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商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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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商管理学科的范围，学界及有关部门有不同的界定。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规定，“工商管理学科主要资助以微观组织（包括各行业、各类企事业单位）为研究对象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助包括战略管理、组织理论与组织行为、企业技术管理与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会计与审计、市场营销、生产与质量管理、企业信息管理、电子商务、运营管理、项目管理、创业管理、国际商务与跨文化管理等14个分支学科”[1]。而教育部相关文件则指出，工商管理属管理学学科门类，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类等并列为该门类的一级学科[2]，工商管理学科下面有会计学、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等专业。[3]可见，二者对工商管理学科研究的范围界定有所不同，前者范围更宽，既包括工商企业组织，又涵盖事业单位，后者则仅指企业组织。
同时也不难看出，二者皆把工商企业组织作为本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据此，在对中国工商管理学科70年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时，我们把工商管理学科看成一门研究工商企业管理活动规律及管理技术的科学，本学科中的“管理”专指“企业管理”。本章将探究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社会贡献、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成果。
第一节 学科发展历程
工商管理学科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产物。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德、美等国家普遍建立了工厂制度，工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从而引起如何对工厂进行管理的问题，导致了对懂得规范处理企业内部管理的人员的需求。1819年，法国经济学家Jean Baptisesay在巴黎建立Ecole Superieure de Commerce de Paris（即今天的ESCP-EAP European School of Management），成为世界第一所商学院，开设了相对完善的商学课程。工商管理学科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伴而生，并且在以后的科学管理手段的进步和新的技术革命中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中国出现了早期的工商管理学科的萌芽。此后伴随中国工商企业的发展，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及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下，本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一 中国早期的工商管理教育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并不存在真正的企业，当然也没有“工商管理”。中国近代工商管理教育起步于“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兴办“洋务”和“西学”，创办了京师同文馆（1862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等新式学校，开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等课程（何晓明，2009），尝试培养社会急需的外语、技术人才。同时，一些在华教会学校如格致书院（1872年）等尝试开设了“富强治术”（包括富强总说、工业、轮船铁路、商贸利权、邮政、海军等）课程（尚智丛，2001）。这是我国工商管理教育的早期萌芽。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呼吁之下，北洋大学堂（1895年）、南洋公学（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求是书院（1897年）等一批新式学校相继开办。根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九的记载，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参考西方与日本学校的课程，分为普通学十门和专门学十门，商学为专门学之一。1901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商学科，这是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正式开端。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学制四年，采用日本的七科制，即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其中商科的课程设置主要有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法学、商业地理学、商业语言学、商业史学。[4]
到1911年，全国有大学5所，各省办的高等学堂24所，专门学堂83所，学生2万人左右，商科学生所占比例在5%左右（潘懋元、刘海峰，1993）。这些新式公学、学堂、大学堂的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基本是参照西方的，如南洋公学引进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用于教学，享有“东方MIT”之誉（盛懿、孙萍、欧七斤，2006）；北洋大学堂则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方面都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摹本。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于1912年10月公布了《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其中，《专门学校令》规定了十种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为其中之一。[5]《大学令》则将大学教育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其中商科包括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门。[6]1913年，民国政府又颁布《大学规程》，对各科/门的教育教学做出更细致的规定。随后，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大学相继设立会计、航海、水产等与实业和商业相关的专业。1921年成立的上海商科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该校设置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交通运输和保险七个学系。
1947—1948年，全国专科以上学生共155036人，商科学生占11.4%。[7]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从无到有，历经曲折，参照日、美模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需要的商科专业体系，课程设置比较规范，商科各个专业都十分重视有关商业环境的教育，如商业史、商业地理、商业政策、商业法律等，普遍注重学生商德的培养。
二 新中国成立后工商管理学科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一度失去了独立的商务活动，工商管理教育也呈现缩减之势。195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工程师、教师、医师、农业技师、财政经济干部、语文和艺术工作者等专门人才。[8]1953年按照苏联模式院系调整后，工商管理学科仅保留了会计学等个别专业，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特色鲜明的财经教育，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少数财经院校普遍开设政治经济学专业，培养政府经济管理干部。1963年的专业目录中财经类专业包括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贸易经济、财政金融、统计学、会计学、对外贸易经济、世界经济和经济地理。与此同时，财经类大学生大幅减少，1965年在校学生数仅7万多人，所占的比例不到7%。
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全国仅有的几所财经院校也被撤销，高等学校的财经专业普遍被停办，或与哲学、历史学合并成政治学专业，或与法律、历史、马列主义一同合并到哲学系。1976年，财经专业学生仅有6569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2%[9]，工商管理学科发展陷入历史低谷。
同一时期，人们对于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6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毛泽东同志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为“鞍钢宪法”，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做出了科学总结。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该条例共10章70条，故称《工业七十条》。该条例对中国工业企业的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工资管理、奖励和职工福利、经济核算、企业财务、生产协作、责任制度、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党的工作等重大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对于提高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水平、加快工业发展、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等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批企业管理教科书，其中，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李铁城编写出版的《工业企业管理纲要》及1964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马洪等人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
