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技术经济学：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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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年钢产量只有15.8万吨，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和卓越发展，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具有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过程，是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数以万计各类固定资产项目建设累积的过程，也是国民经济的技术基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引进为主到自主研发，逐步走向世界技术发展前列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以研究建设项目评价和技术进步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技术经济学，适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诞生、发展到逐步成熟，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认识其发展规律，展望新的发展前景和任务，对推动中国技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中国技术经济学发展历程简述
中国的技术经济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技术经济实践和研究算起，到现在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根据各时期技术经济研究发展的特点，我们把70年来的技术经济研究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技术经济学的酝酿与创立（1949—1978年），技术经济学的恢复与发展（1978—1992年），技术经济学的繁荣与创新（1992—2006年），技术经济学的开放与融合（2006—2017年），技术经济学的新时代（2017年至今）。以下简要论述各个阶段技术经济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进展。
一 技术经济学的酝酿与创立：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必须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有系统地恢复了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贸易，发展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一五”计划开始试编；1955年，“一五”计划审议通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于如何规划经济建设，如何安排建设项目，如何进行项目布局，如何进行项目评价，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在摸索中学习、实践。苏联专家带来了全套经济计划方法，也带来了建设项目技术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相关部门的干部和苏联专家一道，把这些理论方法用于“一五”重点建设项目的规划、论证和评估。“一五”计划在重工业优先方针的指导下，开始了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帮助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为主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起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步与发展。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中国第一飞机制造厂、富拉尔基重工业基地、武汉长江大桥、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等一大批重要项目相继建成。
“一五”期间的建设过程中，引入了苏联技术经济分析理论，充分体现了苏联“生产力均衡布局”和工业区规划理论。尽管这些项目建设也各有其利弊得失，并且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未能全部完成，“文革”前的经济建设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也有不按技术经济规律办事的惨痛教训，但技术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却由此发端、引入和实践，并在其后的经济建设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延续了下来。
1956年，中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12年科技规划》）。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一次成功管理实践。通过规划的实施，我国初步建立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科学技术研究队伍，改变了科学技术水平十分落后的状况，资源勘探、工业和农业科技、新兴技术、医学科学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同时，《12年科技规划》的实施对中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以及中国科技体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总之，《12年科技规划》对中国各项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建设实践，培养锻炼了中国第一批技术经济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这些技术经济前辈中，很多人紧密结合实际，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具有远见卓识，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技术经济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开始研究讨论技术经济问题。1959年11月13日，于光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一文。1960年经济学界开始讨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应用效果，提高投资效果等问题。[1]于光远等同志积极倡议和推动建立技术经济学。
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对各项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部署。这些学科依次为农业科学技术、工业科学技术、医学科学技术、技术经济、技术科学、基础科学。《规划》把技术经济与其他学科并列，标志着中国技术经济学的正式诞生。于光远、徐寿波等对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技术经济学”一词，是徐寿波借鉴苏联部门经济中的相应概念提出的，最后由于光远确定的。[2]《规划》的第七章专门规划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规划》指出：“一切生产技术，必须既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又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才适宜于推广和应用。所以，生产技术研究成果，应该经过技术经济分析，才能在生产中推广，才能成为国家制订技术措施、技术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整的科学技术依据。对各项技术的具体内容进行经济效果的计算和分析比较，即进行技术经济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科学技术多快好省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规划》还指出：“技术经济的研究必须广泛开展。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经常要遇到各种技术经济问题。应该提倡和鼓励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学习和运用技术经济研究的科学方法，结合工作任务，广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技术经济的研究还必须有专业队伍。”“在广泛提倡群众性的技术经济研究的同时，需要建立专业的研究机构，培养专门的人才，组织起专业的技术经济的研究队伍，尽快形成技术经济研究的中心。”《规划》具体提出了11个需要重点研究的方面，包括：（1）合理利用土地的技术经济研究；（2）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技术经济分析；（3）农业技术改革的技术经济研究；（4）食物营养构成的技术经济研究；（5）燃料动力的技术经济研究；（6）原料、材料选择的技术经济研究；（7）采用新工艺、新装备和发展产品品种的技术经济研究；（8）建筑工业的技术经济研究；（9）综合运输的技术经济研究；（10）工业生产力的结构、布局和生产规模的技术经济研究；（11）技术经济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在技术经济学发展历史上，《规划》是一个重要文件，它标志着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阐述了技术经济学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要求建设专业技术经济研究队伍。在《规划》中，“技术经济”一词贯穿全文，共出现52次，足见对技术经济分析的重视。这些阐述，严格、生动，今天读来，仍然感到亲切。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这一规划未能得到切实落实。
