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服务业就业研究的全新视野（200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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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为标志，自2007年开始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服务业就业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多问题导向，视角更加多元。从研究的方法上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学模型探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 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再认识：重在对机制的实证检验
从前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服务业登入“大雅之堂”后，不少的分析研究从不同视角阐释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机制通道，这些分析从逻辑上看都有道理，但鲜有人对这些道理“证实”或“证伪”。2007年以后，服务业本身加快了发展步伐，同时，经济学界对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阐释越来越重视“言之有据”且要“有理有据”。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对鲍莫尔-富克斯机制的检验。这一机制的逻辑是，服务业之所以能够吸纳大规模的就业，原因在于服务业属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部门，但其工资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进步较快的先进部门同步，而服务品大多缺乏需求弹性，当社会整个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会增加对服务品的需求，从而劳动力会涌向服务部门。继国内学者程大中于2004年较早发表关于对这一机制检验的研究成果之后[37]，不少学者采用更为丰富的数据在这一时期继续围绕这一机制进行再检验。程大中（2004）采用了1978—2000年间的宏观数据，基本结论支持劳动生产率滞后是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原因。王俊（2008）[38]在1991—2005年的时间跨度内的再检验，同样支持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他发现制造业部门相对于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越大，越促进了服务业就业。梁东黎和张淦（2013）[39]扩展了上述机制的理论前提，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能够完全反映价格和工资的变化，服务业就业占比的提高与服务业需求弹性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此外他们还将服务业划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采用1978—2009年的数据来进行检验。他们的结论认为，我国服务业就业占比提高的原因应当主要归结为收入的需求效应，而不是鲍莫尔-富克斯的生产率滞后机制。丁守海等（2014）[40]采用2003—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纳入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劳动生产率，以及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对就业份额增长的贡献。他们将服务业部门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以及公共服务业，计量估计结果在整体上支持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导致了就业占比提高的假说，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也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吻合，而在生产服务业领域并不成立。
无论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部门就业，还是服务部门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部门，其实质是要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进而不断产生新的就业。蔡昉（2017）[41]从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劳动力市场改革总的进程是，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拆除一系列制度障碍，使劳动者能够依据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市场信号，离开原来所在低生产率的就业领域，在地域上和产业间流动，并进入新的、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他的测算表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整体上高于第一产业，却低于第二产业，因此，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服务业无疑导致生产率提高，但是，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却未必带来生产率的总体改进，因此在提倡发展服务业并提高其比重时，需要遵循生产率提高原则推进，重点放在具有生产率高且增长迅速的现代服务业上面。
二 发展环境对服务业就业潜力的影响
一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互动关系的探讨。魏作磊和邝彬（2009）[42]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者服务业、分配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并根据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产业依赖关系，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产业依赖度明显偏低，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依赖度偏低程度尤其严重，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由此他们判断，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低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产业依赖度低是一致的，缺乏制造业的带动，是制约服务业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由此，将服务业作为扩大就业的路径，必须要以改善制造业生产方式、提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为立足点，脱离制造业而单纯追求扩大服务业就业将是不可长流的无源之水。张川川（2015）[43]以微观数据为基础，从就业乘数的视角估计了制造业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制造业就业增长明显带动了当地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平均每个新的制造业岗位能够创造0.4—0.6个服务业岗位，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力主要发挥在中低端服务业领域，对高端服务业就业的带动能力较弱。高端制造业是带动服务业就业的主要力量，而低端制造业反而会替代服务业的就业机会。袁志刚和高虹（2015）[44]利用中国地级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估计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就业乘数效应表明，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业就业约0.435%的上升，但城市化水平具有显著的作用。罗军（2019）[45]从融合视角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对就业技能机构的影响机制，其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通过提升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可以优化就业的技能结构，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没有促进就业技能结构优化，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间接效应促进就业技能结构优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渠道改善就业技能结构，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和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就业结构优化效应具有促进作用。
二是开放经济条件下，服务业就业问题研究，主要从服务贸易就业效应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这两个方面来探讨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的影响。周申和廖伟兵（2006）[46]在一个贸易与就业的投入产出关系模型中，基于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部门技术参数，估计了1997—2004年服务贸易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影响：服务贸易出口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服务贸易进口的就业替代效应整体上与出口的带动效应具有相似的趋势，综合起来看，服务贸易对就业的净影响较小，但呈现出向有利于就业的方向变动的趋势。与工业部门贸易相比较，发展服务贸易、增加服务出口对我国就业的促进效果更大。蔡昉等（2014）[47]基于国际贸易平衡的视角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就业份额过低的原因是中国生产了比对外贸易平衡情况下更多的可贸易制造业产品、更少的非贸易服务，如果降低贸易顺差则可能使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3—4个百分点。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中国制造业处于底端，从业也就抑制了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张志明和崔日明（2014）[48]在一个就业结构模型中，将服务业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利用2004—2011年行业层面数据，估计服务贸易对就业结构变化的作用，他们的分析发现，服务进口对于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的优化具有不利作用，且对男性劳动力的消极影响大于对女性劳动力的影响，对中低技术行业的负面冲击高于中高技术行业；服务出口能够改善服务业就业结构，且有利于男性劳动力和中高技术行业熟练劳动力就业比例的提升。服务业FDI能够显著地优化服务业就业结构，但对中高技术行业中的熟练劳动力就业不利。李杨等（2015）[49]对过去近10年来国内关于服务开放的就业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并基于2004—2012年的数据再次检验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的影响。