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技术评价与预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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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技术评价
技术本身是价值中性的，但技术的应用往往有着强烈的积极或消极的社会效应。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范围越来越广，融入周期越来越短，介入程度越来越深；另一方面，技术的复杂性以及技术使用不当对经济社会产生的严重后果，使人们越来越难以对技术本身及其后果有直观的认识和明确的把握，技术的负面效应也通常要很长时期方能显露。为了更好地利用技术，正确评估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防止或减少技术对社会、环境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对技术进行详尽的评价，既要评价技术在其所在生产技术系统中的直接作用，也要评价技术对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影响。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同一技术或经济目标，可能存在多种技术手段和技术路径，不同技术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通过技术评价，对不同技术措施、技术方案的实施效果，包括技术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进行必要的分析、计算、比较和评价[1]，通过科学分析与科学论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地区资源特点、自然生态条件的优化方案，这也是技术评价的主要任务。
一 技术评价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技术经济评价的早期起步和发展时期（1949—1978年）
在技术评价理论传入中国之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主要沿用苏联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对建设项目采用较为简单、静态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2]，以技术方案比选和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为主要内容。在国家层面，中国不仅规定了特定领域的技术经济评价原则，而且开展了科学技术成果前期评价活动。1961年，国家建筑工程部颁布《住宅设计技术经济评价原则和方法试行规定》，同年国务院发布《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为新产品和新工艺投入生产前，进行技术成熟度、经济合理性、应用范围和条件等方面的技术鉴定提供依据。
在这段时期，中国学者在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新技术的技术评估等方面展开研究，涉猎广泛。1959年，《地质与勘探》杂志的一篇社论提出要加强矿区评价工作的技术管理，并根据当时各单位进行矿区评价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在评价工作中最首要解决的技术问题[3]。邓焱、唐璞（1964）根据《住宅设计技术经济评价原则和方法试行规定》以及相关实践活动，指出仅采用规定的两种常用指标来衡量住宅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性是不够的，实际的技术评价工作具有复杂性[4]。就特定领域的具体技术评价而言，F.E.Oliveto和苏之（1965）提出在空中系统对接地面通信设备中，采用独特的“双阶段失效方式评价技术”，保证地面设备在满足严格的可靠性要求的条件下连续工作[5]；夏绍瑟（1974）在廉价大容量存储器技术出现的背景下，设想出一个包含缓存、主存和机械式后备存储在内的三级存储体系，进而讨论了在多道程序情况下存储系统的技术经济评价[6]；J.E.弗里安、R.M.麦菲尔德和杨宇锋（1975）讨论了小直径薄壁难熔金属管二次加工中可采用的可变形芯子新加工方法和一般加工方法，对新技术进行了评价[7]。这段时期的技术经济评价范围十分广泛，如张若萍（1976）对液态鼓风熔炼的几项技术经济指标进行了评价[8]，徐端正（1977）对药物作用机理的药理技术进行了评价[9]。
（二）技术评价的全面展开和系统研究的探索时期（1979—1990年）
1978年，《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发布，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地位得到提高，技术评价的相关研究工作也积极展开。1979年中国公布了《环境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大中型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由此，技术评价的制度化进程开启，技术评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初，以第一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的《技术评价》为标志，技术评价被正式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技术评价》系统地介绍了技术评价的目的、定义、方法、技术、效果和限度，并对评价的准备和大体工作进程进行了描述[10]。这一时期，中国从国外引进了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评价方法，加强项目前期的投资决策工作。1982年，中国投资银行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制定了《工业贷款项目评估手册》，首次将费用效益分析方法较为系统地应用于项目评估；1987年，《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一版）颁布，明确规定并具体说明了经济评价的程序、方法、指标和参数，并在全国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中试行。
