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技术经济方法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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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与国际的交流日渐加深，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技术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融合逐步加深，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在技术经济研究中得以应用。在主体研究领域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是这一时期技术经济学发展的特点。需要说明的是，技术经济涉及众多研究领域，以下仅选择了一些典型的技术经济方法进行介绍，并不代表技术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全部，只是展示这一阶段技术经济方法演进的特点。
一 计量经济方法的普遍应用
计量经济是基于数学、统计学来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方法，是经济实证研究最为基础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引入计量经济的方法，通过一段时期的准备，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确定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共同核心课程，计量经济学开始被全面普及。据统计，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比例分别为：1980年为0；1987年为18%；1993年为51%；1997年为92%；2006年为98%。[30]随着计量经济学的普及，计量经济也开始在技术经济领域广泛应用。
从20世纪20年代末诞生以来，计量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丰富的模型体系。李子奈以20世纪70年代为标准，将计量经济学分为经典计量经济学和现代计量经济学，现代计量经济学又分为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和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31]从具体模型来看，又可以分为经典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联立方程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众多类型。
随着学科的融合发展，计量经济成为技术经济研究的主要工具，在经典计量经济模型被广泛应用的基础上，现代计量经济模型在技术经济分析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对计量经济学方法在能源问题研究中应用进行了梳理，协整关系、因果关系、面板数据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均有所应用。[32]分位数回归被应用到技术创新、能源分析、产业创新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等众多领域。与之类似，空间计量模型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能源环境、区域创新、产业创新等研究中也被较多采用。
二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法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评价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一直以来是技术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索洛模型是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方法，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学者不断拓展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又形成拓展索洛余值、随机前沿、数据包络等系列研究方法。在早期的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主要采用索洛余值，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开始多样化。
随机前沿方法通过在确定性前沿模型基础上引入随机扰动项，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以此来模拟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而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个部分，以求对企业技术变化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描述。1995年，郑玉歆等[33]较早地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利用广州、深圳、厦门、上海4个城市棉纺、服装和家用电器3个行业300家企业调查数据，测算了企业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率的变动情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2000年之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通过知网篇名“随机前沿”检索，1995年之前没有一篇文献，1995年之后超过600篇，涉及宏观、行业、区域、贸易、环境、资源等众多领域效率问题的研究。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以线性规划为基础，对同类型的多输入、多输出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估的非参数分析方法。DEA属于非参数研究方法，相对于传统的生产函数理论，应用DEA对同类型多输入、多输出决策单元分析时，不需要预先估计参数，由于量纲无关性、无假设权重，DEA在避免主观因素和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具有优势。[34]考虑不同因素，DEA又包括基于不同测度，基于不同生产可能集假定，蕴含不同偏好，基于不同变量类型，基于统计特征、区间数、模糊数等多种DEA模型，可以应用于规模收益分析、最小成本问题、最大收益问题、技术进步贡献率估算、区域经济预警等众多领域。[35]相对于随机前沿方法，数据包络分析在中国应用较早，20世纪80年代就有相关的介绍书籍和文章，但由于受到计算条件和数据的限制，90年代后期，特别是2000年之后数据包络分析才被广泛应用。通过知网篇名“数据包络”检索，1995年之前文献不足30篇，而2000年之后相关文献则超过1000篇。
三 经济模型的应用
模型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经济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经济学发展构建了一系列基础性的模型，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撑。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济基础模型，其基础来源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优化行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并将导致该经济体系中每个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需求量和供给量之间的均衡，20世纪50—60年代，以阿罗、德布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实现了一般均衡从抽象模型变为实用的政策分析工具。[36]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通过建立一系列相关的方程，在一定规则下模拟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等经济主体的行为，来反映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特点。
由于具有较好的经济理论基础，同时兼容了投入产出、线性规划模型的特点，且强调了经济主体、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应用范围较为广泛，特别是在税收政策、能源政策、环境政策及改革政策评价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1983年，杨小凯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一种新的经济计划和最优价格计算方法》，对可计算一般均衡做了介绍；1988年，谢伏瞻等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结构主义CGE模型及其发展》，介绍了CGE模型的特点和发展情况。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开始开发分析中国问题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促进了一般均衡模型在我国的应用。进入21世纪，可计算一般均衡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政策评估、能源环境、贸易环境评价等方面得到较多应用。
四 物质流核算与分析
“物质资源”是土地和水资源之外的有形的实物性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投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轻资源供给压力和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掌握物质资源利用的状况和动态变化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前提。物质流核算与分析为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基础性研究方法。严格来讲，物质流核算与物质流分析研究重点有所差别。物质流核算侧重于系统物质流动情况的描述，可以分为经济系统的物质流核算、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平衡、实物型投入产出表；物质流分析则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关于特定系统的物质流动和贮存的系统性分析，是利用物质流核算的信息对物质使用效率进行评价的方法。[37]
物质流起源于生态学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学家开始将相关分析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物质流研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相应的方法在美国、德国、日本得到应用。2000年左右，中国学者开始采用物质流核算与分析方法研究中国资源环境问题，陈效逑等利用物质流方法分析了1989—1996年中国经济系统的物质需求总量、物质消耗强度和物质生产力。[38]此后，物质流核算与分析在中国的应用逐渐加快，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工具，研究领域包括资源利用效率测算、资源投入核算、污染物排放、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等。
五 演化经济学方法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开始，演化经济学进入系统性的研究阶段。由于视角独特，演化经济学越来越受到经济学者的重视，相关理论方法得到较快发展。概括而言，演化经济学可以理解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扩散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学新范式”，与传统的经济学强调价格竞争、资源配置、交换不同，演化经济学研究突出创新竞争、资源创造、生产为核心。[39]研究角度的不同使得演化经济学形成自身的方法体系，这种方法体系建立在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基础上。有学者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概括为复杂行为人假设、心智重要假设、满意假设、不确定性假设、多样性假设、历史重要性假设，并基于此归纳了演化经济的特色研究方法，分别是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历史和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比较方法、动态分析方法。[40]同时，有限理性、路径依赖、报酬递增也构成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基础。
虽然技术创新理论引入过程中已经包含了演化经济学思想，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演化经济学才开始大量引入中国。创新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也是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演化经济学在技术创新领域应用最为普遍。有学者把演化经济学在技术创新研究中的应用归纳为三个方面：技术创新演化过程、技术创新模式的演化、技术创新能力的演化。[41]随着演化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中国学者将演化经济学应用到技术创新的众多研究领域，包括企业创新、产业创新、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战略、技术范式、技术扩散、环境问题、区域创新、新兴产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