一些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关注、研究日常生产领域的技术经济问题。这一时期可以查到的公开发表的文献有数百篇。这一时期的技术经济研究，涉及劳动生产率、技术经济定额、技术改造、生产专业化协作、技术经济效果、技术经济分析、厂址选择、技术政策、时间因素、农业布局、生产力布局等诸多领域。
“文革”时期，技术经济学建设中断并遭到严重破坏，技术经济研究完全停滞。
这一时期引进和创建的技术经济学，以苏联的技术经济分析理论为基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技术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项目技术经济分析和技术经济问题。这是与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特点相适应的。
二 技术经济学的恢复与发展：1978—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从百废待兴中调整恢复，在波动中快速增长。各方面改革陆续推开，探索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期间，我国第一代技术经济专家和技术经济学家积极倡议，恢复技术经济研究，推广技术经济分析方法。第二代技术经济学家逐渐走到前台。经过两代技术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技术经济学得到迅速复兴和蓬勃发展。
这期间与技术经济学发展相关的重要事件包括：
1977年12月，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八年规划纲要》）。同年10月，中共中央转发《八年规划纲要》。《八年规划纲要》列出了108个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技术经济和生产管理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被列为第107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负责落实。
同年11月，全国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理论方法的研究规划（1978—1985）》。会议建议成立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两个研究会。建议建立全国技术经济学和管理现代化的专门研究机构。建议教育部和各大专院校恢复和扩大各自的技术经济学和现代化管理科学的系、科[3]。
同年11月，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干事会总干事为徐寿波。1985年1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于光远任第一任理事长。
1979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可行性研究处处长W.勃伦斯应邀来华，举办了第一期可行性研究培训班，以后又举办过几期类似的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学员来自各专业设计院、大专院校以及有关管理部门。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学习和研究可行性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热潮。在与西方学术界隔绝30年后，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理论和方法引入我国，并逐步得到推广。1980年1月，在于光远同志积极倡议和指导下，国家编制委员会批准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为李德仁和徐寿波。1982年改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由乌家培、李德仁、徐寿波等同志领导筹备工作。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李京文任所长。
1981年，国务院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任总干事，下设技术经济研究部。1990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等合并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一直延续。其职能为：研究国家中长期的科技发展、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技术装备政策等重大技术经济政策；分析宏观技术经济发展趋势；对重大建设项目和地区开发项目以及科技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等方面进行研究。1982年，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简称中咨公司）成立，承担国家计委审批的大型建设项目评价工作。第一任董事长为薛葆鼎，总经理为李云洁。中咨公司成立后，承担了各级政府和企业委托的咨询业务数千项，涉及项目投资数万亿元，完成了一系列行业和地区发展规划的编制与咨询评估任务，开展了许多宏观专题研究。中咨公司完成的主要项目有：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京沪高速铁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南水北调、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国家大剧院、国家储备粮库等一大批世人瞩目、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重大项目的咨询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1983年2月，国家计委颁发《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试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第一部把可行性研究纳入基本建设程序的国家主管部门的正式文件，也是在我国基本建设领域大规模推行可行性研究方法的开始。《办法》规定：“建设项目的决策和实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可行性研究是建设前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基本建设程序中的组成部分。”“可行性研究的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和地区规划、行业规划的要求，对建设项目在技术、工程和经济上是否合理和可行，进行全面分析、论证，作多方案比较，提出评价，为编制和审批设计任务书提供可靠的依据。”《办法》还规定了可行性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了贯彻国家计委的这一规定，迫切需要技术经济学界做出艰苦努力，提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特点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各类建设项目评价的理论、方法和标准；需要在相关领域大力普及可行性研究知识；需要通过高等教育及其他方式培养可行性研究的实用人才。
这一时期，相关院校、研究机构、设计院、咨询公司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国家计委组织各方面专家，编制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一版）[以下简称《方法与参数》（第一版）]，并于1987年9月，颁布实施。《方法与参数》（第一版）由《关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的暂行规定》《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参数》及《中外合资经营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等部分组成。《方法与参数》（第一版）成为全国建设项目评价的依据，一些部门也据此编制颁布了各自行业的《方法与参数》。
《方法与参数》（第一版）的试行，加强了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对于避免项目决策失误，合理利用投资，提高投资效益，推动我国建设项目决策科学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期间，技术经济研究机构、学会和高校的技术经济专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铺开。各地陆续建立了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各行业的技术经济分会相继成立。技术经济学教学在全国高校经济、管理和工程专业普及，并开始培养技术经济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技术经济的研究和教学体系初步形成。
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代码，经济学（790）下列技术经济学（790.41），下再设13个三级学科。这一标准至今仍是有效标准。
