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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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比无知可鄙得多的胡说八道，居然僭称起来知识的名号，而且对于知识的复兴布下了一道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为了使人类恢复常识，就必须来一场革命。
——让-雅克·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全部困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时间总是公正的。
——北岛：《谈诗》
对中国当代诗歌探索的历史而言，更需要提醒人们记住的年代，是六十年代末——比1980年要早十余年。
——陈默：《坚冰下的溪流》
一、背景：社会正义的重建与人性价值的回归
启蒙主义出现的前提是一个文化蒙昧时代的存在。在现代中国，启蒙主义曾出现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初，它的长期酝酿的结果，是爆发了以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之光启愚昧和专制之蒙的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与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有两个显著的不同：其一，欧洲的启蒙主义是自我的启蒙，其思想来源于自己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是光荣、自足和自信的，而中国的启蒙主义则是借欧洲现代文化之光启自己的中世纪之蒙，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异族，且是在深重的外来侵略与民族危机中发生的，因而它不幸地与文化殖民主义构成了一对双胞胎，它既显现了现代化的希望之光，同时又潜埋下了悖反的民族屈辱；其二，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潮基本上仅限于18世纪反对封建蒙昧的理性精神及其学说，而对中国而言则更具广义内涵，它不但承担着反对专制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使命，而且担负着追赶世界现代文明进程的急切重任，因此，欧洲启蒙主义乃至文艺复兴以来一切民主的精神传统，以及包括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五四时期主要是指“象征主义”或“表象主义”，即Symbolism）在内的现代文化，对于中国而言均具有“启蒙”的价值和功能，在实践的意义上，都属于启蒙的范畴。
历史所具有的某种执拗而顽固的循环逻辑，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再次面临了相似的情境。在半个多世纪的“启蒙—革命”的途程中，由启蒙主义的希望之光和文化殖民地化的危机所构成的一对可怕的矛盾，使现代中国在选择其命运与道路时，始终处于两难境地。在选择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道路中，“革命”渐渐被淘空了内涵而成为了一种变态的宗教仪典，对西方现代文化既向往又恐惧的矛盾，使中国人不断地逃避着“革命”的内质而只高举它的外壳，最终，现代文明被剔除，“革命”的暴力形式却走向了极端，终于发展成一场横扫一切既存文明成果的“文化大革命”。以激进的反封建与暴力革命始，到以野蛮的彻底的封建蒙昧主义的复活终，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悲剧性的怪圈，以至于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不得不再次进行一场破除封建神话、再建现代文明的“解放思想”的运动。这就是作为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与运动的前引或先导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出现的历史与人文背景。
社会正义的丧失和人性价值的崩毁，是几十年“左倾”思潮与极左政治所造成的恶果，前者使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法律与道德保障，使善恶被颠倒，使“真理”和“人民”的名义被盗用，“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得以“公开地掠夺”(1)。在这种取消了最基本的法律与道德正义的社会环境中，私欲和暴力便假借了“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堂皇名义，借助简单二元对立的粗暴的思维方式，横扫和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上述两者分别是极左动乱年代中社会整体和个体的人所蒙受的灾难与不幸的最内在和根本的原因。在这样的前提下，重建社会正义和呼唤人性价值的回归，便成为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最富勇气和远见卓识的作家们所要表现的最重要的主题。
使真理呈现出光亮的前提是对谬误的清理。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看，对封建蒙昧意识的批判最早应上溯到60年代初，在已发现的文学材料中，最早表现出清醒的批判与自省意识的是一批生长在民间与地下的诗人，他们是黄翔、食指、芒克、岳重（根子）、多多、哑默、方含等，其中以黄翔为最早，食指和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芒克、根子和多多的影响为最大，他们最早的一批作品均产生自60年代或70年代初。(2)之后在70年代，又相继涌现出了北岛、江河、顾城、舒婷等一批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主力诗人。从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应视为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沉思默想期”或“启蒙精神的播种期”，怀疑、诘问、悲愤和思索是他们作品的主题，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的勇气、胆识和深刻程度都足以让人震动和敬仰，但在那个年代，这些作品基本上还只能存在于他们个人或小圈子的秘密中，难以成为社会共同的思想与精神财富，因而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启蒙作用。
由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1976年10月极左思想的覆灭和1978年底自上而下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为全社会的精神解放与思想启蒙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基础。1977年12月，文艺界以《人民文学》的名义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与此同时，《班主任》等一批作品得以发表；1978年，文艺界开始“落实政策”，恢复了大批作家的名誉与自由；1979年，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开始解冻，4月份《上海文学》发表了题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文章，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提出质疑，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启蒙性质和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双重主题的“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并以“浮出水面”的姿态进入公开文坛。
“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从它们诞生起，便具备了某些作为“先锋文学思潮”的性质。从精神特征上看，它们同当时还有很多“左”的局限性的主流文化价值保持了疏离甚至某种对立，他们以个体人本主义和平民价值准则对抗着积习深重的群体主义观念；从艺术立场看，他们同传统社会学认识论方法局限下的“现实主义”也构成了对立，“现代主义”成为他们明确的不可动摇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