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从技术经济评价以及技术对生命健康的影响转向对技术评价的理论研究。自1978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技术评价以及生物化学技术对人类身体的影响，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对技术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价。胥俊章（1978）认为建设现代化城市极为重要，合理地解决城市供热问题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课题之一，由此提出了城市热化的技术经济效果评价[11]；章庭笏和陈永川（1978）提出发展城市热化是否能节约燃料与能节约多少燃料是有条件的，不可一概而论[12]；易惟谦（1979）分析比较了生物氧化法处理废水的各种结构形式，权衡了它们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利弊，以供方案比选[13]。
到1980年以后，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转向对技术评价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在应用研究中侧重于对具体项目或技术分析模型的建立和相应方法指标体系的探索。在技术评价的理论研究方面，肖嵩（1982）给出技术评价的定义[14]；冯昭奎（1983）提出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评价技术，技术评价的工作内容包括技术的优缺点及其发展变化、技术的先进性和过时性、技术的经济效益和代价、技术的社会及环境影响、技术途径与目标[15]；徐寿涛（1986）详细地分析和梳理了技术经济评价的方法与指标；顾培亮（1987）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技术评价方法产生的背景、特点和分析方法，提出技术评价往往需要把许多分析工具和技术组合起来应用，常涉及的方法有系统分析、未来学、运筹学、工程技术、经济学、心理学、管理科学和社会学等[16]；项保华（1989）深入研究了技术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论、技术评价的基本步骤和基本要素以及技术评价在世界各国的应用情况，并对中国技术评价的组织管理提出政策建议[17]。在应用性研究方面，技术评价在工程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很广。王阳（1987）提出建立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对工业建设项目进行技术评价的设想，探讨了该设想作为一项科技政策的必要性，并论述了技术评价指标体系的本质特征、工业建设项目对技术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成等问题[18]；陈建军（1988）建立了技术进步的环境影响指标体系，提出“技术进步对提高环境质量的贡献度”这一综合性指标和建立数学模型来评价技术进步对环境的影响[19]；李石柱和曹恒忠（1989）建立了“星火”项目的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星火计划”技术开发工作的效果进行评价[20]。
（三）技术评价的专业化和理论研究深化发展时期（1991—1999年）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管理部门深入实践了技术评价。1990年10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开始对《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1997年科技部批准成立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并在12个省市和部门开展科技成果评价试点工作。这段时期，各科技支持机构开始积极资助技术评价研究：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学者以“技术评估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为题进行了研究；1996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了项目“中国科技成果评价方法与管理模式研究”；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项目“科学研究的综合绩效评价方法研究及应用”。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对技术评价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研究范围更加广泛，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的技术评价。1990年，黄擎明主编的《技术评估——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出版，该书对中国的技术评价理论和实践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张士英和贾化育（1993）建立起工业系统技术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在技术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技术选择的基本途径[21]。陈德平（1998）指出中国在对投资项目方案进行经济评价或从多个可行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时，曾广泛采用苏联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即总经济效果分析法和相对经济效果分析法，以及欧美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即“资金时间价值”角度的现值法、年值法、内部收益率法、收益费用比法等[22]。王伯鲁（1999）在分析技术评价认识论特征的基础上，把现代技术评价理论的思路和方法概括为技术评价的多维空间模式，给出了运用该模式评价技术的基本程序和原则，并阐述了有关理论问题[23]。李勇和王婕（1999）对关键技术选择与评价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24]。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微观层面的企业上，杨忠直等（1997）在定义技术的使用价值和生产力的基础上构造了用于技术选择的技术生产力度量和技术风险回报率指标，从投资收益的角度建立了企业技术选择的评价与决策方法[25]。刘可新等（1998）对企业并购战略进行技术分析，并建立了技术评价的决策支持体系[26]。修国义（1998）对企业技术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一种新的企业技术评价方法，即模糊·经济论综合评价方法（FET）[27]。陈国宏等（1999）对合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技术进行了评价，并作了比较[28]。