全国技术经济方面的杂志有50多种。其中包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主办；《技术经济》，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办；《化工技术经济》，中化国际咨询公司主办；《电力技术经济》，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湖南省电力公司和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主办；《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山西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等等。
一批重要著作问世，并涌现出一批学科带头人。主要代表如下：《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于光远，1978年，此书汇集了于光远在20世纪50—60年代写的关于经济效果的论文；《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文集》，1979年，收集了1978年11月召开的“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规划工作会议的部分报告和书面发言，这是第一本技术经济学的会议文集；《技术经济学概论》，徐寿波，1980年；《矿山设计经济评价方法》，陶树人，1981年；《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李京文，1985年；《工业技术经济学》，傅家骥，1986年；《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史清琪等，1985年；《技术进步的评价理论与实践》，王积业主编，1986年；《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4卷，李京文、郑友敬主编，1986年；《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国家计委，1987年；《基本建设经济效果研究》，薛葆鼎、林森木、丁华等，1987年；《技术经济手册》（理论方法卷），李京文、郑友敬等，1990年；《开发大西南》6卷，1991年。以及一批译著：《经济学与技术进步》，库姆斯等，1989年；《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多西等，1992年；等等。
这一时期技术经济工作者积极参与了大量技术经济实践，其中主要包括：宝山钢铁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论证，三峡水利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各地方各行业大中型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一些省市的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等。这些研究和建议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从恢复走向高速增长，并开始了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这一时期的技术经济学，也从恢复走向迅速发展，并显现出体制转型时期的种种特点。
三 技术经济学的繁荣与创新：1992—2006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方向明确，速度加快，技术进步的体制结构开始变化，技术进步的体制机制研究需要调整。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当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要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持续增长的新时期，投资项目大量增加，投资额大幅度增长，投资体制改革加速，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群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项目评价理论方法需要做出重大调整。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迈出关键一步，逐步全面融入国际经济技术竞争，各个产业面临世界强势企业的激烈竞争，技术进步的边界扩大到全球。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促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2004年7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国投资项目决策改革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同时，这一时期，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逐步推开。固定资产投资以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项目成千上万，一批大项目进行论证、上马。同时，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为适应这一时期对技术经济研究的需要，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和扩展，如：市场经济体制下项目评价探索，超大型项目的评价，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理论，生产率研究，高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研究，信息化理论和应用研究等。技术经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各种技术经济学专著和论文大量出现，其中不乏重要的著述和真知灼见。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二版）修订完成，1993年4月由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发文颁布实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二版）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的变化，对第一版做了丰富和补充，对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不确定性分析、方案比较方法做了详细的阐述，并对改扩建项目、交通运输项目及非工业项目经济评价的特点进行了说明。项目评价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超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评价》，郑友敬主编，1994年，等等。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也可作为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参考。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京文教授领导的团队，与被称为“生产率之父”的美国乔根森教授和日本庆应大学黑田昌裕教授合作，使用乔根森教授提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法，分别对中美日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课题的成果为专著《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这一成果被认为是中国生产率研究的先驱。生产率研究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体制转换中的中国工业生产率》，郑玉歆、罗斯基，1993年；《中国生产率分析前沿》，李京文、钟学义主编，1998年；等等。
生产率研究成果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已被采用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贡献的指标。
为了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理论以及之后拓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风起云涌。国外技术进步理论研究文献不少，但大多以发达经济为背景，难以适应我国的具体情况。为了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普及技术进步理论知识，探索和建构我国技术进步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研究学者的重要任务。
应该说，这一领域研究成绩斐然，重要著作数以百计。其中主要有：《技术创新》，傅家骥，1992年；《宏观技术经济论》，田江海，1993年；《技术创新经济学》，柳卸林，1993年；《技术进步经济学——中外技术创新比较研究》，王海山，1993年；《技术进步跟踪观测系统研究》，郑友敬，1994年；《技术进步系统论》，刘满强，1994年；《科技富国论》，李京文，1995年；《技术创新国家系统的改革与重组》，齐建国等，1995年；《科学技术进步导论》，董忠志，1996年；《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98年；《论技术进步》，郭军主编，1999年；《21世纪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柳卸林、吴贵生、史清琪等，2000年；《产业技术进步论》，何荣天，2000年；《中国农村经济技术创新分析》，国风，2001年；《技术进步机理与数量分析方法》，肖耀球等，2002年；《技术进步与新经济》，尹翔硕，2002年；《汽车工业系统优化与技术创新》，邹广德等，2004年；《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宋清稳，2005年；《电力技术经济分析原理》，肖先勇等，2005年；《建筑工程技术经济分析》，张洪力等，2005年；等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软科学基金对技术经济类的课题资助增加。同时，技术经济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一批学术新秀开始涌现。
