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本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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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阶段的划分
中国战略管理的发展历程不仅同中国企业发展史紧密相关，也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很多学者都对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阶段划分，如王钦（2008）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企业战略发展分为防守型战略（1978—1992年）、进攻型战略（1993—2002年）和分析型战略（2003—2008年）三个阶段，徐二明和李维光（2018）划分为萌芽和产生阶段、发育和确立阶段、成长和国际化阶段，等等。我们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情境，从制度因素、市场因素等方面，结合中国企业战略发展的阶段特征，将中国战略管理实践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统筹化与战略缺失阶段（1949—1977年）、试错化与战略启蒙阶段（1978—1991年）、本土化与战略探索阶段（1992—1999年）、国际化与战略形成阶段（2000—2008年）、多样化与战略创造阶段（2009—2018年）。其阶段发展特点如表5—1所示。
表5—1 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与实践发展历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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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国企业的统筹化与战略缺失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资本市场的金融改革、企业改革以及流通市场改革等方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后，企业家阶层在中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计划经济体制建成，由政府全权支配企业活动，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这种权力的剥离使企业无从制定、实施和评价战略（徐二明、李维光，2018）。该阶段的重要特征即为国家统筹发展。
1978—1991年是中国企业的试错化与战略启蒙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从政策上解放和催生了诸多形式的企业，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实践开始，到鼓励城乡劳动者自主创业，乡镇企业突起，同时，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关于扩大国企自主权的政策，四川省最先推进试点改革，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另外，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外资企业也陆续登陆中国市场。这一时期企业逐渐恢复了自主经营权，企业家在不断试错与摸索中总结经验，战略启蒙阶段的主要特征即为没有发展经验的企业家在试错中前行。
1992—1999年是中国企业的本土化与战略探索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国家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实施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国有企业开始拥有14项经营权，明确了企业经营机制的目标和自负盈亏的责任等，另外为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国务院决定选择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这些政策与决定为中国企业的自由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加之在前一阶段的试错中总结的经验，中国企业进入了战略探索阶段。
2000—2008年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与战略形成阶段。2000年中国加入WTO，“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推动了很多企业的跨国行为，推动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兴起与发展，国家还颁布了一系列关乎企业“走出去”战略发展的文件，例如《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管理条例》《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这些政策的颁布为企业战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此时中国企业于改革开放后已有20多年的探索经验，并在“走出去”过程中学习西方企业发展战略，企业战略规划与发展不断引起企业的重视，因此该阶段是中国企业战略形成阶段，其特征是诸多企业纷纷探索“走出去”战略，发展国际化战略。
2009—2018年是中国企业的多样化与战略创造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企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考验，产业结构转型成为重要任务。这一阶段国家在政策上更加鼓励创新，例如201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大数据、物联网、O2O创业、智慧城市、产业互联网、工业4.0、共享经济、平台生态圈、互联共生、区块链等都是该阶段涌现出的关乎企业战略与发展实践方面的热词，同时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诸多企业走出国门带来了良好契机，中国企业在战略发展的探索方面已经成熟，像海尔的平台生态圈战略、华为的技术创新战略等，在商业模式创新与实践的探索中不断创造出独特的发展之路，因此该阶段是中国企业战略的创造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战略上的多样化，不论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还是模式创新，发展路径不同，但在全球舞台的表现上却实现了“殊途同归”。
二 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历史基础：改革前的积累
如前所述，1978年之前的中国企业战略处于“缺失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形式尚未形成，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这种权力的剥离使企业无从制定、实施和评价战略，加之数据的缺乏，本章无法系统地介绍1978年改革前30年的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细节。但我们认为，如果研究中国企业的战略发展，不能忽视这一阶段的背景基础。虽然改革前30年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经济发展曲折艰辛，但从中国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各类资料中可以发现，改革前30年发展而积淀的生产能力（尤其是相对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正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杨德才，2009）。本章认为，除了一般性的宏观体制，改革前30年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所做的积累对后来中国企业的战略发展具有良好的助益。
一是宏观基础上积累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一直是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战略重心。虽然由于重工业化战略所出现的重工业快速过度发展而轻工业和农业相对滞后或萎缩，被很多学者所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工业化取得的成绩却是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在基本上“关门搞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独立自主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不但将中国带进世界工业大国的行列（杨德才，2009），也为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快速发展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工业基础，同时为中国企业战略和运营管理培育了物质土壤。
二是微观基础上在生产制造环节积累了较为科学的管理体系和模式。宏观体制的推进离不开微观企业制度或组织的持续变革。伴随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工业化建设的曲折推进，工业生产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也在逐步调整和摸索。新中国在企业管理上并没有多少经验，因此，在企业管理领域自然引进了苏联的“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和“马钢宪法”[4]，而“马钢宪法”承袭的是将泰罗制（分工和标准化）与流水线生产结合的“福特制”（胡国栋、韵江，2011），但“马钢宪法”过于强调分工、标准、等级控制和权威，缺乏团队合作意识和员工激励，与中国情境和文化难以完全契合，因此，毛泽东批评了照搬苏联教条主义，党的八大强调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中国企业对苏联模式借鉴和改造，逐渐形成了以政治挂帅、群众性技术革命、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5]等多个内容，并构建了中国特色的“鞍钢宪法”[6]。伴随“鞍钢宪法”、大庆精神以及中国工业管理的其他改革，1961—1966年中国企业各项管理工作水平显著提高，生产突飞猛进，许多技术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水平。虽然鉴于政治需要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鞍钢宪法”等并没有长期贯彻落实，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有意识地探索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道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的首次努力。
总体而言，战略是企业高水平的综合性决策和管理活动，既离不开外部经济基础的构建，也需要内部管理机制的科学化，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低下、基础落后的一穷二白现状下，奢谈企业战略毫无助益，国家统筹发展而导致企业的战略缺失是不得已之路，当然，改革前30年间工业化体系积累和企业管理体系改革因受限制而大打折扣，但这些积累对于中国企业以后发展仍然不啻是有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