（四）技术评价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时期（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地资助技术评价研究，技术评价更加规范，同时开展了技术评价的合作研究。在国家级研究资助方面，2000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指导性计划项目“中国基础研究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公布《管理科学“十五”优先资助领域论证报告》，该报告把技术管理作为重要的资助领域之一，包括科学技术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科技安全问题研究以及中国科学研究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资源配置等；200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应用技术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在技术评价规范化和特色化发展方面，2003年5月15日，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同年9月，科技部颁布《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该办法对技术评价的基本程序、评价专家遴选、科学技术计划和项目评价、研究与发展机构和人员评价以及研究与发展成果评价做了明确的规定[29]，促进了技术评价的规范化发展，但还未对技术评价内容和方法做出明确规定。2008年7月1日，中国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修订），其中也提出“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技评价制度”，从法律层面推动了技术评价制度化进程。2013年，科技部启动国内外技术竞争评价研究工作，这促使科技成果评价工作进一步朝着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前进。2014年，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启动，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明确要求建立统一的计划评估和监管体系。201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旨在改革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科技评估活动的不良导向和存在的问题，构建适应改革要求的科技评价体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评价体系。此外，中国加强了技术评价领域的合作研究，2011年，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与韩国产业技术评价管理院合作；2016年，科技评估中心与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推动了科技评估的系统建设和能力建设。
在学术研究方面，技术评价的方法和模型更加丰富，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完善，评价的关注点逐渐从微观层次转向宏观层次。在技术评价的方法应用和模型构建方面，主成分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技术路线图法、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方法、建构性技术评价方法等均得到应用，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多种评价模型。刘友金、王其元（2000）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煤炭工业1988—1997年的技术进步进行了评价[30]；谈毅、仝允桓（2004）提出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新发展抱有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并对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范式的目标、特点和意义进行了分析[31]；而后，谈毅（2005）对建构性技术评价范式的演进与发展进行了研究[32]；题正义等（2000）以技术四要素——设备、人力、信息、组织为中心，探讨影响技术水平的因素，建立了符合实际的“技术模糊评价模型”[33]；黄鲁成和李剑（2009）在梳理技术评价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技术路线图的主观评价和基于文献计量的客观评价相结合的主客观组合评价模型，以此确定太阳能电池产业化过程中的关键技术[34]；韩秋明、袁立科（2015）则界定了创新驱动导向技术评价的基本概念，在归纳和总结了国内外技术评价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构建了制度保障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的创新驱动导向的技术评价概念模型[35]。在技术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体系构建方面，王世波和王世良（2004）提出由创业者素质、技术、市场和管理四大要素构成的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36]。卢文光和黄鲁成（2008）将技术预见的思想和方法引入新技术的评价中，分别就技术预见在评价指标体系设置、评价方法选择及评价实施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此为基础，给出了新技术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37]。王海政等（2006）建立了面向公共决策的技术评价的多维融合方法体系[38]。
