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宏观经济变动视角下的就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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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经济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魏众采用1993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在传统的种植业领域，健康并不是劳动参与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在农村的非农就业者中，健康并不是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94]。尽管如此，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对家庭收入的重要作用，仍不难发现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乃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黄玲文和姚洋采用1995—2001年11个城市386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与人们的一般看法相反，企业改制反而显著地减缓了就业的下降趋势，而且还对企业的就业增长有正向影响[95]。夏庆杰等在2000年6省13个城市5300个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基础上，分析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有企业大幅裁员对城镇拉动力就业的影响，并发现绝大多数下岗职工依然处于失业状态，少数在就业者的人力资本特征也没有在市场中得到足够的体现[96]。
二 最低工资对就业和劳动参与的影响
理论上，最低工资可以保护劳动者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上有积极的效果，但是也同时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从而减少雇佣的劳动力数量，因而产生就业的负向影响。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最初缺乏定量或严谨的识别分析[97]，但随着微观数据的增加和识别技术的改进，很多文献都对最低工资所产生的就业效应进行估计。其中，马双等将1998—2007年中国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视为外生变量，采用准自然试验的方法识别了最低工资对企业雇佣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每上升10%，制造业企业雇佣数量会显著减少0.6%[98]。从而证明了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的反向替代关系。丁守海根据广东和福建两省439家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对最低工资产生的就业效应进行分析，发现2008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城镇就业没有造成明显的影响，最低工资提高10%则就业下降4%[99]。同样，马双等在2011—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不同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差别作为识别最低工资对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最终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升10%，则员工的被雇佣量将下降1.2%；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将增加1.86个百分点[100]。
三 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
宏观经济变动对就业和就业结构的影响也是就业问题文献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分支。特别是由于国家之间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差异，开放经济能够使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增长更快，而其他部门的增长相对较慢甚至逐渐萎缩。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国际贸易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就业结构。毛日昇采用中国1999—2007年329个制造业面板数据，分析了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并发现出口和FDI通过产出扩张效应对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01]。唐东波采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垂直化贸易所产生的就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来自OECD等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比重上升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相反，亚非拉等低收入国家的中间品进口比重上升将使得劳动力技能水平相对下降[102]。张川川采用微观人口和贸易数据估算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2000—2005年中国出口增长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数量，其中出口的快速增长对年轻群体、低学历群体、农村户籍人口和女性群体的就业影响更为显著[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