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技术创新实践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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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经济体制环境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特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技术创新实践发展历程可划分为改革开放前三个阶段和改革开放后四个阶段。
一 以苏联技术援助为主的仿制阶段（1949—1960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尽快恢复经济、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部署。受当时国际上美国、苏联两大阵营的对峙与国内经济起点低、产业与技术水平落后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双重制约，中国工业化建设所需的现代化技术只能依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援助。1950年8月因此而提出的“向先进的苏联科学学习”的口号贯彻于整个50年代。
这一时期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活动主要分两个小的阶段。第一，1953—1957年结合引进技术的复杂程度，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采用灵活多样学习和重点攻关方式，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迅速积累。一批生产和经济管理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初步掌握了某些行业的设计和施工技术，具备了自行制造单件设备的能力与研发一些简单新产品/设备/技术的能力（陈夕，1999）。第二，1958—1960年，在以钢铁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大力发展的要求下，为缓解工业生产压力激增造成技术不足的问题，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成了当时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在追求国家自立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中，中国尝试摆脱苏联的束缚，实现基于技术引进的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个别领域中，技术创新的自行设计能力已从单机提升到了成套设备、生产工艺的水平（王海波、董志凯，1995）。
二 基于技术引进的国防工业独立研制阶段（1961—1965年）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国工业发展步入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由于50年代末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进而破裂，以及愈加险恶的国际安全形势，自力更生、科技追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当时中国技术创新顶层设计的基本特征。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与之配套的工业技术成为该时期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的重点。国防尖端技术是发展领域中的重中之重，中国借助举国体制的力量，倾注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国防尖端武器技术的独立研制工作，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伟大成就。另外，在国防尖端技术的配套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的工作中，中国同样进行了自上而下的精心部署，利用苏联援助撤退时留下的部分技术资料和样品，参照当时世界前沿技术与相关资料进行大量的自主研发工作，在“五朵金花”军品铀加工装置、“九套大型成套设备设计”等方面也纷纷研制成功，满足了国防尖端技术研发和生产的90%以上的需要，基本上实现了配套技术的自力更生。国防尖端武器技术及其配套技术的研制成功，实现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基础上的飞跃，展现了中国技术的独立研发实力（林柏，2007）。另一方面，针对1958—1960年重点发展钢铁工业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工业化均衡发展的要求也被提了出来。这使得轻工业、农业、冶金与化工等工业发展开始起步，以解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问题和“三线”问题。因此，支农工业、轻工业和冶金及化工等方面的成套设备与技术引进成了该时期工业发展的另一重点。引进技术的来源从苏联改变为西方国家。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的国产化过程中，政府同样给予了重视与努力，从而使得这些工业领域的技术在“量产”开发技术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中起了重要作用（陈建新，1994）。
三 技术封闭条件下的国防工业独立研制阶段（1966—1977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封闭起来。技术研发活动中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工作近乎停止。然而，国际安全的巨大压力，以及对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技术水平的渴求，使得中国延续了国防工业尖端技术的重点发展策略，在技术封闭的条件下继续开展独立研制工作，取得了氢弹研制（1967年5月）、中远程导弹试制（1969年）、三级火箭“长征一号”的试制总装（1970年）、“东方红一号”（1970年）与“实践一号”（1971年）人造卫星发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组装（1975年）等重大成就，再次展示了中国在尖端技术上的独立研制能力（王海波，1986）。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与一些西欧国家对我国封锁的逐步放松，对外科技交流活动开始逐渐恢复。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在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下，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援助，通过对引进技术的初级模仿与仿制、国防工业的独立研制等技术创新活动，中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工业技术整体水平和工业结构有所提升与调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与传统工业体制基本形成（仪德刚等，2007）。
四 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相结合的追赶创新阶段（1978—1991年）
进入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型阶段，同时提出了以科学技术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主张。权衡改革开放前技术引进“重硬件、轻软件”的缺陷，与当时国内外汇储备缺口的制约，中国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举措，希望通过开放国内市场，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提升中国技术创新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刘戒骄、张小筠，2018）。另外，为提高中国工业化程度，经济体制中也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限于当时工业技术体系与水平，中国选择了以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相结合的模仿为主的追赶创新模式，实行“计划”与“市场”并行的机制。对列入国家计划的重大和重点项目，沿袭惯例，实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方式，组织科研院所、企业、大学共同合作，以国家行政力量推进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在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企业取代政府成为消化吸收的主体（许庆瑞等，2012）。