在技术的宏观评价方面，学者们不仅关注当前中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也关注未来中国的技术发展趋势和水平。李刚、张明等（2011）根据科学发展观内涵，从科技投入与产出、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方面构建了科学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基于标准差修正G1组合赋权的科学技术评价模型，对中国2001—2007年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39]；袁立科、韩秋明等（2016）针对中国环境科技发展现状与重大需求，结合理论梳理，构建了包含纵向技术差距判断，横向技术水平比较和深向技术发展阶段分析的三维技术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采取专家调查方式，重点与美、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评价了环境9个子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水平和发展阶段[40]。
在技术评价的区域层面，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关键技术、开放合作水平等因素都对区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王琦（2009）引入小波神经网络的自适应机制，建立了基于小波神经网络的多属性综合评价模型，并对高速公路的区域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价[41]；刘思峰和菅利荣（2009）提出以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的需求为导向，度量区域主导产业急需关键技术的紧迫性指数与通过国际合作可获得关键技术的可能性指数，建立起区域国际合作关键技术评价指数的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多因素灰色综合评价与多目标模糊综合指数评价方法，筛选出国际科技合作需重点支持、一般支持的关键技术及其合作国家[42]。
这一时期，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兴起，颠覆性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变革性和破坏性给技术评价带来了挑战。黄鲁成和卢文光（2009）在属性集和属性测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属性综合评价和决策系统，为新兴技术的评价、选择以及新兴技术的最终商业化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43]。黄鲁成等（2019）指出目前颠覆性技术定性评估的主要方法是技术路线图与德尔菲法，定量识别方法大多基于专利数据，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数学模型与多指标评估框架被广泛应用于颠覆性技术的影响及市场价值评估[44]。
总体来看，技术评价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1）技术评价在生产经营和项目评价中的应用很广。由于技术评价是技术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同时体现，因而，任何行业或部门在进行工程项目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目标制定和经营管理等过程中，都需要进行客观评价和可行性研究。（2）技术评价贯穿每一个历史时期。由于评价在事前、事中、事后均可进行，因而可以广泛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评价中，挖掘潜在经济效益，指明效益提升的方向。（3）技术评价广泛应用于宏观管理中。由于技术评价是政策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带有预测性质，并提供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全方位的评价方案和参考意见，因此，能为科学决策、规划制定提供评判和衡量的依据。
但是，中国宏观层次的技术监测与评价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例如重点研发计划和重点专项的年度评价活动。中国的技术评价还需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评价方法创新、评价指标改进、评价的规范性和独立性等方面作出更多的改进和提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和研发投入迅速增长、创新型国家建设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切实提高科技规划、科技管理和技术评价水平，提高研发和质量，显得特别重要。
二 技术评价理论与方法
（一）技术评价的起源
在1966年技术评价（TA）作为专门术语被正式提出之前，技术评价的思想就已形成。有学者认为技术评价的思想源于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诞生并随着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而成熟；还有学者认为技术评价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国家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部（CRS）针对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分析和评价可认为是技术评价的雏形[45]。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W.F.奥格本和S.C.吉尔菲兰在技术评估和预测方面进行过研究。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技术评价的重要性才得到确认。
