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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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太子河发大水，阎宝航全家二十多口人逃荒到了本溪阎宝航二哥那里，直到10月，高素桐生下二女儿阎明瑛。于是，在大水退后，高素桐便抱着明瑛，领着明诗来到了奉天。
望着找上门来的高素桐和两个孩子，完全是一副逃荒模样，阎宝航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他还是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征求高素桐的意见。阎明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父亲一个月25块奉票，他拿一半给贫儿学校，他跟我母亲说，我一个月只给家12块5过日子，多少就这些了，行不行？我母亲说，行啊。母亲刚从乡下来不知道这12块5究竟是多少啊，她就答应了。没成想，我父亲不久把我祖母、姑母等全部接到家来，还把堂兄接来上学，这12块5怎么够呢？但我母亲认为，办贫儿学校拿出一半收入是合理的。因为她们没来之前就是这么办的。母亲认为，父亲是念洋书堂的人，没把老婆孩子丢在乡下就不错了，她很崇敬父亲。过点苦日子，对她来说不算啥！
家搬来了，个人的起居有了着落，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青年会和贫校工作，虽然日子过得苦些，但很愉快。不过，阎宝航每天回家增加了一件事：教妻子学文化。高素桐把二女儿交给大女儿明诗看护，自己去贫民夜校学习文化。晚上回来由阎宝航帮助复习。高素桐很用功，不长时间就把高小课程念完了。后来，张学良真的问过阎宝航是否接大嫂来了。当他知道高素桐和孩子都搬来了，非常高兴。在他当卫队旅长时，曾专门邀请阎宝航带阎大嫂和孩子到他家吃西餐。
阎宝航在青年会任职后，曾经用心读过《圣经》。在高素桐和孩子没有搬来之前，他星期天有时去参加礼拜听牧师讲《圣经》。他在青年会里的角色并不要求一定信奉基督，但他认为，既然“青年会”冠以“基督教”之名，那么就应该对它有所了解，总不能一问三不知。在家里，他教高素桐和孩子们唱诗，饭前祷告等等。至于在外时，他采取的是“入乡随俗”的态度，从不另搞一套。张学良虽然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对基督教不在意，也不信奉。但他请阎宝航一家吃西餐时，看到阎宝航领着全家进行祷告时，便问阎宝航到底信不信基督教，问他《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等问题。阎宝航回答说：“就眼前来说，我很羡慕耶稣济世救人的精神。”至于信奉它还是不信奉它，阎宝航认为，首先要把《圣经》读好，只有读好了这部书，真正领会它才能谈得上信奉的问题。他认为，《圣经》是一部了不起的书，是世界上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广泛一部书。在一次交谈中，阎宝航还根据他初读《圣经》的收获，向张学良初步介绍了《圣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它包含的主要内容，这部书形成的时间、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圣经》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关系，传说中的耶稣的故事等等。尽管阎宝航一再说自己没能认真读一读《圣经》，但是，这次谈话，给风华正茂的张学良一个深刻的印象：阎宝航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教徒了。阎宝航建议张学良也读一读《圣经》。张学良说，他原来一心想学医，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将来当医生。但是他的父亲张作霖却要他在政治上或军事上将来成为他的继承人。从未想当军人的张学良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答应父亲张作霖的要求，就说他要去美国学习军事，具体到美国后学什么就由自己做主了。不想，他这个主意张作霖也不同意。于是，张学良不得不按父亲的意见进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张学良开玩笑地说，我原来想学救人没成功，结果现在学杀人了。学杀人的本领也要付出努力，下工夫，哪有时间去学《圣经》啊！他希望阎宝航学好《圣经》，然后再来教他，说不定我这一辈也许会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呢！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张学良这句话得到应验！
事实上，阎宝航由一名基督徒，而后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的同学和朋友愿意用基督教会舍己救人的精神来评价他。
在基督教青年会，阎宝航认真读过《圣经》，并且在普赖德的领引下，经过基督洗礼，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徒。他在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练习干事、干事以及青年会总干事的十几年间，同张学良结成莫逆之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条件，为他人特别是为青年学生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在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期间，阎宝航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日军以武力强占了吉林省边城珲春，引起东三省各界人民的反对。奉天各校学生群起反抗，他们组织学生会，向省议会请愿，主张强力交涉。阎宝航虽然不能参加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但他多次向要好同学表明态度：反对日本侵占我国领土，这是正义爱国行动，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军阀张作霖为讨好日本帝国主义，下令解散学生会，开除游行请愿的学生，通缉学生领袖。阎宝航以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几名学生躲避通缉，躲过风头。在被通缉的学生中，被列为第一名的学生是两级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宁恩承。宁恩承在阎宝航帮助下虽然躲过了通缉，但学籍丢了。这对一个背负着父母希望的穷苦学生宁恩承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原以为师范毕业后，满可以去做一个小学教员，每月所得一二十元工资，不但自己过上稳定生活，还可以给贫苦的家庭以资助。现在学生会解散，自己被开除了学籍，有家归不得，他茫然彷徨，不知下一步如何走法。他请阎宝航为他指路。阎宝航说：“你没有错，错的是他们。不过，你还要读书，奉天呆不得了，到天津南开去吧。”他毫不犹豫领着宁恩承找到了青年会丹麦籍干事罗士马森，请他给他的好友南开大学校校长张伯苓写一封信，介绍宁恩承入南开读书。张伯苓校长是基督教徒，常到全国各地青年会讲演，张校长知宁恩承是罗士马森介绍来的，便按南开大学规定经过严格考试后将他收下，宁恩承才得以继续读书。宁恩承把自己这一时期得力于阎宝航的经历，称之为一生的第一大转变。
如果说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时是为了给穷苦儿童创造读书的机会，替穷苦人办点好事的话。那么，经过1920年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任实习干事受到了更多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之后，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他看到了祖国的贫弱，深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多么希望有更多的有知识的人才出现，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他非常痛恨在旧军阀统治下摧残教育摧残人才的腐败现象，并常常为此而大声疾呼；在他的经历中，曾为一些学友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鸣不平。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败退关外，励精图治，希望东山再起，问鼎中原。1924年，张作霖做智力投资，决定录取10名大学生送欧美各国留学，以实现东北军事工业现代化。这举动当时确实吸引了一些青年，他们纷纷报名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