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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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文献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从早期的描述性分析向实证分析深入，由劳动力研究转向多学术领域的集成研究。人口迁移体现为地理区域空间范围的发展，也表现为经济结构间的转换。当前，中国劳动力迁移已进入稳定期。首先，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滑，导致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减少。其次，从产业结构转换的角度来说，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农业商品化的拐点，需要进一步从产业上转移农村劳动力。当前，新形势下的乡村振兴加大了农民工返乡的规模。户籍管理制度一再松动，户籍从原有的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阻碍变成保障农村居民福利的重要手段。最后，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来看，研究重点也从早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歧视转变为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融合。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生态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资源的持续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当前中国人均资源仍然有限，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力度，尽快落实和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进度和强度，仍将是中国重要的制度安排。除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村土地利用制度改革之外，还应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揭示经济社会制度等对个人、家庭的迁移决策，以及迁移的空间选择，移民行为调整与新社区的适应、政府行为等问题的影响。这样能避免“空间偏好”研究的唯一性。
另外，国家近几年也加快了数据库的建设和公开。大量的正式统计数，与具有专题性质的抽样调查数据，结合实地调查，加快了劳动力迁移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经济分析的结合。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福利政策逐渐统一，成本—收益的比较，使得个体理性决策影响力越来越强。自此，劳动力迁移问题的工作和政策重心应该以劳动力的市场表现和自由迁移为主。对此，接下来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扩展开来。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与劳动力自由迁移。当前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之间的此消彼长进入新的均衡。由于农村劳动力老化程度较高，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应当以非农产业发展为主。同时，要进一步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和安排。在城市层面，保障流动劳动力的子女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权益。建立分城市的城市劳动力就业保障体系，消除本地和外地劳动力的歧视。
第二，关注AI智能技术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随着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带来劳动力产出效率的提升，新技术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到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未来劳动力不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从长远来看，新技术在工业上的采用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促进城镇经济迅速发展，而发展的城镇经济必然对熟练技工劳动力有更大的需求。此外，新技术的转换和应用，需要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要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机制，以应对新技术对劳动力结构需求调整的更替。
第三，农业是吸纳失业人员的重要部门，这体现了经济对马尔萨斯稳定态有黏性。要清楚地认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困难性和长期性。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呈现递减趋势，表现为“年轻力壮时进城打工，年衰体弱又回到农村”。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进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口迁移。根本解决途径是“就地解决”，即农村工业化、乡村小城镇化，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农民工大批量迁移到现有的大城市。这就意味着产业发展而非地域的概念，才是劳动力迁移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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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处指的是1964—1980年“三线”建设。这一时期中美、中苏关系紧张，中国与周边国家冲突和摩擦不断，为应对当时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央确立了产业布局调整计划，重点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大中型工业企业。这一时期，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400多万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和千万人次的民工奔赴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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