1966年，时为美国国会议员助手的菲利普·耶格尔首次提出技术评价（TA）的概念。当时，美国众议院认为美国国会有必要尽早地意识到、尽早地警示以及尽早地理解由于一项新技术的引入或者一项已有技术的大幅度扩张而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以及其他可能的影响，因而，作为一种辅助公共政策决策的概念，技术评价的构想被提出。此后，技术评价作为正式术语得到广泛采用。1972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办公室（OTA）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技术评价领域的正式机构，以分析科技政策及其未来影响著称，于1995年被撤销。OTA提出，技术评价的关键问题是技术应用的结果要尽最大可能地被预先认知、理解和作出关于现存和新兴国家问题的公众政策。
（二）技术评价的定义
虽然技术评价（TA）的概念第一次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但至今技术评价的定义尚未统一，以下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定义。
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办公室（OTA）第一任主席埃米利奥·Q.达达里奥将技术评价定义为：技术评价是政策研究的一种形式，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评价。在理想的情况下，它是一个能够提出适当问题并能获得正确和及时的答案的系统。它能够识别政策问题，评价多种替代行动方案的影响，并且提供研究结果。评价包括预测和预见、回溯评价以及当前的监测和分析；测量包括非经济的、主观的价值，以及直接的、可触知的定量。
美国国会图书馆也给出技术评价的定义：技术评价是一个对技术变革各种效果进行有目的的客观中立监视的过程，它包括了初始的短期费用效益分析，但重点在于确定技术使用可能产生的长期广泛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识别受影响的团体，从而为管理决策部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46]。
日本科学技术厅认为：技术评估就是综合检查、评价技术的直接效果、负效果和潜在的可能性，将技术控制在整个社会希望的方向。因此，不单纯是技术的评价，而且要用人类的手来控制狂奔的现代技术[47]。
1976年，学者约瑟夫·F.科茨对技术评价作了定义：技术评价指的是一类政策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从可能的最全面、最广泛视角认识一项新技术的引入而带来的社会影响，它的目标是通过在决策者分析一系列可能的选择和结果之前加入这一类政策研究过程。2001年，约瑟夫·F.科茨重新对技术评价进行了定义：技术评价是系统地评价某一技术规划的性质、意义、状况和优缺点的一种分析方法，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有技术扩张或新技术引入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的，通常是潜在的、无法计划和无法预期的后果，而设计进行的政策研究过程[48]。
吉本斯和沃耶（1974）提出：技术评价是提供社会应用和扩散一项技术给物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带来内部和外部结果（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的信息并系统分析的活动。这些信息和系统分析被结构化并用于帮助被委任操作那些系统（物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决策制定者[49]。
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技术评价：第一种是为政治目标进行辩护的技术评价；第二种是作为一种决策工具的技术评价；第三种是作为约定的技术评价。一般而言，技术评价体现了一种精神，试图以系统的方法来预测、辨别和评价，由于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已有技术的新应用以及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所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因而技术评价能帮助政府、团体、企业或其他机构的决策者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50]。
邱仁宗（1996）认为技术评价是事先对技术的开发、试验、应用等一系列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从总体上评估把握利害得失，采取适当的措施将它的负面影响降至极小，使它的正效果达到极大，从而引导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自然、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方向前进[51]。
技术评价的定义有多种表述，概括起来，基本可以分为五种类型：（1）政策论，即技术评价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综合性评价，是政策研究的一种；（2）效果论，即技术评价是技术应用和扩散带来的系统内部、外部结果，是从总体上把握正面、负面和潜在影响；（3）过程论，即技术评价事先对技术的开发、试验、应用过程进行预测，关注技术变革的过程；（4）方法论，即技术评价是一种分析方法，评价技术的性质、意义、优缺点等；（5）系统论，即技术评价试图以系统的方法来预测、辨别和评价技术及技术规模化应用后的不确定影响。但综合来看，技术评价的基本思想大体一致，技术评价（TA）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从各个方面系统、综合地对技术实践的利弊得失进行综合评价，研究今天的选择对未来的影响，正确评估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提早预见负面影响，趋利避害，针对可能产生的问题寻求更好的替代解决方案，供决策制定和资源分配参考。
（三）技术评价的理论基础
就目前而言，技术评价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理论包括经济学、科学学、技术学、技术经济、技术进步、福利经济学等理论，应用理论包括预测学、技术预测、数理统计、统计学、优化理论、会计学等理论和方法。具体来讲，技术评价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技术创新理论
