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德抽象”之有理与必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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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到旅顺口去，登上山顶参观那座敦实而残颓的炮台时，看到了一座高高的石碑。立碑者为日本军人，但看刻字，却不是为了赞颂日军的胜利，而是要向战败了的俄军表示敬意的。
记得碑文的大意是：1904年1月，日军在乃木大将指挥下，从海上和陆地两方面对据守在旅顺口炮台上的俄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人海式攻击。俄军孤立无援，渐至弹尽粮绝，却坚决不投降，最后全部阵亡。日军以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攻下炮台后，眼见着俄军官兵一个个横尸山顶，不禁为他们的勇敢、顽强、宁死不屈的精神深深感动，遂立下此碑以表军人对军人的钦佩之情……
在中国近代史上，此役被称作“日俄战争”之“旅顺口争夺战”。“日俄战争”是当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而发生的侵略战争，理当遭到谴责。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出发，我既痛恨据守炮台的俄军，也痛恨攻下炮台的日军；但从抽象出来的某种理念出发，我对那些视死如归的俄军官兵确也心生了若干钦佩之情，同时，便也对战胜方日军居然肯为战败方俄军立下此碑而深受触动！
这触动，显然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习惯。
我们不会为了我们的敌人立碑，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那叫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宽容地说，那也叫愚蠢透顶。
于是，显然，这里就涉及了一个本质，即——文化观念不同。
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只有具体的道德，没有抽象的道德。
道德这事情，看起来只是一种观念，一种规范，但它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这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民族共同认可并共同施行的道德观念与规范，决定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与规范，完成于孔子，后代又不断地加以完善，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最完备的道德系统。所以我们历来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最讲究道德的民族，我们甚至常常自诩为“道德立国”。应该说，这种认识是非常客观非常准确的，但其实还不够，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民族甚至很有些“泛道德论”！也就是说，我们甚至习惯于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用道德的尺子量过来以决定取舍！
比方说从1957年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打击的最主要的“阶级敌人”是“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这其中的“坏”，全称“坏分子”，其主要罪行虽无明确界定，但却约定俗成为道德败坏。按说，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本不同类，本无关联，但这样一同类起来，一关联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地、富、反、右”也道德败坏了。这就无形中调动起了广大群众对于他们的仇恨和厌恶，以利于对他们发起更加猛烈的斗争。
“文革”期间有一个词，叫做“批倒批臭”。就是说要彻底打倒一个人，光“批倒”了还不行，还要“批臭”。这里，所谓“批倒”，就是在政治上宣布他如何如何反动；所谓“批臭”，就是在道德上说明他如何如何败坏。“四人帮”们知道，从政治上真正搞垮一个人很难，因为人们可能在心里另有想法；但要是在道德上特别是在生“生活作风”上把一个人糟蹋掉，那这个人可就真的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可见就连“四人帮”们都很懂得并且也很善于使用这种“道德武器”。
至于生活中，我们的许多人当然也是使用这种“道德武器”的高手。比方说你为了什么事跟某人产生了矛盾，这人绝不跟你在这件事上论是非，他甚至连提都不提这件事，他就是耗子一样地窜地沟，给你造谣，说你在道德上（以男女关系问题为最佳）如何如何，让你做不成人……这就报复你了。
前些年，报刊上曾经揭露过一个人。那个人，被称作宁波的“地下组织部长”，名唤阿太。这个阿太，本是个最无道德的人，但他却又是个使用“道德武器”的专家，擅长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搜集别人隐私，并以其为武器进行讹诈，却又总能得逞。就凭着他的这种技能，他竟然将宁波那里下自派出所警察，上至市委书记，全都玩弄于股掌之中，乃至差不点儿就篡了位夺了权。可见“道德武器”之威力无比。
然而可悲的却是，“泛道德论”并没能解决中国人的道德问题，乃至道德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社会问题之中的一个顽症。这一点，在我们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背信弃义、贪污腐败等等的今天，尤为鲜明。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认定，至少是从加强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任务出发，我们也实在是有必要从根本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何处了。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何处？一言以蔽之，就是——前已有述，我们只有具体的道德，没有抽象的道德。而道德这事情，原本就应该是抽象的。
所谓“具体的道德”，就是我们虽有道德观念与规范，但这观念与规范却是不固定的，却是随着时间、地点、事由、对象等等而变化的。这一变化，就从基础上粉碎了道德的尊严，本质和功能，令道德成为可以随心所欲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成为不道德的东西。
比方说在学校里的同学们之间或在单位里的同事们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道德的，对同学或同事实行盯梢、告密、造谣、诬陷是不道德的。这从我们的道德观念与规范来说，应属毫无疑义。可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全不对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要是属于所谓“革命需要”，对同学或同事实行盯梢、告密、造谣、诬陷，不但是道德的，甚至还要被颂之为“富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本色”呢。相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但是不道德的，甚至还要被斥之为“阶级阵线不清”、“革命意志不坚”、“与敌人同流合污”、“包庇坏人坏事”等等呢。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又不只为文化大革命所独有，甚至又不只为那些年的“极左”运动所独有，它其实是有着深长的历史渊源的。这就须从文化观念上去考察了。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本质、核心及最高原则是——秩序。即所谓“君臣有序”、“官民有序”、“长幼有序”、“尊卑有序”等等。这一有序，一样的事情就要两样对待了，就没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了。道德就在这里被区别使用了。
封建时代的大儒们把整个儒家道统归结为“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整个社会人伦之大序，也是整个社会秩序之根本，是不可违拗的。之下才是“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是道德准则与规范。因为“五常”在“三纲”之下，“五常”必须服从于“三纲”，这样一来，“五常”的使用就没有什么不可移易的崇高可言了。
比方说依照儒家的“春秋笔法”，君王杀臣子叫“诛”。“诛”是上杀下，不管杀得对不对，都合理合法。而臣子杀君王则为“弑”。“弑”是下杀上，不管杀得对不对，都属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