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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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这次，阎宝航与周恩来见过三次面。但面对面这样长时间交谈还是第一次。周恩来对时局和国共合作前景所作的全面透彻的分析，使他深为折服。几天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大禹村一号，与阎宝航交谈。交谈中，阎宝航谈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认识。他从参加奉天学生反袁斗争谈起，谈到领导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后救国会的反日斗争，谈到西安事变，他说：“我是屡屡碰壁，一事无成。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汉卿被扣押后，更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他请周恩来先生给予指导帮助。周恩来认为，东北爱国人士和阎先生多年来追随张学良将军从事反日斗争，为国家民族是有贡献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张将军是东北军主帅，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主心骨。现在，张将军失去了自由，大家感到茫然失落，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大家把复土还乡的希望寄托在张将军一人身上，表现了东北人士政治上的脆弱性。周恩来说，“我还记得阎先生在西安时给我说过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想应该竭尽全力营救张将军恢复自由，重新领导东北军。另一方面，也一定要有另一种思想准备，那就是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将军。如果是这样，东北的爱国人士也不应丧失信心，要勇敢地把东北救亡运动坚持下去，这也是张将军所希望的。现在，阎先生不是已经积极参加东总的工作了吗，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阎先生一定会为此做出努力。东北的爱国人士只有把复土还乡的斗争，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同民众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克服脆弱性而坚持到底。我相信像阎先生这样的人，在反日斗争上，迟早会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的。”阎宝航说，“我有很多共产党的朋友，我从20年代起就同他们一起开展反日活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好的东西，令我钦佩。”周恩来说，“阎先生在反封建反帝斗争中的表现，也同样令共产党人所钦佩。这是阎先生与共产党人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
阎宝航说，“我曾梦想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但不知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是否有资格，我毕竟是基督教出身。”周恩来说，“阎先生不必过虑，共产党从来不单纯看出身。马克思就曾说过，资产阶级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专制的教会也总是培养自己的叛逆者。教堂成了诞生新科学、新思想的大棚。英国的培根是神学博士，第一次提出了光是由七色组成，大地是圆球，被教会判终身监禁。波兰的哥白尼到罗马学神学，并任教长，却研究出一个“日心说”，把上帝的宇宙颠倒了过来。意大利的布鲁诺，15岁就进修道院，25岁当牧师，却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加以宣传，被教会活活烧死。奥地利的孟德尔在修道院里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还有意大利的伽利略也被终身监禁。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身也并非是无产阶级，我周恩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嘛！”
早在1937年春，苏子元专门就阎宝航入党问题来到南京。苏子元当时是联共党员，不直接参加中共工作。便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的要求。当时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负责阎宝航入党审查，苏子元便直接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秦邦宪同志报告，请求批准。代表团同意阎的入党要求，同时将阎的申请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认为，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其入党，鉴于阎宝航与国民党一些要员的关系，党内也有人因其经历及社会关系较复杂而提出疑虑。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应看他是否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周恩来还说：“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他做的许多事情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难以代替的。”毛主席讲过，国民党能从我们队伍中拉走人，我们也能从国民党队伍中拉走人，因此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就这样，由周恩来、刘澜波作为介绍人，经中央同意，阎宝航于1937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代号阎政。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于10月6日在南京召开常委会，把领导核心由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除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卢广绩5人之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2人为主席团成员。东总改组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但由于它是团结关内东北救亡同胞在国统区公开开展救亡活动的团体。因此，它虽有中共党组，但中共党组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共产党人则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秘密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公开的东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总的领导层中有中共党员，而且中共党员自身即是有影响和地位的东北人士，同时又吸收了具有很高威望的东北人来担任，这样才能使东总在我党的影响下，公开有效地开展救亡工作。把东总的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吸收王化一和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不但加强了东总领导，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东总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影响。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东总在北平时没有到国民党社部立案。东总南京改组后，为扩大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东总党组决定争取合法存在，申请立案。阎宝航说，当时为了求得掩护，避免打击，不得不利用名存实亡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不得不在复兴社和CC的矛盾中间求存在。为此，责成王化一与高崇民利用复东会旧关系，赴上海找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复东会与复兴社曾共同组织四维学会，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壮大自己的声势，不仅“赞成东总存在”，并捐助了2000元的“开办费”。虽然后来由于群众团体到国民党社会部登记立案须具文呈报该团体的宗旨、任务、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手续繁杂，且容易暴露东总是中共外围组织的真实情况，所以东总最终未申请立案，但戴笠对东总存在的认可及东总负责人与国民党各界的较多联系，是东总能够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7年11月20日，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昌明月桥14号顺直会馆办公。周恩来指示重建东总党组，阎宝航被批准为党组成员。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
注释：
{1} 西安事变前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下，以“东北人民抗日会”等16个团体联合成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
{2} 王之相，曾任驻苏领事。
{3} 纪元，曾任章士钊秘书。
{4} 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人数，据某些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文章记载有代表200多人。但据兰渤（刘澜波）在1938年3月16日出版的《反攻》1卷4期上发表的《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一文记述，东总在成立时“代表约70余人”。可是，在成立大会签到布上签到者却有268人（这块画有东北四省地图的签到布，现存沈阳张学良纪念馆内）。由此可知，出席成立大会的正式代表70余人，但参加会议的人数是268人（正式代表与东北青年的总和）。
{5} 东总原拟迁往上海，行至山东济南，因上海八一三战起转而迁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