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强迫症评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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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性会谈
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估，前提是要进行全面的诊断性会谈，要弄清强迫症和所有并发症的表现。临床学家会发现，《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版）（ SCID ;Spitzer，Williams，Gibbon & First，1990）的结构性临床会谈虽然会花费一定的时间，但在确定全面的症状调查时很有用。除了确定诊断外，用一个可靠并且有效的工具量化强迫症状的严重程度对于治疗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普遍被用来评估强迫症状及其严重程度的会谈工具是耶鲁—布朗强迫量表（ Y BOCS ;Goodman，Price，Rasmussen，Mazure，Delgado，et al.，1989;Goodman，price，Rasmussen，Mazure，Fleischman，et al.，1989），这是一个半结构化会谈，包括一个症状检查清单和一个严重等级量表。严重等级量表分别有五个关于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的项目，每项都采用5分制，从0分（没有症状）到4分（严重症状）。总体严重等级是由花在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上的时间、功能障碍、强迫症状伴随的压力、对症状的抵制和对症状的控制等方面来评定的。《耶鲁—布朗强迫量表》有满意的内部评定者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效度（Goodman，Price，Rasmussen，Mazure，Delgado et al.，1989;Goodman，Price，Rasmussen，Mazure，Fleischman，et al.，1989），并且在很多强迫症研究中，都发现它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
在焦虑症治疗研究中心，除了《耶鲁—布朗强迫量表》，研究者还采用了三个靶症状量表。每个工具都采用8分李克特式等级量表，分别针对一个特殊的领域:焦虑、痛苦、逃避和仪式。在初次会谈所收集信息的基础上，临床学家把引起强迫焦虑的情况分成三类主要的靶症状，并且评定这些焦虑的严重性等级。
在评定患者的焦虑和痛苦的时候，临床学家首先会考虑到患者面对情境或物体时的痛苦，包括痛苦的频率和痛苦的剧烈性。例如，假如一位患者非常在乎污物，临床学家区分了三种主要的污物刺激（物体或者情境）并且分别进行评级。其次，临床学家要评估患者逃避这种与刺激相关的情境的程度，并把这个刺激作为主要的痛苦刺激。例如，假如主要污物是粪便，那么选择评定的回避项目就有可能是公共厕所。最后，临床学家评价这三种主要仪式的严重性。仪式的严重性取决于强迫行为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这两个方面。
尽管研究者在强迫症研究中试用了这些相关的靶症状类别（e.g.，Foa，Grayson & Steketee，1982;Foa et al.，1983;Marks et al.，1988;O"Sullivan，Noshirvani，Marks，Monteiro & Lelliott，1991），但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心理测量学信息。当由两个评估者各自评定等级时，这些量表看起来具有很强的内部一致性。但是，在治疗师和患者各自评定等级时却基本上没有一致性。这些等级量表吸引人的地方，大都是它们的表面效度和被证实的对治疗改变的敏感性。再者，临床学家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这些量表来计划治疗方案，还可以用来评估某些具体的症状的发展。
强迫症症状的量表测量也是可行的，但是有一些缺点:这些量表［强迫活动检查清单（Freund，Steketee & Foa，1987）、Leyton强迫问卷（LOI;Kazarian，Evans & Lefave，1977）、Lynfield强迫症问卷（LOCQ;Allen & Tune，1975）、Maudsley强迫问卷（MOCI;Hodgson & Rachman，1977）］只是针对某些形式的强迫行为，包括与强迫症症状无关的项目。最近，CTSA的工作人员已经与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合作，旨在建立一个简明自陈量表（MCP—牛津强迫症量表），用来评估七项常见的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这个测量工具可靠并且容易实施，但其对治疗效果的敏感性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