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新组合，目的在于获得超额利润[52]。技术创新是“把某种设想转变为崭新的，或改进了的产品、工艺或劳务并使之推广以获得利益的全过程”[53]，这为科学技术及其经济价值实现之间架起了理论桥梁，同时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学角度的评判标准。不仅如此，技术创新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生态化、社会资本化和博弈化的发展趋势[54]，这表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即为技术评价的主要对象，并且技术创新的研究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开始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为技术评价提供了更全面、更广泛的理论基础。
2.技术进步理论
索洛（1957）认为，技术进步在短期指“生产函数任何一种形式的移动（变化）”[55]。李京文（1988）认为，技术进步泛指技术在实现一定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化和革命，一定目标即指人们对技术应用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及其实现程度。如果通过对原有技术（或技术体系）的改造、革新或研究，开发出新的技术（或技术体系）代替旧技术，使其结果更接近于目标，这就是技术进步[56]。因而，技术进步是一个连续的、不断进步的动态过程，可以分为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技术推广和普及三个阶段，其中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来源，技术应用、技术推广和普及则是技术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决定因素。并且，技术进步提高效率，既可以提高资本边际生产力，也可以提高劳动的边际贡献率，因此，技术进步是技术评价的主要标准之一。
3.系统学理论
系统思想是在吸收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运筹学、工程学、社会科学以及控制论的定性、定量方法的分析工具和综合性思维工具。由于技术评价要在充分调研、收集、分析并处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预测技术对经济、社会、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因而技术评价是一种综合性评价。而综合性评价本身就是以系统学理论为基础，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对系统的费用、效益、功能、目的、环境等进行充分调研，分析相关信息，建立可行性方案和系统仿真模拟实验，并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和系统评价，形成可行、可靠、完整的综合方案的评价过程。
（四）技术评价理论的发展
1.技术评价理论的形成时期（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
一般认为技术评价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的技术预测，即试图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帮助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制订技术的投资计划。早期某些国家对科技的评价和分析可以被认为是技术评价的雏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资源、环境和人口等问题的凸显，技术的双刃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技术的潜在负面影响往往要在其应用很长时间后才显露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难以对技术本身及其后果有直观、明确的认识和把握，技术评价由此被提出[57]。
自1966年技术评价作为专有名词提出之后，可查询到的最早展开技术评价方法论研究的机构是美国MITRE公司，MITRE公司曾于1970年左右受白宫科学技术局的委托开展技术评价的相关研究。之后，在此领域领先的机构是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办公室（OTA），OTA于1972年成立，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技术评价机构，其使命是“提供技术应用可能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早期迹象”[58]。OTA的研究成果涉及科学技术的不同主题，技术评价具有提供明确的选项和可替代方案，但不提供特殊建议的特点，评价方法具有包含性。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技术评价采用预警性评价模式和OTA政策分析模式。技术评价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准则是社会福利改进的最初标准，即在没有造成其他社会成员情况变坏的条件下可使某些社会成员情况变好，但由于帕累托改进准则约束条件太强，几乎没有项目可以满足[59]。因而，J.R.卡尔多和尼古拉斯·希克斯等提出潜在补偿准则，即当一个项目的社会效益大到足以补偿该项目所造成的社会损害时，便可认为该项目带来了社会福利改进。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项目决策问题的理论基础是次优理论，是指经济在有附加约束条件下的最优。
2.技术评价理论快速发展和深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技术评价迅速从美国传播至欧洲，受到欧洲议会的普遍重视，许多西欧国家的议会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技术评价部门。欧洲各国技术评价活动的模式和美国的基本相同，但具体运行模式有所不同。欧盟委员会进行了科学技术方案评估（STOA），成立了欧洲议会技术评价网络（EPTA），还发起了一些技术评价网络，如欧洲技术评价网络（ETAN）。德国效仿美国成立了技术评价机构（TAB），目前德国技术评价与系统分析研究所（ITAS）依然活跃。
