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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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织管理研究70年的制度背景变迁
组织管理研究的对象是企业。70年来，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制度和政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背景条件，是决定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和分布的重要情景条件。根据制度的差异，可将70年分为四个时期：计划经济主导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市场经济基本建成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表7—1对四个阶段的企业组织管理制度背景的变迁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包括重要的政策措施、主要文件和核心思想。
（一）计划经济主导时期的组织管理制度背景
在坚持计划经济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大型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曾经下发专门指示，要求企业中的党组织要帮助确立和巩固企业管理方面的“一长制”。“一长制”，是一个工厂在行政上由厂长负责全厂的生产领导，一个车间由车间主任负责全车间的生产管理，一个工段由工长负责全段的生产管理，每个工厂、车间和工段的行政、技术人员和工人必须服从其领导，以统一指挥，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由于“一长制”在实施中影响了党组织领导人的权力地位和对工人权益的忽视，影响工人的生产积极性，1956年党的八大决定取消“一长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7年中央又决定在企业中恢复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刘国良，2003）。
表7—1 中国组织管理研究的制度背景
续表
针对从苏联引进的计划经济下的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企业成为行政单位的附属物、管理多头多级和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效率不高的问题，根据中央和刘少奇同志关于试办托拉斯的指示，1964年年初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对试办托拉斯的问题进行讨论，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国务院工业、交通等各部门进行多次研究，提出了试办行业性托拉斯的草案。周恩来同志两次主持会议对这个方案进行讨论，最后提出五条原则性意见。196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起草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要求形成紧密衔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密切结合、大中小工厂相互匹配的生产体系；在托拉斯内部的政治工作和干部管理上，总公司设立党委和政治部，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党委和政治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任免所管理的干部，分公司和所属事业单位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由总公司党委和地方政府党委进行双重领导。从1964年第三季度起，中央各部试办了12个工业、交通托拉斯，其中包括烟草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公司等。1965年又试办了石油公司、仪器仪表公司、木材加工公司3家（刘国良，2003）。
“文化大革命”前期，工业建设以备战为中心。在“大三线”建设的同时，又在全国一二线地区划出若干个地方作为“小三线”地区，并要求各地区经济与军事工业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政府在当时突出强调了各地区要大力发展地方的“五小工业”。所谓“五小工业”，是一些地区和县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小钢铁厂、小机械厂、小化肥厂、小煤矿和小水泥厂等，后来逐步泛指地、县两级兴办的小型工业企业。1971年是1958年后全国地方小型工业又一次大发展的一年。地方“五小工业”的发展，当时对整个国民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小工业”体系中，尤以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小机械、小化肥、小水泥发展最快，形成这一时期地方小工业的骨干行业（刘国良，2003）。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组织管理制度背景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工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是工厂的行政负责人，受国家委托，工厂的经营管理和生产由厂长全权决定。厂长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上级委派，或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由上级任命。厂长的任期一般为4年。该条例尽管延续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在加强厂长责任、赋予厂长更大的生产经营指挥权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厂长责、权、利的统一，从而为逐步推行厂长负责制做了准备。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国营企业将逐步实行厂长负责制。其后，厂长负责制开始在所有工业企业中推行（汪海波、刘立峰，2017）。
在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将建立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方向。1991年12月，国务院决定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第一批为57户。1993年12月，国务院成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协作调查会议制度，由国家经贸委和国家体改委等14个部委局参加，起草试点方案。全国人大通过立法，于1993年12月29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实施。该法规定，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转换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建立规范的内部管理机构。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职工依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主体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公司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办理。