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学“补课”与外来思想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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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综述比较政治研究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在思想上、视野上、议题上等方面冲击既有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探讨改革开放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积累和主要成果。
一 改革开放时期比较政治研究的启动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补课。此后，政治学科得以在学术和教育领域中恢复并快速发展。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1981年委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第一届政治学讲习班。王邦佐先生指出，这个讲习班的举办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8]当时虽然还有没有“比较政治学”的课程或专业名称，但是对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政治制度、西方政治等的教学和研究，本身就为比较政治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8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编印的《政治学参考资料》主要介绍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和欧美的经典政治学理论著作，很少有专门的比较政治学论著。以1987年上海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名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为标志，一批比较政治学理论著作和教科书开始被陆续引进国内。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的政治学研究开始了“行为主义”革命，从形式—法律研究转向政治行为研究，多元主义是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定量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广泛应用，只有少部分学者从历史—结构的角度依旧关注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因此，80年代引进的这些比较政治学论著以反映60—80年代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后比较政治研究理论和方法为主，对当时中国政治学者的影响是深远的。不过，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理论译介多，本土的实证研究少，严格来说没有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有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术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重新开眼看世界，中国开始改善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同时各地区经济发展亟须引进外资。这些变化为开展外国研究提出了需求。同时，政治学教育和学术体系的重启，为开展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空间和资源。
整个20世纪80年代，虽然被“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学人积极“补课”，但由于开展外国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的欠缺，以及比较方法论训练不足，他们并没有做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不过，他们对政治学思想启蒙和引介现代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国外学术著作译介与思想冲击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阿尔蒙德、奇尔科特、迈耶、威亚尔达等西方比较政治学著名学者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为比较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由宁骚主持出版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些被译介的作品，多数是欧美政治学系流行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例如阿尔蒙德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比较政治》《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奇尔科特著《比较政治学理论》，迈耶著《比较政治学》，以及威亚尔达著《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扎哈里亚迪斯著《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等。有的是带有特定主题的理论著作或论文集，例如威亚尔达著《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非西方发展理论：全球趋势与地方规范》和《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奥唐奈著《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等。还有一类是重要地区或国别的政治研究通论性著作，例如考克瑟等著《当代英国政治》，施密特、谢利等著《美国政府与政治》，芬斯顿著《东南亚政府与政治》，托多夫著《非洲政府与政治》等。
此外，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出版了巴林顿·摩尔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阿尔蒙德著《公民文化》、亨廷顿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经合组织秘书处主编《危机中的福利国家》等重要作品。1988年成立的东方编译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合作编辑出版“东方编译所译丛”，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现代化的政治》《民主的模式》《国家与权力》《民主与再分配》《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等一大批专题性的比较政治研究著作。
随着大量西方经典政治学家的作品被译介和解读，比较政治的学术热潮逐渐形成，带动了比较政治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2004年宁骚主编的“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是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第一套学术辑刊。而2010年12月创刊、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办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是国内第一本以“比较政治学”命名的学术辑刊。随着比较政治学进一步发展，一些重点大学增设了以“比较政治学”为名称的系别或研究机构，比较政治学被列为高等院校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的学会会议在全国各地陆续召开。中国政治学界知名的学术期刊，如《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社会科学》等也相继开辟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板块。中国人民大学的《比较政治评论》、上海师范大学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通讯》《国外政治学前沿摘编》《比较政治学前沿》《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等集刊逐步创立，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研究数据库网站“比较政治研究网”及其电子期刊《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已开通运营。
三 地区与国别研究再兴起
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战争和冷战催生了地区与国别研究，包括对欧洲、东亚、南亚、俄罗斯、中国、拉美和非洲的研究。地区与国别研究主要是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和对外军事行动服务的，具有综合性、跨学科和政策应用导向的特点。在中国，地区与国别研究最早是由于冷战时期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战略所要求的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同时，由于中国地处复杂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因此也需要开展周边研究，例如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南亚等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东南亚研究就有了专门的研究建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为了改善国内的发展环境，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此亟须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同时，由于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中国对处于东西方冷战前沿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也亟须了解政治经济综合信息。此外，按照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国乃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成员，也需要了解亚非拉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因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中心，加上主要大学机构，中国在80年代初重建或新建了一些重点地区与国别的研究机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配合国家外交战略的布局，亚非拉地区与国别研究得以开展。东南亚研究、日本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西亚非洲研究由于当时外交政策的需要而得到政府的重视，有关的研究机构建立起来了。1960年《东南亚研究资料》在暨南大学出版，1979年复刊，1987年改为《东南亚研究》，由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1964年，东北师范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主办《日本情况》,1980年，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成立，改为《外国问题研究》期刊。1977年，天津市历史研究所主办《外国问题参考资料日本问题》。1979年，中国南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主办《南亚研究》。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主办《拉美研究》。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办《西亚非洲》。
中美建交后，美国研究得到政策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大量投入。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外国问题研究所出版《美国问题参考资料》。1987年起，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美国研究》《美国研究参考资料》。此外，对西欧、苏联的研究也加强了。1949年上海外国语学院主办《苏联研究》,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今日苏联中亚》，后改名《俄罗斯研究》。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主办《西欧研究》《西欧研究参考资料》，后改名《欧洲研究》。2010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主办《非洲研究》。
四 政治现代化研究兴起
