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技术经济学重点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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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重点领域，分别对各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进行总结分析。
一 可行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已经由最初所注重的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发展为同时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对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而发展形成自身系统性较强的地区经济影响评价、社会评价和环境评价。
（一）时间价值理论
时间价值这一概念源自西方经济理论。其实，早在技术经济学的创建期，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在进行技术方案选择时应考虑时间因素，这在徐寿波的《技术经济学概论》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1986年，傅家骥将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含义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将资金用作某项投资，资金在流通—生产—流通中得到一定的收益或利润，即资金增了值。资金在这段时间内所产生的增值，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另一方面，如果放弃资金的使用权力，相当于失去收益的机会，也就相当于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一定时期内的这种代价，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28]1982年，苏挺介绍了国外的时间价值概念，指出国外学者分析时间价值的依据是人们共有的“时间偏好”，并给出了各种复利系数的计算公式，此外，还介绍了如何用贴现方法来评价项目。[29]
（二）经济效果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于光远为代表的国内经济学者陆续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实质、经济效果范围、经济效果指标体系等问题的讨论。1959年，于光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于光远倡导经济工作者应把计算经济效果的理论和计算经济效果的方法以及对在各种条件下，各种产品生产的经济效果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计算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如前所述，徐寿波对宏观经济效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三）费用效益理论
费用效益分析是指在使用技术的社会实践中对效果与费用及损失进行比较，以便实现最佳经济效果。大型建设项目的费用和效益比较分析分为内部效应分析和外部效应分析。内部效应是指项目主体付出的费用或得到的收益，分别称为内部费用、财务费用或内部效益、财务收益。外部效应是“第三方”由于此项目而蒙受的损失或得到的收益，分别称为外部费用或外部效益。内部费用与外部费用之和称为完全费用、社会费用或国民经济费用；而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之和称为完全效益、社会效益、社会福利或国民经济效益。通常项目主体并不关心降低外部费用，也不关心增加外部效益。目前中国的许多项目主体经济常靠牺牲外部效益来降低内部费用，增加内部效益，但大大增加了外部成本。
（四）福利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为项目评价提供了基本概念、原理、福利标准和一般性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模式、社会效用理论、边际分析、帕累托最优准则和帕累托改进原则成为项目“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石。
根据新福利经济学原理，当国民经济发生变化时，受益者的受益总量足以补偿受损者的受损总量时，就是社会福利的改进。如果支付补偿者的境况因此而变坏，接受补偿者的境况也没有改善，社会福利将会受到损失，必须寻找代价较小的办法来减少外部不经济。一个具体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达到国家宏观上的整体最优，并不意味着微观上的每个利益主体也同时达到最优。政府的职能不同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其任务是保证社会资源得到有效的分配和使用。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成外部影响时，政府应当承担起调整外部影响的任务。
（五）区域发展理论
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应力争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但由于各地区的发展基础与条件不同，各地区结构失衡的程度不同，各地区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均衡，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政府须采取适度倾斜的发展政策，实行不平衡的增长，进而在发展进程中实现各地区新的协调发展。
1.区域不平衡发展论
赫尔西曼、缪尔达尔等人认为，由于不同部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增长率，存在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距，这种非均衡链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发达区域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 Wash Effect）。[30]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扩散效应小于回流效应，因此发达区域更发达，不发达区域更不发达。要消除这种逐渐扩大的两极分化，必须在制度方面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可以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和区域投资，通过带动作用实现整个区域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
弗朗索瓦·佩鲁等人认为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配置一两个规模较大、增长迅速且具有较大乘数效应的中心城市，实行重点开发。这类中心城市，就是该区域的增长极。当增长极形成之后就要吸纳周围的生产要素，使本身日益壮大，并使周围区域成为极化区域。当极化作用达到一定程度且增长极扩张到足够强大时会从增长极产生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作用，从而带动周围区域增长。许多国家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增长极理论仍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增长极的合理数量、增长极本身的起始规模与合理规模、增长极内部产业配置和结构优化、增长极的确定与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的研究尚待完善。
3.梯度理论
梯度理论源于美国学者弗农（1966）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31]梯度理论认为可利用生产力的梯度转移规律，实现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和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下级梯度的地区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转变，原有的梯度理论受到质疑：反梯度推移论的拥护者认为梯度推移理论的结果将会是，落后地区永远赶不上先进地区，落后国家永远赶不上先进国家。只要有需要并具备条件，落后地区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而不用过多地关注区域所处的梯度。因此落后地区可直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实现超越发展，然后向二级梯度、一级梯度反推移。
二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尽管中国对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技术进步”仅仅是作为一个技术术语而存在的，所谓的“技术进步”往往指的是物化技术上的进步，所做的研究也只是定性的分析。技术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较少，而且研究不够深入。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有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系统和深入。而且一系列重大技术经济课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如“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不仅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而且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社会主义增长理论。
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经过300年的发展，逐渐从劳动决定论，经由资本决定论向技术决定论演进，经过了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至新经济理论的发展。