1994年11月，国务院同意的《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草案）》发布，选择百户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7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对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试点企业集团扩大到120家。试点工作于1997年基本完成。同时，地方政府抓的2343户现代企业试点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98年6月，国家经贸委提出，要在认真总结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依据公司法，对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有步骤地进行规范改制，实现到20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总的来说，到2000年年底，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基本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农村集体工业企业，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由市场调节的。这些企业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乡镇一级政权创办的，存在一个政企分离的问题。许多乡镇一级政权对所办企业进行产权改革，通过集体承包、厂长承包等形式，把企业承包给集体或个人，并实行厂长或经理负责制，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同时，在企业内部改干部委任制为选举制或招聘制，改推荐职工制为择优录用制，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汪海波、刘立峰，2017）。到了1988年，乡镇集体工业企业普遍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到了1990年年底，有95%的乡镇集体工业企业开始了第二轮承包。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行了公开招标确定承包人，实行风险抵押承包，合理确定承包指标体系和承包期；在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基础上，把承包制与厂长目标责任制结合起来；通过把承包指标层层分解，把承包制与企业内部的各种经济责任制结合起来。1990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2年3月，国务院又转发了农业部起草的《关于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对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管理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乡村集体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或经理对企业全面负责，代表企业行使职权。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有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1996年10月，全国人大立法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明确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基本方针、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明晰了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理顺了乡镇企业的管理体制。1997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业部关于我国乡镇企业状况和今后改革与发展意见的报告》，提出要不断深化企业改革，优化乡镇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和激励机制，使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为企业的发展多做贡献（汪海波、刘立峰，2017）。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雇工性质的私营企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私营企业为了取得合法地位，都是在个体企业甚至集体企业的名义下经营的。直到1984年，政府对私营经济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针，既不禁止也不宣传，这实际上是一种谨慎的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汪海波、刘立峰，2017）。据有关单位估算，到1987年年底，在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名下的私营企业总数在全国已经达到22.5万家，从业人员总数为360万人。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在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汪海波、刘立峰，2017）。1997年的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从此，我国的改革步伐大大加快。1995年党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部分公有制企业出卖给私营企业主。同时，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化，大量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员工，特别是经营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199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其后，发展私营经济成为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相联系的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一条重要渠道。
（三）市场经济基本建成时期的组织管理制度背景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在政策上继续把“抓大放小”作为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的主要方针。“抓大”要求着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大公司与大企业集团，包括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母子公司体制；继续推进企业重组，优化结构，实现优势互补；减少集团管理层级，实现管理扁平化；做强做大主业，实现主辅分离等（汪海波、刘立峰，2017）。2003年，国资委成立，其监管的中央企业为196家。经过多次重组，2011年减少到117家。2011年，中央企业8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汪海波、刘立峰，2017）。