三 改革开放后工商管理学科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成为重大课题，人们重新认识到管理科学的重要性。1977年年底，国家成立了“经济管理协作组”，次年成立了“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和“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1978年9月27日，《文汇报》发表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撰写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唤起了人们对管理学科的认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被实施，企业开始向自主经营并对其经营效果负责的社会经济主体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社会对企业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院校复建、新建了以管理学科为主或者相关的系，有的称为管理工程系，有的称为工业经济系，拉开了工商管理学科建设的序幕。
这一时期，西方管理理论的引进对于本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1978年起源于美国、在日本得到广泛应用的全面质量管理（TQM）被引入中国，机械工业部在全国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1980年9月，由马洪主编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管理科学名著的系列著作，包括美、法、德、日等国的经典作家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的著作。这套书的出版对管理学界和管理实践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0年，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引入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教学组织，先后有200多位美国学者前来授课，一大批大型骨干企业经理在此接受培训。
为了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有关方面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工商管理教材。1982年前后，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都组建了管理干部学院，国家经委组织力量按照一年制培训计划编著了厂长培训教材。与此同时，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等也编写了企业管理教材，开展了厂长培训工作。这些都对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关于企业家的角色、职责、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以及工作作风等理论。1984年，大连理工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较完整的管理学教材，共计13本。1985年，大连培训中心成立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建设管理案例库，运用案例教学法提升教学水平。
这一时期，工商管理学科的定位也逐渐明确。1987年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将原来的财经类改为经济、管理学类。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院校设立工商管理本科专业。1993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再次修订时，将经济、管理学类又改为经济学类，下设经济学和工商管理两个门类。到1996年，全国63%的普通高校设立了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人数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5.3%。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分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11个学科门类。管理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工商管理是该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从而确立了工商管理学在整个管理科学体系乃至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相对独立地位。
四 21世纪以来工商管理学科的新成就
进入21世纪后，工商管理学科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上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突出表现为MBA教育的快速发展。自1991年中国首次设立MBA学位以来，MBA培养数量逐年增加。1997年，开始实行MBA全国联考（简称GRK考试）。2002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30所大学成为国内首批承办EMBA学位教育的院校，EMBA成为诸多高端人士的“事业加油站”。2003年，国务院学位办又批准暨南大学等几所高校成为工商管理博士（DBA）培养授权点。MBA、EMBA、DBA项目培养了大量的高级工商管理职业人才。截至2018年12月，全国MBA累计招生已达45万余人（其中，EMBA项目招生约8万人）。全国MBA培养院校共244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21所院校通过了中国高质量MBA教育认证。
21世纪以来，中国工商管理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在2018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MBA百强榜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分别位列第34位、第39位、第42位。同样，在2018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EMBA排名中，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与INSEAD（欧洲英士国际商学院）合作的EMBA项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合作的EMBA项目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项目的排名均进入前十，分别位列第3位、第6位、第8位。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大陆地区已有16所院校获得了AACSB认证，15所院校获得了EQUIS认证，26所院校获得了AMBA认证。
响应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我国MBA教育积极探索“一带一路”教育实践。由9所国内知名大学商学院和19所国外大学商学院共同组建的“一带一路”商学院联盟于2017年8月成立，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搭建促进开展各项经济贸易活动、共享教育教学资源的开放性国际化平台。通过组织“一带一路”教育论坛，我国MBA教育界与社会各界探讨如何通过“共商共建、开放合作”促进我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一批学历层次高、学术能力强，有一定实践经验的青年学者正成为我国工商管理学科研究和教学的主体力量。据对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的统计分析，面上项目主持人的专业技术职务以高级职称为主（包括正高级与副高级），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面上项目、青年项目以及地区项目三类项目中具有博硕士学位的学者比例高达98%。本学科的学者在国际期刊，特别是相关领域的顶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加。
身处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和全球化浪潮的环境，面对中国的产业升级、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时代课题，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独特的管理实践问题，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研究范式，已成为国内外管理学者越来越热衷的研究话题，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工商管理理论被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工商管理学科研究不断关注实践、深化理论创新，展开各个领域前沿理论热点与难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在组织管理、决策科学、创新创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行为金融、公司治理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中国工商管理学科已走过了对西方管理理论的梳理，管理技术与管理方法的模仿、引进和消化阶段，进入围绕中国管理实践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研究的新阶段，这表明中国工商管理学科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