这一时期，各地技术经济学者继续参加经济建设实践，李平等技术经济学者参加了一大批国家建设项目的评价工作，其中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相关建设项目的评价，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南水北调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技术经济论证，以及各行业各地区的建设项目论证工作。一些建议受到中央和各地主管部门的重视。
四 技术经济学的开放与融合：2006—2017年
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胡锦涛同志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这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五位。
200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
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2007年经济总量超过德国，位列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不足的问题，传统的依靠资源和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2010年，中国根据经济形势和科技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任务。2015年，面对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形势，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扩大。
以上种种，为技术经济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课题，如落实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深化区域经济评价、社会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探索落实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自主创新的评价；结合国际技术经济竞争，探索各产业加强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创新的途径；科学发展观与创新型国家研究；知识经济研究；循环经济研究；环境技术经济研究；能源技术经济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研究；技术政策研究；科技政策评估；等等。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修订出版，2006年7月由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发文颁布执行，这是项目评价领域的又一件大事。新版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财政税务改革后的要求，汲取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英国财政部等机构的评价方法，对第二版做了较大修改。
这一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著作还有：《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经济分析》，秦宇，2006年；《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途径与选择》，陈辉、徐根兴，2006年；《现代循环经济理论与运行机制》，齐建国，2006年；《能源技术经济分析评价》，雷仲敏等，2006年；《国家系统的改革与重组》，齐建国等，2007年；《技术进步规律性研究》，钟学义、陈平主编，2008年；《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报告2008》，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研究组，2008年；《东北老工业基地创新体系建设研究》，张少杰、曲然等，2008年；《环京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研究》，孙大为，2008年；《技术创新经济学》（第2版），柳卸林，2014年；《技术经济学及其应用》，齐建国，2014年；《21世纪技术经济学》（2015年卷），李平，2015年；《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16）》，陈劲，2016年；《要素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徐晔，2016年；等等。
这一时期，中国技术经济工作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积极参加了一大批建设项目的评价工作，其中包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的投资建设项目评价，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制造2025，雄安新区等重大项目的评价和工作，等等。
五 技术经济学的新时代：2017年至今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作用，既是解决中国现实矛盾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要求。
这一时期，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融合，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新能源汽车技术、电池储能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大批新型产业技术开始出现，协同创新和开放式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创新的主要模式，突破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绿色技术的研究开始迸发。
同时，在创新驱动、科技强国、军民融合等战略的引导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有：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国家创新体系，高质量发展与新旧动能转换，“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创新合作，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先进制造业，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与自主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体系、生态经济与环境，科技政策等。
2017年以来，许多学者根据时代要求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重点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规划研究——基于中国产业政策反思和重构的视角》，李平，2018年；《用制度创新促进绿色发展》，高世楫，2017年；《技术价值评估：理论与实践》，朴铉瑀，2018年；《协同创新视角下产学研合作效率评价相关问题研究》，吴修国，2018年；《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1978—2018）》，薛澜，2018年；《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王婉，2018年；汤潇，《数字经济》，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构建及治理研究》，张敬文，2019年；《共享经济：中国的实践、创新与经验》，张玉明，2019年；等等。
同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技术经济论坛继续召开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论坛围绕“两个百年目标背景下的技术经济学的使命与贡献”与“新时代下的动能转换与创新发展”，交流了技术经济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探讨了动能转换、创新发展、政策体系及制度环境等重大问题，对于促进技术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推动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技术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技术经济学面临新的任务和使命，学科的发展也面临重大机遇，需要新一代的技术经济学研究者不断实现理论与方法创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新时代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