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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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政府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作为控制华北的第一步。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的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6月27日，察哈尔政府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北平签订《秦土协议》，日本关东军控制了察哈尔省。7月6日，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至此，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中华民族危机到了空前危机的严重的关头。日本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一致起来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使阎宝航受最大震动的是东北军第51军于学忠部被逼出华北。阎宝航对张学良丢掉东北有看法，但张学良反对日军对华北的挑衅和进攻态度非常鲜明，这不但阎宝航清楚，东北军以至流亡关内的东北人都清楚。1930年9月，东北军入关调停，张学良组编两个军，第1军军长于学忠，第2军军长王树常。王树常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于任河北省主席。日军特务机关在天津收买汉奸组成便衣队骚扰滋事，每夜枪声四起，甚至占领警察分所，闹得天津市民叫苦不迭，人心惶惶。王树常则采取消极办法，穷于应付。张学良将于、王二人职务对调，由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目的是让这位铁腕人物应付日本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件。张学良交代说：日本人如果不再滋事，就和平共处。万一日本人发动战争，动用武力压我屈服，你就不顾一切牺牲，抵住日军进攻，我必率全军集结增援！于学忠上任伊始，把所部两个团调进市内，改穿保安队服装，集中警戒。派武工队闯进日租界地，抓捕汉奸郝鹏归案，从此便衣队消声灭迹，天津情形大有改观。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过这件事，他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保住平津，反攻东北才有希望。出卖华北，又不保平津，南京到底想干什么，这和投降有什么区别呢？在这种时候，他不能不想到张学良。他很想知道，把51军调出河北他是怎么想的。
张学良自1934年初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东北军有半数南调“剿匪”，半数东北军仍留在河北抗日前线。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留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不能动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驻河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没有了。阎宝航说，看来南京是固定让我们东北人成为不归人了。
1935年7月，从上海传来又一个令阎宝航震惊的消息：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逮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对阎宝航来说，这好比雪上加霜。
1933年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支持福建事变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杜重远则挺身而出，继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之后，于1934年2月创办抗日刊物《新生》周刊，十分的畅销。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短文，文中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时，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日本一切事虽奉天皇之命而行，实质上他做不得主。于是被日本人攻击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驻上海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道歉，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关进江苏第二监狱，后移到沪西漕河泾监狱。
新生事件在审理期间，阎宝航一直注视着案件的进展情况。7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称：“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使国民务须尊重（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事，违者严惩不贷。”阎宝航每想起这个声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恨酸楚的感觉。一个失去家乡故土的人，说几句有关日本天皇的话，却受到本国当局的镇压，这到底是谁的政府呢？气愤之下，他曾串联东北军几位高级军官准备联名上书蒋介石具保杜重远，后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蒋介石对东北军的警觉而作罢。
蒋介石竭尽全力企图把红军围堵于江西，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突破重围，开始长征。1934年底，挺进到陕南的红25军，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蒋介石急调大军到西北围追堵截。一面命嫡系部队尾追，一面调东北军转入西北，梦想一举歼灭红军于陕甘地区。4月，武昌行营令东北军67军开赴陕南。1935年8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1、4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组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学良命令东北军第67军严堵陕甘根据地的红15军团向西南转进。结果，67军在劳山一带遭到红15军团袭击，110师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东北军剿共损兵折将，在关内东北人中引起强烈震动。阎宝航和流亡关内的东北人一样，把东北军看作是复土还乡的资本，把复土还乡的希望放到东北军身上。?们希望能经常听到有关东北军的好消息，东北军的每个好消息都使他们受到鼓舞。阎宝航说过，对东北军的这种感情，只有我们这些沦落之人才会有的。但是自从东北军67军王以哲部、第115师何柱国部南下执行剿匪任务后，东北军打过胜仗，也吃过大亏。师长何柱国就曾向他透露过：红军是不好“剿”的。“剿”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何柱国说，第一，东北军是北兵南调，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民众歧视，官兵思想动荡，情绪不安。第二，红军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我穷于应付，有时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排的被吃掉。第三，红军的俘虏政策最能瓦解我军。抓去的官兵，又给放回来，士气无形中被瓦解。第四，红军不扰民，受百姓欢迎，我军所到之处，涸辙之鲋，人地两生，百姓相继逃避，我军找不到向导，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阎宝航听到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给逼出故土的，却到他乡打起共产党来。东北军对外战争对内战争实际上都打过，“然则剿灭‘赤匪’，则系初次”，越打越没劲，越打越没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阎宝航看来，东北军现在打的仗，完全是一种内耗，是兄弟相残。共产党能剿得了么？他怀疑。对这一点，张学良也持怀疑态度。有一回，张学良和秘书张慎修来南昌办事，曾向阎宝航透露过，何柱国师长和红军打仗总结的那四条，也曾和张学良报告过。当时，张副司令什么话也没说。何师长一走，他就把张秘书叫过来问道：“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张秘书大吃一惊，没敢回答。张学良便坦率地说：“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恐怕也不可被消灭。”他说，“这问题也不妨研究研究”。阎宝航虽然初步接触过共产主义理论，并无深入地研究。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反帝政策，特别是九一八后的反日政策，确实是很得人心的。1935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的宣言（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阎宝航极为赞成，果然能做到这一点，收复东北便指日可待了。但阎宝航对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说成是“人面兽心的败类”“卖国贼”有看法。他认为，要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不能把张学良排除在外！
从1935年下半年，中央红军即将入陕。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除东北军67军之外，从这个7月份开始，东北军第51军、骑兵第57军、第63军、第53军105师等，由河北、湖北两省相继开进西北，准备一举消灭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