（一）国外现代化理论译介与思想冲击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此“四个现代化”成为一代中国人的信念。但直到改革开放开始，“四个现代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才得以有效推进，“现代化”思潮也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广泛传播。
在这个时候，西方社会科学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变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基本内涵是指世界近现代史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还包括经济层面的转型对社会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促进作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提出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系统，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认为现代化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此前后，许多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基本秉持这种“两分法”开展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援助研究，从而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1）“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截然对立；（2）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传递的；（3）发展的趋势是沿着趋同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4）发展中的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交往而显著加速；等等。
中国学者在恢复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出具体的路径，建设体现国情特点的中国现代化。这些学术努力集中体现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的领域。1987年，北京大学罗荣渠组建北大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推动了世界现代化、比较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的代表著作《现代化新论》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迄今已印刷八次，影响广泛。[9]此外，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也纷纷组建从事现代化研究的专门机构，使得现代化研究，特别是作为其中重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研究，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亨廷顿的重要代表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88年由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出版，系统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秩序问题，其核心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例如政治发展、政治衰败、制度容纳、政治稳定等，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学者的学术理论基础。并且，由于亨廷顿本人对“政治秩序”和“强国家”理念的重视，也使得他的著作经常成为论证中国国家建设与发展模式的理论来源。1987年，巴林顿·摩尔的代表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由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出版中译本。该著对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的奠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比较政治制度的方法论上，影响了几代政治学者。
1996年，西里尔·布莱克的名著《比较现代化》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编译出版。这部中译著作把中国、日本、印度和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纳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视野，探讨了现代化的前提、经济增长、社会政策和工业社会的趋同问题，其比较思维、历史视野和学术洞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也引起了国内社会科学界的重视，激起了一股从国际比较的视野看待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10]
在比较现代化概念与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推进，形成了以历史—结构变迁为主要方法论的小样本分析政治研究，与同时期美国以定量技术和大样本分析为主流的比较政治学迥然不同。例如，罗荣渠把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划分为四个进程：（1）自我衰败的过程；（2）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的过程；（3）革命化过程；（4）现代化过程。[11]
（二）东亚现代化研究崛起
在比较现代化理论流行的年代，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刚好进入一个黄金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奇迹、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亚太地区的此起彼伏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促使中国学者认真理解比较政治的现实情景，并获得了较为直接的研究资料，从而推动东亚现代化研究的兴起。
20世纪60—90年代，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80年代后期，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走上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转型道路，90年代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五五年体制”松动，同时经济增长趋缓。地处东南亚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保持着执政党长期稳定执政和产业结构稳定升级，而中国香港则在回归中国后继续走行政主导和自由港并行的发展路线。今天看来，当年提出“权威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理论，既要区别于西方自由市场加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也要区别于苏联、东欧“极权主义”加“计划经济”政经模式，实质上是要说明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态。[12]虽然1990年以来国际和东亚政经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东亚的的确确根据本国家或本地区的传统和特点，崛起为世界经济新高地，并且保持了较好的社会福利和稳定局面。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几个国家和地区誉为“东亚模式”的奇迹，这也是东亚奇迹首次正式出现在了国际机构的官方文件之中。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进研究者对东亚发展模式弊端的反思，植根于东亚发展经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热潮开始消退。此外，90年代至今，全球化、民主化对“国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公共政策以及新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进一步挑战了发展型国家理论。
五 体制转型研究
（一）苏联、东欧剧变的思想冲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剧变，纷纷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堪称冷战以来范围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世界性政治经济变革。自90年代初起，中国官方智库和学术界就十分重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研究，先是对剧变原因、过程和教训进行资料整理与反思。学者们反思苏联改革路线与战略错误、党政体制僵化、党政干部特权和腐败、党群关系紧张、社会基础萎缩等问题。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始形成比较的视野，特别是中外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思路。进而提出中共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厉行党内监督、遵守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基层党组织以及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13]并且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中外政治体制比较的视野对苏联、东欧剧变教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如何客观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劣势，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2）如何准确认识共产党执政的方式、能力和效果，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3）如何应对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坚持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4）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保障我国的体制改革不走邪路、稳步推进步。[14]这四个方面都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内涵，包括制度变迁的比较、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比较、执政党体制与能力的比较、政治意识形态的比较等。
（二）具有比较政治内涵的研究焦点
1.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的政治学者以及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重视苏联、东欧地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他们的研究指出在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及低效的计划经济制度之下，苏联、东欧地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普遍弱化，既不能有序引领国家改革与发展，也不能有效地反映社会民意需求。因此，反思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本身，就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议程和对策建议。[15]2004年9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吸收和反映了上述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也在随后的改革发展和保障稳定的治理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2.政治经济改革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苏共领导层“鲁莽”的改革最终断送了苏共和苏联。这促使当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苏比较的基础上审慎思考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序与进程问题。学术界也在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些思考促使党的领导人在2002年认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16]，并且结合现实国情，推进基层民主选举，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与制度化，推进协商民主，增强党领导下的执政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