（一）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等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1957年，索洛首先试图估计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建立了一个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算体系，在对９个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后，发现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只占1/３，有将近２/３来自要素投入增加以外的因素，其中主要是技术进步，这证实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这些模型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故被称为“技术进步决定论”。舒尔茨在对一些国家经济所做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经济发展中资本—劳动比率长期呈下降趋势；国民收入增长快于土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工人实际工资大幅度增长。1973年，哈比森在《作为国家财富的人力资源》一书中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作了如下的概括：人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生产中的被动因素，只有人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本国经济中加以有效地利用，那么，它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
1984年，从徐寿波所著《技术经济学概论》第二篇第八章“技术方案的经济衡量标准及其公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当论及“技术方案的社会劳动消耗量”时，已经触及“生产要素理论”。该书指出：“一般说来，任何技术方案的社会实践都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条件：即从事劳动的人（包括工人、技术员、管理人员等）、从事劳动所必需的劳动装备和工具（如工厂、机器、设备仪表、工具等）和劳动对象（如原料、材料、燃料、种子、饲料、资源、土地等）。”这表明，当时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是在“生产要素三元论”的指导下进行，“生产要素三元论”指的是将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视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徐寿波这一观点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主要内容的论文，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浪潮。新增长理论的突出之处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递增收益、开放经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垄断化等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而持久的跨国差异，对国际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2]
（三）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经济增长”这一概念，而是采用“扩大再生产”的概念来表述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包括三个部分：资本积累的规律、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卡莱茨基于1967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导论》一书，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体系。卡莱茨基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区分为自然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他认为，自然增长率是由外生变量决定的增长率，外生变量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则是由内生变量决定的经济增长率。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率还存在一个由外生变量规定的最高限，它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投资率和其他内生变量决定的实际增长率，不可能突破技术进步和人口自然增长所规定的界限。实际增长率达到自然增长率水平，表示技术进步、自然增长的劳动人口得到充分利用。[33]他认为以下途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一是提高资本集约化程度，即提高投资系数；二是缩短设备生命周期，加速折旧与更新，即提高折旧系数；三是提高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即提高改善系数。
综上所述，无论马克思理论还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都体现了人类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深化的过程。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物”到“人”、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从斯密重视分工，李嘉图重视资本积累，约翰·穆勒重视合作和规模经济到熊彼特重视创新，这些思想都从一定侧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每一种观点都是西方以至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确立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到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定论，从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到强调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人类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渐趋深化的发展轨迹。
三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基础
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已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四大理论学派。这些创新理论为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提供了广泛的理论支撑。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都是以创新为核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他从经济运动的内部去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本质动因，强调创新活动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其本质特征就是运动和发展，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是“创新”。他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再加上“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
近20多年来，以熊彼特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复杂性科学、系统理论等为基础，新熊彼特理论这一跨学科理论体系迅速发展起来。新熊彼特理论突出量变到质变、动态非均衡、产业经济分析，对产业、金融、公共部门及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研究构成理论的基本框架。[34]新熊彼特增长理论打破了经济增长是平衡连续发展的结论，强调新兴产业对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增长是对现有经济关系的突破，是基于创新的非均衡破坏，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Aghion和Howitt，1992），[35]在破坏的过程中，创新不断涌现，推动经济系统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根本性质变，使技术后发国家有了追赶甚至超越的可能（Lee和Malerba，2017）。[36]新熊彼特增长理论不仅为创新驱动发展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指导，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37]
（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特征的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38]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完善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创新为主线，系统阐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概念体系，也是近30年来发达国家对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进行研究总结而得出的成果，发达国家依靠创新谋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的实践归纳。这种思想方法从更深层次的角度透彻地分析了导致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依靠不断完善本国创新体系，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创新效率以谋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最重要的是，由于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对创新活动的特征及进程进行深入分析，使得进一步分析国家层面的创新活动效率以及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成为可能。[39]
