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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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1月12日，汪精卫遇刺，身负重伤，辞去了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阎宝航注意到，南京方面盛传外长职务将由张群继任。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日本大使有吉，开始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把新运总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南京国民党总部，他发动“妇女委员会”及各机关、学校、居民，大讲“新生活须知”，组织职员、学生，戴上袖章，检查行人，并在广播与报纸上大作宣传。他自己则深入到各重要机关，大讲新生活运动。他走到哪里，不仅哪里的机关职员要组织听讲，其机关要员也必须亲自出面陪同接待。阎宝航因此结识了不少上层人士，了解到许多消息。这年11月下旬，阎宝航来到行政院外交部演讲，新任外长张群热情地接待了他。利用这个机会，阎宝航在同张群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在同日本大使有吉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时，向日本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阎宝航当即表示，中央政府这样做，对不起东北民众，东北永无希望了！张群劝说道：“我认为，委员长在给我的信中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点也请东北的同志放心！”
1935年12月初，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时，阎宝航把他得到的关于“广田三原则”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学良，并告诉他，蒋介石曾为此给张群写过一封信。
张学良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感到非常失望。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戴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参与“剿共”，目的是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解放东北。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于是，他设法得到了蒋介石给张群的这封信。接着便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请李替他秘密联络共产党的关系。同时探视了正在上海服刑的好友杜重远，返回西安后，便开始秘密与陕西红军联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通过信件的方式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2月，中共派李克农与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协定。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4月9日，张学良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确定了联合抗日的方针。就是说，是蒋介石逼着张学良走联共抗日这条路的。事后，据说蒋介石知道了他写给张群的信已落在张学良手中，便向张学良索要这封信，张学良却托辞拒绝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蒋介石曾在1942年命令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查找过这封信。
1936年11月初，距西安事变前一个月，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在这里，他首先会见了高崇民。他从高崇民那里了解到许多张学良的情况和西北的政治形势。
高崇民于1935年11月到达西北之后，张学良甚为高兴，在金家巷楼上客厅单独会见了他。高崇民向他转达了核心组的意见，转交了他与阎宝航、杜重远三人写给他的建议书。张学良唤出赵一荻小姐，与他共进午餐，并把他留在西安。在这里，高崇民广泛接触东北军的中高级军官，进行抗日宣传。他不但做过王以哲军长的工作，还亲自当面向张学良谈过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在西安，高崇民通过各种关系，与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误会，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红军三方面的西北大联合的方针。1936年2月，高崇民因与栗又文、孙达生合编秘密刊物《活路》，宣传联共抗日而被当局第二次通缉。在张学良的保护下，高崇民去天津躲避。1936年10月，按张学良安排，高崇民潜返西安，住在杨虎城将军军需处长王惟之一座封闭的大院中。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在夜间来此与高崇民面谈。经常来这里与他交谈的还有东北方面的王化一、卢广绩、王以哲、陈先舟等。阎宝航认为高崇民西行不辱使命，很是高兴。
11月14日，张学良把阎宝航接到金家巷公馆。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张学良与阎宝航等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了不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但他表示还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张学良在结束谈话时，还要大家去和高崇民谈谈。事实上，阎宝航等人和高崇民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在杨虎城的王军需处长家做过长谈，大家一致认为除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别无出路。“此时距‘西安事变’只有一个月左右，山雨欲来，箭在弦上，东北人民、东北军将领和张学良一起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最大决心，已经是无法遏止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迫其抗日，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注释：
{1} 孙达生，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利用同乡关系，经常到狱中探望杜重远，给他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政策。
{2}《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963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议会演说：“中国政府已承认帝国所提出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