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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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8年8月开始，王家祯陆续收到东北外交处驻东京办事人员分期抄来的这个所谓“奏折”。但由于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所以没有引起重视。阎宝航在他借阅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个“奏折”手抄本，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件，便建议王家祯加以注意。王家祯经过研究之后。立即将文件交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并进行认真校译，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遂起名为《田中奏折》，面呈张学良。张学良当即批准以绝密文件印刷200本，送给东北政治负责人员。
阎宝航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这样写道：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其侵华政策，更激发了我抗日爱国的思想，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末我出席在日本西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大会。在会议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会前我主持在沈阳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筹备会事宜，曾由张学良秘书王家祯（现任外交学会委员）处得到一本《田中奏折》（这本《田中奏折》后张学良以重金在日本秘密收买得来），就是以后名闻于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秘密计划，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到会）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
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第三届会议系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日本西京举行。筹备主任阎宝航等组成的代表团一行如期抵达，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
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Institute of Pacific Relotions）中文译名为太平洋学会。“与会者八国——英、美、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实为太平洋沿岸国全体代表出席之第一次。至来会参观者，则有俄、法、荷兰、墨西哥，国际联合会，国际劳工局之各代表，济济跄跄颇极一时之盛。”会议主要讨论太平洋地区重大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31名中国代表除阎宝航外，还有胡适、余日章、张伯苓、徐淑希、陈衡哲、陶孟和、宁恩承、周天放等十余人。
这次太平洋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满洲的问题。中国代表的发言集中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以松冈洋佑为首席的日本代表团则为日本政策辩护。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大出风头。他在发言中大谈日本帝国一向重视本地区的和平和石原代首相对邻国的友善态度。声称日本与满蒙国防及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在一些方面应做特殊考虑。而日本侵略满蒙，是出于接壤支那的责任感，无可厚非云云。
本来，中国代表阎宝航已准备好了发言稿，现在根据日本代表的发言内容，有针对性地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说：“……中国东北有别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在那里驻扎着庞大的军队，那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侵略战争。当然，他们的目标不止是中国的满洲，还有蒙古；不止满蒙，还有印度支那，甚至全世界。有人说他们对东北有一种责任感，依这样的责任感，东北乃至中国还有和平而言么？太平洋国家还有和平而言么？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责任感是野心二字的代名词。我们这儿有一份从日本帝国得到的文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折。我已把这文件译成英文发给各位代表，供诸位研究参考！”
会场大哗。“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企图阻止会议进行辩论，造成会议进行中的一次轩然大波。”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经阎宝航之手公之于世的。
国内最早把《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是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当时，西方各国一般不相信日本岛国能有如此与它国力不相适应的侵略野心。直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发动武装侵略战争之后，英、美、苏各国报纸均开始揭露《田中奏折》，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尽管日本当权人物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他的侵吞满蒙的野心被以后的侵略战争的发展所证实，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说的那样：“日本想要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难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间，阎宝航再次参加了太平洋会议，阎宝航回忆说：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行动加以抨击。日本出席会议的代表宣称：日本无侵略中国野心。九一八不过是地方事件，满蒙对日本说来不过只是一只白象（既大而无用之意）。英、美的代表们的态度冷漠，不过略表应该调查了解之意。由此可知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所谓英、美、日国的名人学者，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而太平洋国际学会则又是这些侵略工具的工具。我们在会议上和他们讲理，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这次会议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冷漠态度，同英、美等国在太平?国际会议上对阎宝航披露的《田中奏折》尚不置信的态度，如出一辙。由于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袒护态度，使得会上辩论毫无结果。但《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世，毕竟出乎日本侵略当局的意料之外，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此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证实了他们完全是按照《田中奏折》规定的轨道运行的。阎宝航等将《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也从此为日人所嫉恨。
当然，阎宝航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也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11月4日太平洋会议讨论有关东北问题的过程中，中方代表提出了收回附属地和旅大为中心的14个论点却没有成为会议议题。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就涉及东北问题各项报告书达12册之多，这使所有的东北代表感到吃惊。阎宝航的感觉更为强烈，为了控制日本对东北的政策，必须有更具体的论点。有关这方面知识，远比日本缺乏。回国后，阎宝航经张学良批准，为参加下次（1931年）太平洋上海会议，成立了太平洋会议辽宁支部。以便从各个侧面调查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情况。阎宝航领导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
注释：
{1} 车向忱，任“科学概论”课教员。
{2} 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方针。
{3} 东方会议：田中内阁为了制定新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政策，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会上与会者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华，争相献计献策，最后形成一个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纲领中强调所谓中国东三省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必须“予以特殊的考虑”。
{4} 田中奏折：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把会议讨论的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奏呈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广为传播的《田中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