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值得回顾的研究主要包括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理论（包括瑞士洛桑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基于该理论开展的世界竞争力评价工作），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杰佛里·萨克斯教授关于创新型国家的最直接的论述。杰佛里·萨克斯是第一个提出中国要成为技术创新国家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引进、吸纳和升级的国家，但还不是最创新的国家之一，尤其在那些可以为世界提供所需要产品的有关技术方面。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创新型的国家，需要构建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积极使用现有知识形成的技术创新规模效应和集聚，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足够大的市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基础等。
近年来，中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视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生态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强调创新研究应由关注系统中要素的构成转向关注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过程。摩尔（1993）[40]最早提出创新生态系统，如同生物系统一样，从要素的随机选择不断演变到结构化的社群，从系统的角度，企业不再是单个产业的成员，而是横跨多个产业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一个生态系统之中，企业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提升能力，依赖合作与竞争进行产品生产，满足客户需求并最终不断创新。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一个区域内各种创新主体及创新支撑要素、创新种群、创新群落及其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复杂创新系统，具有多样性共生、自组织演化和开放式协同等特征。[41]
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或简单地说，是指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其中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的提高。这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核心作用。
除了前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之外，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模式理论也是本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通过刺激需求结构、改变就业结构、促使新兴产业出现、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等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例如，技术进步通过提高资源使用率、产业劳动生产率改造传统行业，催生新兴产业，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42]此外，科技进步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特别是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地区），其产业结构就会随着竞争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进步已使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国家地区（如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迅速增加，并带动了这些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科技进步改变产业结构的过程是使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使宏观结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针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结构的问题可以具体表现在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其中，在产业层面的突出表现有：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升，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行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产业中以重化工主导的资源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占比过大，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产业融合程度还有待提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生产要素结构性矛盾，或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革。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创新。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各项创新活动中，科技创新居于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激发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主体活力和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基础、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模式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先在朝着市场经济方向进行探索，先后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设想，并进行实践探索；而后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之后，用了十年左右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它的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一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三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型。这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要在短短数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过去200年才完成的事，其复杂性、艰巨性可想而知。中国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是发达国家过去未曾遇到或经历过的，也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所从未研究过的。
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进行工业化的，中国工业化虽比发达国家晚了200年，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并总结出一系列宝贵经验。例如，面临资本和资源短缺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总战略，以迎接国际产业转移；还总结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此外中国还坚决摒弃西方国家过去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而是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据此倡导“资源节约型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经济”。这些发展方式都浓浓地凝聚了“中国特色”，都是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智慧及创造性的结晶。[43]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在谋划未来的发展时，既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又要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基础上，为了科学编制和实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而克服了以往发展观在发展途径、方式上的片面性缺陷，提出了完整的统筹兼顾发展模式，这无疑充实、完善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模式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