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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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就业数量、结构和非正规就业
一 就业数量和扩大就业
国内早期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大多讨论的是劳动问题，例如，对劳动的性质的讨论[1]，农业劳动力不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2]，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问题[3]，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劳动生产力[4]。早期的研究大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对劳动和就业问题的探讨还仅限于定性研究，缺少必要的定量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业问题几乎成为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扩大就业并减少失业成为文献关注的重点。冯兰瑞和赵履宽认为就业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5]。董玉魁认为按照性质划分，就业问题可以分为3类，即技术性就业问题、弹性就业问题和制度性就业问题[6]。他进一步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待业人口问题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技术性就业问题和弹性就业问题，而不是制度性就业问题。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国的就业问题一直和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国企改革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了严峻的失业问题。自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就业发展。例如王诚提出核心就业的概念，即“直接参与、引导、促进和扶持企业创新活动的那部分就业”，并认为核心就业作为市场就业的基础在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7]。通过估算发现中国企业的核心就业水平仅有25%左右，总体核心就业水平达到30%左右，远远没有达到80%左右的市场一般核心就业目标。因此造成了就业发展的困难局面。在就业困难群中，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逐渐突显，特别是伴随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在文献中开始得到关注。例如，曾湘泉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从就业制度的演变、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动、个人就业意愿和行为、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的期望和国外有关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对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发现大学生就业确有困难的表现，但是由于初次就业率统计指标设计的局限，客观上夸大了这种困难的程度[8]。丁守海通过5省调查发现城镇化普遍提高了各类劳动力的非农供给意愿[9]。
二 劳动力数量和质量
国内很早就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例如，孙尚清认为为了科学地核算劳动耗费，必须正确地解决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问题[10]。恽希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仍然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11]。观察劳动力状况，仅看数量方面是很不够的[12]。薛永应设计了两个劳动力文化素质的统计指标，分别是“类型指数”和“综合指数”，并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两类指数的劳动人口文化素质进行了测算。吴要武和赵泉在“控制—干预”的框架内采用双差分方法，识别了1999年高校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的就业影响[13]。结果发现高校扩招导致了大学新毕业的学生在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同时失业率也有所上升。
三 就业弹性
在就业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类文献专门关注了中国的就业弹性问题，其论证的主题大多围绕着回答：“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著的就业。”早期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增长[14]。然而，蔡昉等认为之前的计算方法低估了中国的就业弹性，按照调整后的计算结果，“城镇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15]。调整之后的就业弹性虽然仍然偏低，但是只能说明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著的就业，而不是没有带来就业。此外，蔡昉在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基础上，反驳了“就业零增长”的传统观点[16]。
四 非正规就业
何道峰和高筱苏认为中国20世纪50—70年代就业结构的变化特征是：相对于产值结构变化的就业结构转变滞后，而20世纪80年代就业结构转变滞后的问题得到缓解，主要的原因在于体制改革[17]。
经济转型国家通常都会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升和安全性下降的过程，新兴部门内不断增加的劳动者群体被学术界称作“非正规就业者”或“灵活就业者”[18]。通常这个群体伴随着工作时间长和岗位不稳定、工资水平低且社会福利少的特征。1998年中国政府为缓解就业压力开始鼓励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比重迅速提高。然而，中国非正规就业者到底有多大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蔡昉和王美艳对中国非正规就业者规模进行了估算，发现城镇就业人群中的非正规就业者占比约为39%，并且非正规就业人数在2002年达到峰值[19]。吴要武和蔡昉发现非正规就业在新兴部门占比为85.5%，在传统部门中的占比为23.4%[20]。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劳动合同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国劳动力市场中非正规就业问题，然而吴要武的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并没有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损失[21]。
五 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之前的中等收入提高到中高收入，甚至在不久的将来收入水平将达到高收入（根据IMF的划分标准）。经济发展使得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关于中国就业结构或者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的文献也在不断增加。马弘等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就业数据，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规模及趋势特征进行分析[22]。研究结果发现，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并存，从总体来看就业净增长仍然为正，2002年之后达到了3—7%的就业净增长。
六 就业乘数效应
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也能对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这种效应被称为就业乘数效应。袁志刚和高虹采用2003—2012年城市层面的数据对就业乘数效应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将使服务业就业产生0.435%的提升[23]。张川川采用微观人口调查数据识别了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对本地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发现1990—2005年和2000—2005年，由于外贸冲击拉动了制造业就业，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个岗位，能够创造0.6和0.4个服务业就业岗位[24]。
随着统计数据的丰富，就业问题和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近年来的研究中，陈斌开和陈思宇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大姓占比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分析了宗族文化与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宗族文化显著提高移民进入低端服务业的可能性，然而并没有提高移民进入高端服务业的可能性[25]。佟家栋和刘竹青在中国城市数据基础上检验了2004—2013年房价上升对中国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增加了建筑业的就业，相反“挤出”了制造业的就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