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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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上种着两株什么花——也许应该叫做什么植物，已经有好几年了，还活着，只是总不能长得像我在苗圃里看到的那么大。这花——就算是花罢，原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朋友送给我的时候，说是叫做“滴水观音”。可我觉得“滴水观音”不像是个学名，后来就问过好多人。他们有的说叫做“旱荷花”，有的说叫做“龟背荷花”，更多的则说不知道。这样，我就至今也不能肯定它到底应该叫做什么。不过这也无所谓，喜欢就行了。
我之所以喜欢，无他，只是因为它的叶子大，看着大气。而且，它总是绿，令我见了心生清凉。
它的叶子，有手掌那么大。
苗圃里，则有盘子那么大。
意外的是，那年我去巴西，忽然发现这花竟然长得到处都是，完全是一种野生的状态。看样子，如果你喜欢，随便挖出一棵栽到自家院子里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去花市。而且更加令我意外的还有——它的叶子都长得大如蒲扇！甚至大得就像是过去农村里那种大锅的锅盖！
而且呢，它还长出了又粗又高的干茎，像是棵树了！
探究一下内中的原因，则很简单，就是因为南美洲的气候温润，光照充足，一年四季如春如夏，因此，其生存环境自然就要远远地优于亚洲北方的苗圃，更优于我家的阳台。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更讶异于这个道理：环境之于生命，其意义竟然是这样的大呀！
文革中期，我曾偶然地看到了一场“内部电影”，是个外国的新片子。故事就不说了，我就说我看那个片子时，有一个讶异：他们外国人的脸色，怎么个个都是红扑扑的？再环顾左右，我的亲爱的同胞们则个个面呈菜色！而且个个瘦小枯干！
那时，在咱们这里，胖了不叫胖，叫“富态”，跟大熊猫一样的珍贵。
有趣的是，仅30年过去，现在咱们这里也已经没人喜欢“富态”了，听到的只是一片“我要减肥”的叫喊。而且，再环顾左右，脸色竟也个个都是红扑扑的了。
显然，这是因为咱们的饮食条件发生了变化，咱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
今天早上，一边吃早点一边看电视时，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一台节目，表现的是某大学毕业班离校前的最后一次班会。在班会上，同学们忆起四年来与老师与同学朝夕相处的情景与经历，个个泪流满面。其难舍难分之情，感动得我一阵阵红了眼圈，乃至早点都吃不下去了。
很自然地，我就想起了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读大学时的情景与经历。那时，学校不好好上课，讲究阶级斗争。斗谁呢？都是20来岁的青年学生，哪来的阶级敌人？没阶级敌人可不行，得“深挖”（挖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新动向），得“狠揭”（揭阶级斗争盖子）。于是，就在同学们当中，分出了“敌、我、友”。那家庭出身不怎么好的，那社会关系有什么问题的，那为人比较正直的，那个性比较鲜明的，那学习成绩比较好的……便成了准阶级敌人！平日里盯着，运动来了整着……你想啊，那同学关系还好得了么？偏赶上我那个班的班主任，又是个留着小平头的“政治辅导员”。此人不学无术，讲不了课，就当了个“政治辅导员”，就整天琢磨整人，恨不得整出十个八个阶级敌人来他才有成就感，并得以升迁。这样下来，我们离校的时候，许多同学连个招呼都没打，更别说开个告别班会了。想起来，真是叫人伤心呀！
显然，这种对比，也是一种环境问题之使然。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挚而深厚的情谊来的。
我曾经跟一家编辑部很熟，总要写稿子给他们。有一天，我正在吃晚饭，他们打电话给我，谈稿子的事。我很奇怪，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不回家呢？他们就在电话那头笑了，说：“回家有啥意思？大家在一块说说笑笑地工作多好？”又说：“我们每天不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不回家。”
可惜后来呢，坏了，闹矛盾了，白天上班时间都找不着人，因为他们彼此看着别扭，就尽量回避。还都不愿意上班了。
这当然也是一种环境问题了。
报刊上常有文章，说在某公共汽车上，当歹徒行凶的时候，几十人居然袖手旁观，漠然视之。于是就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趣的是，另有文章，也说在某公共汽车上，当歹徒行凶的时候，有人振臂一呼，立刻应者云集，将歹徒拿下。于是就感慨邪不压正，人心向善。
其实在我看来，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无他，也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体现出了不同的社会氛围。
现在不光是咱们自己，全世界都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心情舒畅，生活水平高，虽然还有问题但问题是在不断解决之中……其实呢，中国不还是那个中国么？怎么就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究其实质，也是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咱们现在不搞运动了，不神经病似的整天琢磨整人了，相反，聚精会神搞建设了，一心一意谋发展了。这样一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就变了。环境一变，牛奶也有了，面包也有了，笑脸也有了。
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到，环境之于个人之于家庭之于社会之于国家，其意义实在是太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