2002年党的十六大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建议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些建议在2004年3月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高票通过。2002年1月，国家计委颁发的《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指出，凡是鼓励和允许外资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在实行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同样适用；鼓励和引进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参与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民间投资者到境外投资（汪海波、刘立峰，2017）。2011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由2000年的176.17万户增长到967.68万户；总注册资本由13307亿元增长到257900亿元；从业人员由2406万人增长到10400万人。这十来年时间是中国私营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组织管理制度背景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政策思路，同时，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成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政策。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对于主业涉及国家安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以实行股权多元化；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独立运作，独立核算（汪海波、刘立峰，2017）。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划分大中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在工业中，大型企业的从业人数等于或大于1000人，营业收入等于或大于4亿元；中型企业的从业人数等于或大于300人，小于1000人，营业收入等于或大于2亿元，小于4亿元；小型企业的从业人员等于或者大于20人，营业收入等于或者大于300万元，小于2亿元；微型企业的从业人员数小于20人，营业收入小于300万元。由于小微企业在稳增长、促创新、转方式、调结构、增就业、惠民生、保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新的时代，政府高度重视小微企业的发展。2014年10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和鼓励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的形成。2015年6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创业便利化（汪海波、刘立峰，2017）。
二 计划经济主导时期（1949—1979年）的组织管理研究基本情况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3月22日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核心内容是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毛泽东同志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钢铁联合公司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定了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
1961年6月，薄一波同志以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组部分成员为基础组建了一个起草小组，到沈阳市继续搞调查研究，并在调查研究中形成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的初稿，参加执笔的成员有马洪、梅行等。在这个初稿基础上，征求企业意见进行修改后，于1961年7月16日呈报中共中央书记处。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会，对草案进行讨论。会后，草案经过修改于8月10日再次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8月11—14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的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修改。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庐山的工作会议上正式讨论了中央书记处提交的草案，会议上出现许多意见分歧，争论激烈，总的倾向是积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会议上的各种批评意见后对原稿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增补了一封指示信进行补充说明。1961年9月16日，指示信和草案修改稿一起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条例做出肯定批复，草案最后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该条例共70条，故又称为《工业七十条》（汪海波、刘立峰，2017）。
《工业七十条》规定，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是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原则，也是国营工业企业内部的管理原则。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一般分为三级：中央和中央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工业市，专区、县、中等工业市、直辖市的区和大工业市的区。重要的企业，分别由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大工业市管理，但工业管理体制调整的权力集中在中央。在行政上，每个企业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负责管理，不能多头领导。国营工业企业内部的管理，一般也分为三级：厂部，车间或者分厂，工段或者是小组。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力集中在厂级。联合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力集中在公司。
1961年，马洪主持，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对企业管理中的组织职能和组织体制进行了阐述。《大庆工业企业管理》是在1979年出版的，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李占祥副教授是作者之一。该书反映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工业企业的典型管理经验。全书共14章，第2章是生产组织与指挥，第12章是岗位责任制。该书对大庆的组织系统是这样总结的，“大庆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系统；建立了高度集中，指挥如意的生产指挥系统；建立了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三结合的科学研究系统；建立了为生产，为职工服务的后勤工作系统”[1]。这种组织系统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实行科学管理，另一方面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实行民主管理。