在这一时期，技术评价从单纯的技术影响分析拓展到对全社会的多方位评价，技术评价在理论基础、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式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技术评价的基础研究理论出现了全社会福利理论、非功利理论以及非基于偏好的理论等，并由此引出了公平分配准则、伦理权利准则及其他一些道德价值准则。同时，技术评价向发展中国家扩展，技术评价的范围也扩展到国家层面，全球性的技术评价课题开始展开。技术评价方法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由定性评价发展到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系统研究。以新熊彼特主义关于技术的演进理论和社会构建理论为基础和来源，更多新型的技术评价范式不断涌现，技术评价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技术评价理论体系，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政策分析导向型技术评价模式（Policy analysis-oriented TA）、丹麦的公共技术评价模式（Public TA）、德国的战略性技术评价模式（Strategic TA）和审议式技术评价模式（Discursive TA）以及荷兰的建构性技术评价模式（Constructive TA），20世纪90年代丹麦的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模式（Participatory TA）、德国的创新导向技术评价模式（Innovation Oriented TA）和理性技术影响评价模式（Rational Technology Impact Assessment）以及荷兰的整合式技术评价模式（Integrated TA）和互动式技术评价模式（Interactive TA）。
3.技术评价理论的深入探索和整合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1995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办公室（OTA）关闭，技术评价理论、模式进入新的整合和探索时期。一方面，技术评价理论在不同领域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和模式，但现有的技术评价理论和模式各有不同，且不完善，如环境影响分析和风险分析理论；另一方面，技术评价范围不断扩大，评价标准各异，如技术评价在信息与通信、生命科学、材料、资源与能源、医疗保健、交通运输等领域均有涉及，但各国在技术评价过程中大都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自21世纪以来，美国在进一步发展建构性技术评价模式（Constructive TA）的基础上，提出实时技术评价（Real-time TA）模式，但还难以完全适应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为进一步发展技术评价理论，亟须建立一种较为完整的技术评价理论体系，如将建构性技术评价理论和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整合起来。
（五）技术评价模式和主要分类
近年来，随着技术评价在各国的发展，技术评价在国际范围内已成为一个多样性领域，出现了多种战略模式。主要技术评价战略模式包括：（1）预警性技术评价（Warning TA），这是传统的技术评价，强调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的评价，技术评价发挥预警功能，其理念是期望能够依据评价结果进行决策，避免负面影响，社会学家与政治家常利用此模式对研究人员的科技成果进行分析、评价与决策。（2）反推式技术评价（Backcasting TA），通过设计未来公众所期望的情景，并基于这些情景开展创新，涉及政策制定者、技术发现者、推广者和广大公众的动态、交互过程。（3）互动式技术评价（Interactive TA），通过提供一个让受技术发展影响的社会群体的技术评估参与平台，影响政府决策。（4）建构性技术评价（Constructive TA，CTA），被视为社会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通过完善有关技术发展的决策过程，使技术朝着社会希望的方向发展；强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积极地参与技术评估的实践过程，但仍是一项技术已开发出来后的事后评价活动，它将正在从事技术开发的科学工作者排除在外。（5）整合式技术评价（Integrated TA，ITA），是CTA的一种形式，在CTA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将处于技术开发中的研究人员纳入技术评价活动中，其目的是在技术应用前评价其后果，从而进行有效的控制，规避技术的社会性风险；并以提高技术项目效益、增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为目标，将技术评估与技术管理过程加以整合。（6）战略性技术评价（Strategic TA），用于面对特定技术发展时，支持特定参与者或群体制定他们的技术发展政策或技术发展战略。（7）实时性TA（Real-time TA），是CTA的进一步发展，运用类比案例研究、交流和预警等方法，为自然科学工程研究提供支持，并将社会价值观纳入创新过程，对不同价值观进行观察、批评和影响[60]。
随着不同类型技术评价模式的出现，学者们对技术评价模式进行了分类。Rathenau研究所（原荷兰技术评价组织）主任约森·C.M.范·艾金德霍温将技术评价分为四种范式，经典范式（Classical）、OTA范式（OTA）、公众范式（Public）和建构性范式（CTA）[61]；扬·范登恩德、卡雷尔穆德等人总结出了传统的早期预警性技术评价（Traditional Early Warning TA）和新型的战略性技术评价（Strategic TA）、建构性技术评价（Constructive TA）及反推技术评价（Backcasting TA）等几种类型的技术评价模式[62]。
另外，从技术评价模式演进的角度出发，罗伯特·贝罗兹尼克和卢克·范兰根霍夫（1998）[63]对技术评价模式进行了归纳，包括早期预警性技术评价（Early Warning TA，EWTA）、建构性技术评价（Constructive TA，CTA）和整合性技术评价（Integrated TA，ITA），并具体提出这三种技术评价模式的演化和发展过程：EWTA模式由社会学家、政界人士参与，无研究与开发人员参与，对技术成果进行事后评价，强调技术的负面社会影响，通过评价技术的负面影响，控制技术发展过程；CTA模式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研究与开发人员在技术研发结束后参与评价，对技术成果进行事后评价，强调技术的正面与负面社会影响，通过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提高评价的公正性，指导技术发展；ITA模式同样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但研究与开发人员在技术研发的同时即参与评价，对尚处研发阶段的技术进行全过程评价，强调技术的正面与负面社会影响，通过让研究与开发人员在研发的同时参与评价，增强研究与开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提高研发过程的成本效益比，引导技术发展。
