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后粮食价格波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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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研究和大量实践的基础上，2004年启动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了粮食收购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标志着粮食收购市场的全面建立。在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建立新型的粮食支持保护体系的同时，国家还建立粮食市场调控机制。这一机制最初的设想是当粮价过低时启动最低收购价，增加粮食政策性储备规模在粮价过高时通过抛储平抑粮食市场价格。当然，后来最低收购价政策演变成了“托市”收购政策，受到广泛批评。
从2004年到2012年，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后有关中国粮食问题研究中的粮食价格波动研究值得关注。在世纪之交一段时间内，中国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深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旨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在放开粮食消费市场而试图控制粮食收购市场的顺价销售思路为国有粮食企业寻找出路，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粮食顺价销售实际无法行得通，以及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销售粮食“名存实亡”等原因，结果出现了粮食生产总体不断下滑，在2003年粮食种植面积相对较低时又遭遇较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量由1998年的5.1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3亿吨，从当年第四季起粮食市场产生了反应。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3年秋粮收获后粮食价格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周期，引起了研究者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和市场波动的关注，认为粮食生产波动是中国粮食问题的重要表现，粮食生产波动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主张要靠政策支持措施来防御粮食生产超常性波动[44]。
除了研究者基于2004年后相当长时间粮食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事实对过去的粮食生产和市场波动开展研究外，更多研究则结合历史和国际国内因素对2004年粮食等价格上涨的原因给出解释[45]。概括来说，关于引起2004年后粮食价格不断波动上涨的主要因素，尽管学者间的争议非常大，但是共同的主要因素大致包括宏观经济因素、需求因素、成本因素、国内托市收购政策因素，以及国际因素和农产品金融化趋势。
2004—2013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多数年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创造了条件，甚至有学者认为是通货膨胀带来了粮食价格上涨。需求因素也是这一时期影响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石油价格上涨及生物能源技术发展，可以将玉米加工成燃料乙醇，对粮食产生了大量新的需求，加上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从而拉动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多数学者认为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后，特别是2009年后，直到新形势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甚至到2015年，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并维持高位运行，主要是受国家托市收购政策影响。
研究中国粮食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研究文献考虑到国际因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大豆等进口数量越来越多，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传导机制作用越来越明显，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国内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除了这些研究结论外，还有研究者认为粮食等期货市场和电子交易的发展，粮食等农产品市场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资本进入粮食市场从而加剧了粮食价格的波动。
还有研究进一步拓展，回答粮食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粮食和食品消费价格上涨一般都会认为带来CPI的提高[46]，这主要是由于食品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及食品价格消费价格上涨最明显。
2004年后粮食问题方面研究的重要进展除了在供求关系影响价格基础上对一些新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外，另一个进展是在对国家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或者是对粮食连年增产同时出现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现象的解读，提出了中国粮食紧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粮食需要缺口扩大、供求结构矛盾和农业资源利用可持续性问题成为新的突出问题。这些研究对2013年中央提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基础。
2004—2013年中国粮食连年增产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价格的不断上涨，在对策上研究者似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甚至有研究认为粮食已经进入高价时代。回应粮食市场价格不断上涨的政策选择，主要是2007年后持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粮食市场价格在上涨的同时，为什么国家政策性收储的粮食价格也跟着不断提高？从理论上说，这主要是出于对成本推动粮食价格的认同。由于2004—2008年中国粮食市场价格总体上在不断上涨，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上涨，粮食以外其他农产品和商品价格也在上涨，如果在2009年后不同步提高粮食政策性收购价格，这似乎就会影响农民增收，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进入2013年后，出现了国际粮食价格大幅度下跌的情形，这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广泛高度重视，仍然维持不断提高国内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的政策措施，结果导致国际国内粮食价格严重倒挂，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国际价格，正是由于政策研究的滞后性和实施的惯性带来了粮食2013—2015年的高产量、高库存和高进口。研究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显得越来越迫切。2004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粮食问题和粮食安全的研究总体上滞后于政策制定者的研究，滞后于政策的实施。这种状况很难发挥学者研究的价值，需要改善。
除粮食价格研究是热点外，2003—2012年中国粮食连年增产连年丰收。这是为什么？一般认为这与粮食支持保护政策建立及实施直接相关，研究者也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如建立粮食直接补贴制度，稻谷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粮食支持保护政策措施应用于其他农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侧重政策实施的效应评估。关于具体的粮食支持保护政策深入讨论，有专门章节论述，本章从略。
2004—2012年，粮食经济研究领域除重点对粮食价格和连年增产进行研究外，还出现了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后国内粮食问题的研究与粮食安全的研究总体上出现了融合的态势。这一时期把中国粮食问题与粮食安全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突出表现是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如黄季焜[47]、张晓山[48]的研究成果初步表明中国粮食的研究已经由重点对粮食问题研究向粮食安全研究过渡。为什么会出现将中国粮食问题与粮食安全融合起来进行研究？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内粮食形势变化迫使研究主题转变，二是2007年、2008年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食物危机）。
尽管2003年粮食减产导致当年第四季度开始的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一直持续到2013年，但是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供给保障问题并不突出，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改革并没有出现反复。怎样来研究中国粮食问题？按照传统套路来研究中国粮食问题，虽然也有一些文献，但这显然难以成为研究的主流，甚至出现边缘化。现实中的粮食供给保障问题不突出，且2004年起中国粮食连续增产了13年，同期粮食价格和食品消费价格不断上涨，有时上涨幅度还比较大，部分消费者食物消费负担还比较重，其间还发生了严重的全球粮食危机，但是中国粮食供给充裕始终没有改变，表明消费者能否买得到粮食和其他食物，已经不属于粮食的重要问题了。既然这样，应开展怎样的粮食研究呢？这一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在新时代深入思考并给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