在计划经济主导时期，在“一大二公”思想指导下，国有企业占据主体地位，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行国家计划管理，强调国家对企业的集权管理，国有企业实行全国统一的组织管理模式，企业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直线职能制，没有什么变化。组织管理研究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组织管理是工业企业管理的一部分，还没有从一般企业管理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二是研究队伍人数少、力量薄弱，以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为主；三是研究成果以政策文件作为主要形式，研究成果高度实践导向；四是强调组织管理的二重性，重视管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结合。
三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1980—1999年）的组织管理研究基本情况
在中国期刊网的期刊类别中，在文献分类目录中选择经济与管理科学，输入检索条件：主题—组织结构，期限是1980—2000年，来源类别为CSSCI，按被引排序。由于显示的论文有一些并非组织管理领域，由作者一一甄别后选出。表7—2列出了所选出的高被引10篇论文。
表7—2 1980—2000年组织管理高被引率论文部分示意
续表
这一时期的组织管理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从国外引进组织管理的研究成果，推动着组织管理研究的独立和展开。弗里蒙特·卡斯特等主编的《组织与管理》一书于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对组织管理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朱国云编著的《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1997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政治学角度，将组织理论的发展史分成5个阶段：科学管理时期、行为科学时期、科学决策时期、系统科学时期、文化管理时期，有选择性地分析了不同时期主要学术流派思想以及它们对组织本质和特征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结构权变理论成为主流的组织结构理论，成为组织结构理论领域内的一个统一的理论范式，标志着组织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一般管理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了（李晓春，1998），这一理论变化趋势影响了组织管理教科书的新变化和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深化。
组织学成为国内学者通过学术刊物努力讨论和建构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随着《经济管理》（1979）、《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3）、《管理世界》（1985）、《南开管理评论》（1998）的创办，学者们有了发表学术论文的平台，这些学术期刊推动着国内组织管理研究的持续发展。郑海航（1990）认为，企业组织方面的专著和教科书在国内尚属罕见，可以说企业组织学这门学科正期待着我国管理学界来共同建立。企业组织学按照组织结构、组织意识、组织机制三大构成部分来研究，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企业组织学学科体系。一些以组织学为书名关键词的著作得到出版，例如杨洪兰、张晓蓉编著的《现代组织学》，于199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根据西方组织管理的理论，对适合中国企业的组织模式进行了一些探索。曹建军（1985）认为，组织的作用是使企业充满活力来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实现经济效益持续不断的提高。要达此目的，现行大企业应该走分权化道路，结合实情采用事业部制（按照我国的习惯亦可称为分厂）。金占明（1996）认为，一个企业选择怎样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取决于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既不能照搬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学习美国的管理风格更为有效，而是应根据上述因素做出综合判断。如对处在不发达地区，职工收入水平较低和文化素质较差，以加工装配为主并试图通过低成本战略打开市场的成长期企业，应通过加强管理严格岗位责任制和集权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对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员工的收入和文化素质提高，且工作具有创新性，所以应以弹性管理为主。总之，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必须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并适时做出调整。
组织设计作为一门课程从一般企业管理学中独立出来，引进大学课堂。1993年，吴培良、郑明身主编的《工业企业组织设计》一书出版。它是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的第九分册，当时是一门新的管理课程。在当时的条件下，系统地论述管理组织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在国内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该书具有一定开基创业的作用。这是一本在结构权变理论范式下编写的大学教材，把整个组织系统看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因此管理者必须根据情景要素的变化不断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进行组织设计和组织再设计。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也是对外开放的时期。随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增加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组织结构的安排和选择逐步成为一个企业的内部选择问题，组织管理的研究成果开始从政府文件转移到大学的教科书和学者们的学术论著上。欧美的组织管理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通过学术交流和学生培养等方式也逐步为国内的研究人员了解和理解，开始成为国内研究和教学的一种重要方式。
四 市场经济基本建成时期（2000—2012年）的组织管理研究基本情况
在中国期刊网的期刊类别中，在文献分类目录中选择经济与管理科学，输入检索条件：主题—组织结构，期限是2001—2012年，来源类别为CSSCI，按被引排序。由于显示的论文有一些并非组织管理领域，由作者一一甄别后选出。表7—3列出了所选出的高被引10篇论文。
表7—3 2001—2012年组织管理高被引率论文部分示意