在非国家重点计划项目上，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以三资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力，这些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寻求与外商、相关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共同合作，与政府的协调和组织来完成。另外，因为改革开放，沿海出口贸易的增加，促使部分拥有自主经营权的中小民营企业开始引进成套的设备和生产线，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总之，这一时期，基于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中国运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元主体的消化吸收，逐渐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五 二次创新和本地化创新为主的跟跑阶段（1992—2001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在“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大力推进下，旨在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模仿创新、实现追赶的外商投资的系列政策先后出台，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在中国合资或合作投资办厂。这一时期，外资对华投资的增加，不仅带动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和知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刘戒骄、张小筠，2018），而且外商投资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新产品创造了新的需求，激发了家电、家用轿车等国内市场的快速形成与扩容（雷家骕等，2019）。另外，依靠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先机与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对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引进浪潮中，随着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与相应的市场竞争程度的日趋激烈，部分企业不再满足于模仿，开始结合国内巨大本地市场的需求特点，对既有引进产品积极进行技术改进和本地化创新，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快速积累了自身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家电等产业基本具备了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技术水平。
六 从跟跑向并跑转变的自主创新阶段（2002—2007年）
到了21世纪，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加入了WTO，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了更为密切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同时，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加入WTO后的竞争加剧以及20世纪90年代部分产业因“以市场换技术”陷入对引进技术路径的依赖等，都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企业在密切与发达国家技术交往、努力进行技术学习的基础上，采取在优势领域的原始创新、对现有技术的集成创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多措并举，在手机、程控交换机、高铁等产业取得了技术整合的内源型自主创新经验，实现了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大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2002年启动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电动汽车、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等12个重大科技专项与2006年自主创新战略的正式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正式开启。在技术创新实践上，中国在个别领域逐渐从对发达国家的跟跑转向并跑。
七 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自主式开放创新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2008年中国国内R&D投入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了1.5%（雷家骕等，2019），自主研发能力大幅提升。第二，传统产业竞争优势日渐削弱，全球产业链“两头挤压”，国际竞争环境与形势愈加复杂激烈，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战略。第三，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催生了现代制造与服务企业的大量涌现，与技术源、客户、产业上下游进行持续性的互动学习，不断积累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使得企业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越发重要（吴晓波、吴东，2018）。第四，《2018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达39.8%，实现产品或工艺创新的企业占比22.6%，同时实现产品、工艺、组织和营销四种创新的企业占比7.8%，在实现创新的企业中，独立开发是其重要的创新方式，占比70%以上，有过与集团内企业、境内外企业/研究机构/高校等形式合作开发的企业占比40%以上，说明合作创新已成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主要方式。这些都将中国技术创新导向了全球化、开放型、自主创新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主要体现在：第一，开展广泛的自主研发，加快对自主集成创新与二次创新的迭代提升。第二，基于“互联网+”的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大量涌现。第三，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金融创新发展迅猛。
综合产业技术发展的不均衡性与前面各个阶段的叠加效应，这一阶段，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进入了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创新新阶段。第一，在个别领域，比如华为的5G技术、阿里巴巴的云计算、大疆的无人机等，中国企业已在国际市场形成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已从早期技术的跟跑者，跨越转变为技术的领跑者。第二，以百度公司、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安全技术、云计算技术、支付技术等已有技术，成功进行二次创新，目前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并跑。第三，在大多数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与关键核心技术上，因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的投入较少以及研究水平较低等因素制约，中国企业尚未实现有效突破，仍处于跟跑阶段。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30年，政府在技术创新管理中起主导作用，研究机构与企业只是执行国家计划的研发与生产单位。改革开放后的40年，随着经济体制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日趋完善，企业逐渐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大学、科研院所获得了较大自主性。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专业服务机构构成相互协作的创新网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创新已成为中国新阶段下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技术创新管理的创新体系（许庆瑞、张军，2017）与实践发展的演进过程可用图9—1呈现。
图9—1 中国技术创新管理的发展演进
资料来源：笔者参考相关文献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