，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在1959年出任第三任会长。笔会参与者梁实秋、余光中、王蓝等都是当时散文名家、文学家、诗人，但张道藩、罗家伦两人的公职、党政身分，让笔会的政治味太浓，运作颇尴尬，罗家伦卸职后，交由林语堂接手，这项文艺国际组织的运作才又正常化。
国民党党史会于1930年5月1日成立，原称"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由胡汉民、戴传贤等五名常务委员执掌党史编纂；1936年改采主任委员制，副主任委员就是罗家伦。1948年底，内战紧张，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史料移至台湾彰化糖厂，再陆续搬迁至洪家祠堂等三处民房存藏。当年八月八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罗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案，吴敬恒、于右任、丁惟汾、钮永建、王宠惠、邹鲁、李文范、张群、张其昀、王世杰、吴铁城、张厉生、狄膺、洪兰友等同时获任命党史会委员。罗任党史会主委九年后，基于国民党党政一体的体制，又于1957年6月30日兼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
罗家伦在台虽被归类为文坛大老、党国大老，但无论在创作或施政并无显著成绩，简体字争议后，罗家伦全力配合蒋介石各项决策，更让他成为蒋介石一波波宣传攻势的配角与代言人。国民党赋予他主要任务为国民党与中华民国史料编纂，尽管如此，除了1951年，扩编胡汉民在二十年代编纂的《总理全书》，以及1958年出版《国父年谱初稿》外，罗家伦对党史始终欠缺具体而明确的研究成果。
据国民党党史会人士解释，罗家伦在党史会的工作从学术着眼，希望充实史料，以科学方法保存、复制、归档管理，提供系统化史料让学者研究。但老蒋尚在，许多敏感性历史档案未开放，资料不齐全，因此罗家伦主张民国史不能修，民国文献丛编也无法出版，党史会、国史馆自然只能保存史料，"努力从事准备工作，建立良好基础"，让未来史家凭史料"继续发扬国史" 。罗家伦晚年健康不佳、精神不济，修史抱负还是无法实现。
国民党党史资料馆于1960年落成，存放国民党迁台前后的大笔资料。罗家伦向台湾立法院报告《中华民国国史编撰纂状况》的历史档案显示，经史料编纂委员会征集，握有抗战与国共内战史料一万八千多件，保管各级政府档案史料六百余箱，完成史料编目二十五万多件，出版孙中山年表、年谱、革命文献、先贤文集等多种著作。进一步归档工作，则是1979年，秦孝仪继任党史会主委后，才将蒋介石存放于大溪与芝山的史料，移到阳明书屋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