这一时期的组织管理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以企业组织设计为重点的组织管理教材纷纷编译编著出版。理查德·达夫特编著的《组织理论与设计》的第7版至第12版，2004—2017年连续由王凤彬等翻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教材的编著上，有些把组织理论与组织设计结合起来，有些把组织设计和职位分析结合起来，有些就完全聚焦于组织设计。2005年，由任浩等编著的《企业组织设计》（2005）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提出从组织结构、组织职权、业务流程、绩效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五大模块进行设计，自称为企业组织设计的五维体系。对企业组织设计的原则，包括纵向、横向、时间、地域和特性五个原则，自称为桥式理论。2006年，由刘巨钦等编著的《现代企业组织设计》（2006）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认为，该书突破单一企业的组织设计范式，提出企业群，也就是联合企业的联合组织设计这一新的企业组织设计理论范式；突破了单一企业的管理结构范式，提出了企业群，也就是多企业的联合治理结构、联合治理机制这一新的组织创新范式；突破了单纯的基于理性和刚性的组织设计理念，提出一种面向市场，由顾客价值驱动的富有竞争力的弹性组织结构。
对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新组织模式的研究。伴随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组织边界出现模糊化倾向，以网络型组织和虚拟组织的发展最为典型（朱方伟等，2013）。网络型组织的重要特征是以信用关系代替上下级关系，职位权威让位于知识权威，随着组织边界的无限拓展而获得不断递增的知识规模效益；虚拟组织的本质在于突破组织界限整合外部资源，强调核心功能、横向管理与组织协调的重要性。另外，组织结构新形态的研究还包括动态联盟、生态系统形式的E形结构等，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顺应组织扁平化的趋势，更加强调组织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李晏墅等（2004）提出，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继续领先优势，跨国企业对其组织结构进行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调整、重组和创新，其变化趋势在内部主要表现为网络化、扁平化和柔性化，在外部上主要表现为战略联盟和R&D全球化。郝斌等（2007）基于已有研究，绘制了由结构构建、制度设计和价值创新构成的组织模块化设计价值创新原理图式，从系统角度对组织模块化设计原理的SSV范式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价值创新是模块化组织特有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整合系统效应的结果，以此为基础，从契约结构、组织结构、组织流程、组织职权四个角度阐述了组织模块化设计的理论架构。
对组织管理和战略管理的关系的研究。林志杨（2003）认为，组织结构形式变革是企业组织变革的表现形式，而真正决定和影响企业组织变革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或者说，正是企业组织结构形式与治理结构的相互影响，推动了企业组织的不断发展。
对组织管理的实证研究。黄速建等（2008）认为，1978—2008年，中国政府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实行的重大改革举措包括：发展企业横向经济联合，培育和发展企业集团，推动企业并购重组，促进大中小企业规模结构的合理化。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已经取得显著成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的企业组织结构初步形成。王凤彬（2012）对联想集团成立迄今组织结构演变进程的纵贯考察与多时点归纳比较显示，组织演变未必是管理者精心设计的，也不一定呈现“间断式均衡”的轨迹；渐变的驱动力量可以来自面对问题实践探索和总结完善中产生的应急变化；以“波形”轨迹展开的组织渐进性变化过程，可以使同一类型的组织变革采用的不同演化路径具有最后效果相同的特征。在具有较强可塑性的企业中，组织变革会在试错式学习惯例的驱动下产生一种内生力量，摆脱前期路径的锁定，并展现“波浪式前进”的演进路线。对应地，高层管理者的作用需要从“有形之手”转变为角色隐蔽的“变形之手”。
在市场经济基本建成的这一时期，我国的组织管理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组织内部，而是扩展到了国际上所普遍关注的组织间关系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静态的组织结构，而是更加关注动态的组织变革和新型的组织形态。正是通过这些努力，我国的组织研究开始紧跟西方组织理论的步伐，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我国组织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刘松博等，2006）。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3年至今）的组织管理研究基本情况
在中国期刊网的期刊类别中，在文献分类目录中选择经济与管理科学，输入检索条件：主题词分别为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组织学习和组织能力，期限是2013—2019年，来源类别为CSSCI，按被引排序。由于显示的论文有一些并非组织管理领域，由作者一一甄别后选出。表7—4列出了所选出的高被引20篇论文。
表7—4 2013—2019年组织管理高被引率论文部分示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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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组织管理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关于组织结构的影响效应的研究。曹曼（2019）认为，组织结构不仅调节了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了高绩效工作系统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影响员工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康永军（2018）认为，有机组织结构能够增强员工的观点采择和情感承诺，进而激发管理者行为；相反，机械组织结构却削弱了员工的观点采择与情感承诺，抑制了管理者行为的产生。赵兴庐（2016）认为，参与式决策的企业更善于集思广益，为拼凑提供一手和现场的经验和知识，进而提升拼凑效果；部门间的关联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实现跨职能的资源重组，发掘新的资源协同性，提升拼凑效果。
结合中国企业的实例，对信息化时代的组织管理进行研究。罗仲伟等（2017）以韩都衣舍的组织结构创新实践为案例，分析该企业以信息技术运用为基础，运用互联网快速学习、整合资源、创新迭代、自我裂变、不断进化，通过持续的组织试验逐步形成“以产品小组为核心的单品全程运营体系”的过程。论述其重构企业组织结构，以组织平台化支撑和小组自组织方式实现组织激励约束，从而通过案例实证证实赋能组织原理并检验其逻辑合理性。在定义赋能组织原理内涵、揭示其作用机理的同时论证了运用这一组织原理的四个必要条件，一是组织赋能的基本前提是平等与合作的企业内在关系，二是组织赋能的实施保证是良好的制度和机制设计，三是组织赋能的重要基础是强大的能力支持，尤其是对“独立经营主体”动态能力的有效供给，四是组织赋能的主体条件是具有个人价值主张和创造精神的“创意精英”群体。
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组织管理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规范化，强调与国际接轨，二是强调对中国式组织管理模式的研究，强调对本土成功企业案例的研究和总结，提倡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提炼和理论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