（六）技术评价的方法体系
技术评价的方法体系形成于长期的技术评价实践。一般来说，目的决定方法，方法服从于目的，要使技术评价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就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技术评价的方法体系不是封闭的，要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补充和发展。
在技术评价方法的认识和分析方面，科茨（1976）最早从动态宏观系统、土地利用、医药、能源到社会影响模型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技术评价使用的大量模型分析方法[64]；范登恩德等（1998）从方法的类型和使用范围两个维度对技术评价方法进行了分类，并提出方法的采用应依据技术本身所处的阶段和公众对技术的认知程度两方面[65]；林斯顿等（1981）提出技术评价的分析框架，即在技术评价和其它决策领域中要多视角认识技术，从组织或社会角度、个人角度和传统技术角度三个层面细致地检视要评价的技术[66]。
齐建国、王宏伟等（2014）提出从评价方法的属性看，技术评价有三类方法：定性评价法、定量评价法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法[67]。其中，定性评价法主要依靠专家的分析与判断，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被评价对象给出非量化的评价结论，这种方法历史悠久，应用范围较广，适用于无法进行定量分析的情况，主要包括同行评议法、头脑风暴法、专家会议法、回溯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等；定量评价法主要运用数学模型对评价过程中得到的投入、产出等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定量的评价组合，主要包括计量经济分析法、趋势外推预测方法、文献计量法、费用效用分析法、决策树法等；综合评价法是将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情景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交叉影响分析法、定标比超方法、反推法等。
王海政、仝允桓等（2006）提出从方法选择与方法体系建构和方法选择角度来看，完整的技术评价方法体系是技术生命周期、通用性、评价流程三维视角的集成[68]。其中，基于技术生命周期全过程视角，研究技术发展及影响的长期性及宏观系统性要按照不同技术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技术的前、中、后评价，即预警性、监控性和回顾性技术评价。基于技术评价流程视角，技术评价各步骤可能采用的评价方法有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检查表法、关联树、结构模型解析法、交叉影响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置换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趋势外推法、历史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社会技术试验法、敏感性分析法、冲突分析法、多准则综合评价、效用分析法、决策理论、博弈理论、主成分分析方法、模糊数学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多属性综合评价法等。基于评价方法通用性视角，对通用于技术评价流程各主要步骤的评价方法来说，比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等，可以称为通用性方法；而一些评价方法在不同步骤中多次运用，在一些步骤中共用，表现出局域性，比如层次分析法、检查表法等，可以称为半通用性方法；还有一些评价方法只在一个步骤中出现，表现出专用性，比如趋势外推法、置换分析法等，可以称为专用性方法。
从主观分析和客观分析的角度出发，技术评价方法可以划分为：基于大量数据的客观分析方法，利用大量数据进行外推和拟合，如文献计量法、趋势外推预测法等；基于专家知识的主观评价方法，以专家判断为依据，如技术路线图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基于案例、情景等的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分析方法，如情景分析法等。
从技术评价系统性的角度出发，技术评价方法体系可以按照相关基础资料收集、评价指标选取及指标体系构建，信息收集，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评价这一流程所应用的方法构成。在相关基础资料收集过程中，可采用的方法包括调查法（抽样调查、定点调查等）、相关统计方法等；在评价指标选取及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可采用层次结构论、数据包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生命周期评价理论、模糊评价法等方法；在信息收集阶段，可采用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文献计量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在最后的评价阶段，可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法、趋势外推预测方法、情景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反推法等方法。
虽然基于不同角度的技术评价方法体系呈现不同的形式，且技术评价方法种类繁多，但技术评价方法体系的基本内容不变。在技术评价方法的选择过程中，常常需要结合实际，采用定性评价法（专家评议法、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与定量评价法（计量经济分析法、文献计量方法、费用效用分析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由该领域或相近领域专家评定，通过科学共同体保障和评价科技成果质量，再通过客观的计量指标提供更准确的评价结果。当前，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技术评价方法也经常借助计算机技术，运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技术、智能专家系统和数据挖掘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