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政治思想史研究Ⅰ：中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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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兴起与早期研究特点
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近代大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开始出现于部分高校的政治学系。1922年春季和冬季，梁启超先后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稍后，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相继推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也意味着该学科在中国的正式创建。
由于中国现代大学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划分院系专业，以传播和讲授现代知识为主，当时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基本上也是照搬欧美大学的相关专业，故中国政治思想史受重视程度远不及西洋政治思想史。后者在主流大学中开设较早，且多设为必修课，[1]前者最初多以讲座形式出现，在主流大学中多列为选修课。1928年，当萧公权受聘在南开大学开设西洋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发现“‘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准备起来比较容易”，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却“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收辑编排”[2]。
政治思想史教学重西洋而轻中国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始终存在。这固然与当时大学教师多是欧美留学归来，知识背景西化色彩浓重有关，也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编撰体例、叙事风格过于传统，无法实现与现代概念的互释对接，难以纳入政治学知识体系有关。20世纪20—40年代，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梁启超和谢无量的作品外，虽陆续有十多部以“中国政治思想史”或“中国政治哲学史”冠名的著作出版，但大部分都是采用传统经学或史学方法，将相关资料整理归类，辨别真伪，考订含义，再略加解析。至于编撰体例和研究方法，梁启超早年提出的“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宗派研究法”,[3]亦多为这些作者在实际书写中所遵循。其间虽有强调要研究政治思想产生背景者如杨幼炯，也有主张应采取社会史研究进路者如陶希圣，但总的说来，他们所提出和坚持的编撰体例——“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4]仍大致可以对应梁启超上述三种研究法。
当时也有作者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主要视角来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如此。吕振羽明确提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第一重要的，需要正确地掌握这一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5]。但在实际书写中，吕著与其他多数作品并无明显差别，仍是采取传统的列传体编写方式，运用训诂、考据等方法，以厘清概念和命题含义为重点，其间掺入少许分析和评论。故此，吕著与其他多数作品一样，都更像史学研究著作，其政治学色彩非常淡薄。
当此之时，现代学术在中国建立不久，多数学者传统知识功底明显好于西学基础，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上述特点，应该不难理解。其中萧公权是个例外。萧公权有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同时讲授中西政治思想史课程，更有利于锤炼出其学贯中西的职业素养。他坚持“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6]的研究进路，写就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民国时期的典范之作。
“采政治学之观点”的典范意义，首先表现为借助政治学的主要议题来框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从而避免了上述多数作品普遍存在的研究对象选择过于宽泛、叙事主题难以集中等问题，凸显了政治思想史应有的特色，使之与一般思想史或哲学史区分开来，这为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相关知识纳入政治学学科体系提供了可能性。当然，它的典范意义，还表现在概念和命题的引入和处理上。萧著引入了许多政治学概念，借助这些概念形成了与上述作品颇为不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风格。对某些很难以引入方法替代的传统概念或命题，萧著多以政治学概念加以对照，阐明两者之间的异同，使这些概念和命题的真实含义在比较中变得更为清晰。[7]
虽然萧著开启的上述研究进路，后来也遭到过某些学者的质疑，认为萧著以西方政治学议题选择研究内容，又以西方观念对照解读，未必能做到“使客观数据呈现于读者眼前”，在研究中未免“失之主观”。类似的批评，当然可备一说，但萧著的影响经久不衰，却是不争的事实。其“采政治学之观点”的研究进路，不仅为1949年后中国台湾学者不同程度地遵循，[8]20世纪80年代后，亦为大陆许多研究者所坚持。
二 改革开放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建
1952年，政治学专业的部分课程被归并到法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学中，政治学作为完整的学科和专业不复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因此陷于沉寂。[9]在此后的近30年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吕振羽等少数著作曾再版问世外，新推出的相关成果仅有石俊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提纲》和侯外庐的《中国大同思想》等少量著作。因此，与中国许多事业一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也面临重建的任务。
1981年，徐大同等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问世，宣告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重建的开始。1984年，刘泽华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1987年，刘泽华将70年代末以来发表的20多篇学术论文结集出版，这部名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的论集第一次印刷发行2万册，很快就被读者抢购一空，创造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著作发行的奇迹。同年，邹永贤主编的《国家学说史》出版。1988年，朱日耀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推出，与徐著和刘著都是由“文化大革命”前就业已从教的老一代学者完成不同，这部著作的编撰，“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如孙晓春，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年轻一代学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重建过程中的成长与成熟，标志着该学科即将度过复兴阶段而走向繁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各种成果大量涌现，出版的相关著作、教材、论集已超过100部，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虽无法做出确切的统计，但初步估算应该有数千篇之多。与80年代相比，这些研究成果涉及的范围更广，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研究外，还开辟了传统政治文化等新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列举如下。
（1）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3）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3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5）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6）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7）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8）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人格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9）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上、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0）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1）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2）张分田：《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3）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9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4）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5）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16）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随着研究进入佳境，也产生了一些梳理和反思学术史的著述，如葛荃主编的《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等。
三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兴起
与古代不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改革开放后才真正起步。[10]1983年，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出版之后，陆续有数十部著作、教材、资料汇编问世，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列举如下。
（1）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彭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桑咸之、林翘翘编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4）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5）许光枨、林浣芬：《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6）朱日耀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7）王金铻、李子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8）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10）田海林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众多研究成果的出版，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现在各大学政治学系大多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有些还围绕该课程开设了“近现代政治思潮”“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等选修课和研讨课等课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思想史或政治文化仅召开过数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已成为每年定期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与论坛同步发展的还有2014年成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尽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经由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业已渐入佳境，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