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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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苏子元按时来到位于大南门里经销笔墨纸张的文华阁纸庄。主人是任国桢同乡，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沈阳开展党的工作，经常在这里落脚。任国桢见到苏子元，便热情地同他谈起来，中心议题是想办法把学生再组织起来。任国桢鼓励他说，沈阳的六一○学生运动，是大革命以来东北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次良好开端，虽然遭受当局的阻铙破坏，但毕竟伸张了爱国正气，锻炼了学生群众，取得了初步成果。要重视这个成果，想办法巩固发个成果。
自六一○学生游行行动受挫后，苏子元一直心中不快，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经任国桢这么一说，不仅增加了苏子元信心，也打开了他的思路，他说：“办法还是有的。按惯例，青年会每年要利用学生放暑假机会办学生夏令会活动，今年学校提前放假，夏令会活动也泡汤了。我看，夏令会可以为我们所用，如果怕这个名称惹人注意，可不可以叫‘奉天暑期大学呢？’”任国桢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我们大家共同想办法找几个教员，讲讲课。他当即决定，组织进步青年开办暑期大学。他请苏子元回青年会与学生部干事阎宝航商谈，请他出面组织最为恰当。通过组织六一○学生游行活动，阎宝航对学生的真诚态度使任国桢感动，他认为阎宝航是值得信赖的人物。与阎宝航共事的苏子元当然有同感。高高兴兴地回到青年会，找到了阎宝航。
苏子元首先问道：“今夏学生提前放假，青年会每年暑假都利用这个假期办学生夏令会，今年是否还要搞夏令会？”阎答：“我正在考虑。可是，现在办夏令会似乎在捅当局的心窝子！”苏子元说：“我有个建议，夏令会不但要办，而且还要办好。不过最好不叫夏令会，叫暑期大学。”阎问：“暑期大学是何内容？”苏子元答：“自有安排！”
阎宝航敏锐地意识到，苏子元所说的开办暑期大学，无疑是共产党人的意图，他满口答应，愿意为暑期大学提供必要的场所。苏子元接着说，不仅要阎先生提供校舍，主要是请你做这个暑期大学的校长。阎宝航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来当，就这么干！”
7月，在校长阎宝航亲自筹备和主持下，“暑期大学”在青年会正式开学。参加暑期大学的学生是由任国桢、苏子元、吴晓天等人秘密商定，最后由阎宝航出面主持的，主要是以参加响应五卅运动的各校学生代表、学生联合会积极分子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为主，还有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一些小学教员、店员、职员等共40余人。年龄最大的不超过30岁。授课时间每日下午5时至7时。授课内容：任国桢讲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系统介绍社会发展史，阐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革命道理。吴晓天讲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和妇女问题。陈涛（陈日新）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史。为掩人耳目，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安排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内容，如让阎宝航聘请安怀音、苏尚达讲授“宣传工作与新闻学”“银行与新中国、关税与新中国”。“这样，在内容上看起来是五花八门的，外人很难明白暑期学校的性质。学校又办在处于外国租界地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国警察不管，而且也管不了。所以学校办得很顺利。”暑期大学的开办，对当时的爱国进步青年，的确起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启蒙作用。
参加奉天暑期大学的学员成分比较复杂，但对那些追求进步的青年来说，这一课上得非常好。所以，奉天暑期大学结束后，任国桢和吴晓天把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同志会”，规定了以后的工作。到1925年底，“同志会”利用奉天暑期大学同学会的名义，召开了三次会议，均在基督教青年会内进行。阎宝航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对奉天暑期大学很感兴趣，既当校长，又当学员。学到很多东西。在学习中，对所谓唯物史观初次接触，并认为把经济作为事物的自发性基础有道理。他还引了先秦哲学家的几句话，那时他理解物质是第一性，中国的古代哲人也是这样讲的，比如管仲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孟轲的“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他主张这样的学校应该经常办，对听讲者的启发快又起实际作用。
除此之外，奉天暑期大学还推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读书运动。由于暑期大学的影响和启发，引起了学生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求知欲，而《康民尼斯特丛书》、《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等刊物，已广泛地成为在学生中传阅的读物。吴晓天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学联与青年会方面又共同组织一个暑期大学（学员系学联职员及夏令儿童义务学校教员），我在其中担任讲授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妇女问题，学生有二十余人（男性十余、女性十余）。对吾人之主张，颇能接受，现在虽说已经闭幕，他们仍有暑校同学会的组织，仍时常聚会，不过目前所需要的，就是要有刊物分给他们。”陆续吸收一些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这年8月，奉天市第一个中共支部正式建立，任国桢任党支部书记，吴晓天任团支部书记。从此东北地区党的?伍一天天扩大，工作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暑期大学堪称为中共辽沈地方史的重要开篇。
自从1924年10月，张作霖在第二次奉直战争获胜之后，背弃诺言，把大批奉军开到关内，再次插手北京政权。奉、皖、孙的“三角同盟”在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也土崩瓦解。到1925年初，奉军已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到这年6月间，奉直势力已伸展到上海，奉系势力进入极度扩张的时期。
这时的张作霖，得意洋洋，不可一世。阎宝航开始注意到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看到，奉系为索取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不断印发纸币，造成奉票极度贬值，加紧对东北人民的盘剥。同时接连不断地向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大量借款。表面上，张作霖对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势力正在逐步向东北全境渗透，不要很久，东北的经济命脉就要被日本人所控制，奉张政权早晚要被日本人所左右。
奉军的大肆扩张，不仅引起江南各省人民的反抗，就是在奉军内部，反对武力扩张政策的力量也在增长。张作霖的军长郭松龄就一贯反对争地盘打内战。张作霖发动第一次奉直战争时他是不得已“遵从上级命令，违背本意”率兵参加战争。张作霖发动第二次奉直战争前，他又曾向总司令部提出建议“退兵出关，保境安民”，对张作霖任命他为“安徽督办”坚辞不就。阎宝航记得从奉军传出的消息，第一次奉直战争时，郭松龄因不愿打仗，曾率部撤去，军团长张学良闻讯，重演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只身连夜赶几十里把郭松龄劝回。可见郭松龄的反战情绪。阎宝航曾想过在见到张汉卿时一定要问问他这件事的原委。但自从张学良当了军长、军团长之后，就很少到青年会来了。1924年，韩淑秀来青年会同他共同发起成立“奉天工儿院”时，他才从韩那里了解到郭松龄反对内战的一些情况。他一直认为郭松龄将军是对的。
1925年11月初，刚刚陪同郭松龄将军从日本观操回国的韩淑秀再次来到青年会，专门会见阎宝航。当时，郭将军应张学良电邀提前回国，正在紧张地对进关部队进行编组战斗序列的准备，入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夫人韩淑秀在青年会做短暂的停留就走了。半个月以后，便发生郭松龄反奉事件。有人曾猜测，韩夫人此次会见阎宝航，虽然不可能向阎宝航透露郭将军起兵反奉意图，但是谈到张作霖与日本人订立密约的事，并表示不满情绪是完全可能的。苏子元回忆说，他记得当时韩夫人会见阎宝航之后，阎曾陪着她去他们发起创办的奉天工儿院和贫儿学校。阎宝航送走韩夫人回到青年会，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他认为，韩淑秀像是来告别，表现出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情绪。阎宝航在郭松龄反奉后起而做内应，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