他们发现，服务出口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在整体上并不显著，未能对就业数量产生明显拉动作用，而服务进口对国内服务业就业的替代作用却明显较强，且与进口服务的类型具有较强关联，不过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进口会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服务业FDI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对就业的负面冲击不显著。最近，刘再起等（2018）[50]从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三 劳动力流动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于翔实的统计数据，借助恰当的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劳动力流动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年来服务业就业问题研究的主流，深化了人们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郭文杰和李泽红（2009）[51]采用2004—2006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在一个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估计了劳动力流动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其发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劳动力流动转移，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进而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变，但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流动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具有差异。肖智和张杰等（2012）的研究[52]，注意到了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会影响劳动力流动，而劳动力流动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联立因果性，他们认为，在过去关于第三产业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分析中大多偏向于对一个方向的分析，不利于全面认识二者的关系。他们在一个联立方程组模型中，采用中国2006—2009年省际数据，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实证检验了第三产业发展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联系内生关系。他们的结论指出，在全国整体层面上或者东部发达地区，第三产业会因为劳动力的净流入而获得发展效应，第三产业得以发展又会继续促进劳动力的流入；但在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与劳动力流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李惠娟（2013）[53]则注意到了流动劳动力之间的人力资本分布问题，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聚理论，采用2005—2010年省级层面数据构建的面板模型分析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流动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相关关系较强，低技能劳动力流动与生活性服务业集聚的关系较强，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对服务业集聚的解释力更强。
四 服务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魏君英（2011）发现[5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服务业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借助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1990—2008年服务业信息化对就业效应的影响。其结论表明，服务业信息化在整体上促进了就业，二者的变化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服务业信息化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岗位替代效应。在短期内，以信息化代表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就业机会具有一定的侵吞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服务业信息化有利于就业扩大，因此，产业发展取向应当促进服务业的信息化。王静（2016）[55]对服务业各细行业2005—2013年技术进步进行测算，并以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型技术进步为核心变量解释就业规模。她发现，技术进步在整体上对就业存在挤出效应，而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但不能阻止服务业技术进步的发展潮流。党秀静（2018）[56]基于2004—2015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服务业技术进步的总体幅度有限，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主要发生在生产性服务业，但对公共服务业就业具有补偿效应。
朱土兴（2013）[57]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第三产业劳动就业比重的提升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种贡献是表面性的。过去30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了第三产业过度膨胀的现象，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没有遵循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一般规律，而是大量劳动力直接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其中劳动技能水平低的劳动力占了较大比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2010年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96倍，其幅度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46%，而全部三次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在这一时期提升了8.54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明显较低的内部原因在于内部结构的偏差，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就业比重大幅下降，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升较为明显。提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在于，通过加快发展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式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以及强化劳动技能教育培训。
五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服务业就业特征及趋势
关于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动力来源剖析。都阳（2016）分析发现，近年来服务业迅速扩张，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制造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就业得以继续保持总体稳定，服务业是重要的原因[58]。而丁守海等（2016）[59]却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增速的下滑主要归因为第二产业的下滑，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功能正在弱化，由此需要检验服务业是否能够持续发挥吸纳就业的海绵功能。他们从理论逻辑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展开的分析表明，服务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工业影响，如果工业长期乏力，服务业不能一枝独秀的获得发展并提供就业机会，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估计发现，工业景气度对服务业就业有一个明显的滞后传导效应，因此不能对工业下行可能出现的失业风险掉以轻心，只有工业部门长足发展，才能为服务业就业提供动力。“服务业发展与农民工就业研究”课题组（2016）[60]从扩大农民工就业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之后，服务业发展对农民工就业既是机会又充满挑战。该课题组利用2015年河南农民工监测调查微观层面数据，基于个体层面职业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批发零售等行业的自主创业概率会因服务业快速发展而显著提升，但由于农民工务工领域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为主，提升职业层次的难度较大，建议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服务业未来就业吸纳能力的趋势判断。夏杰长和李芳芳（2015）[61]基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一般情况，分析了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基础及其潜力展望。他们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前后，服务业就业的弹性系数略有下降，尽管高于制造业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从发展趋势上看，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依然较大。曹佳（2017）[62]的分析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服务业就业的波动与产值波动基本一致，就业的变化更为平稳，服务业增长的就业弹性大于第二产业，因此未来可继续通过发展服务业来促进就业。张车伟等（2017）指出[63]，随着经济增长转向消费驱动，服务业是有效需求最主要的增长点，特别是高端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供不应求，而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未来服务业发展将有效带动就业的增加。新经济与服务业的发展相互交织和渗透，其就业创造功能已经进入了研究者视野。新经济是新技术经济和新业态经济的总称，新技术必然会促进服务业变革，而新业态经济本身就以服务业为最主要组成部分，新经济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牛耳，不断产生新的就业增长点，为就业增长注入新动力[64]。但未来的服务业对劳动者素质具有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