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章节:第三章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去读读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人们总是把结结巴巴登场的新作品看作怪物，即使对这种实验着迷的人也不例外。当然他们会表示好奇心，表示兴趣，但是又有所保留……赞美声也有，尽管真诚的赞美总是针对着早已为人熟悉的足迹，针对着作品暂时没有从中挣脱的桎梏，而正是这后者拼命地企图把新作品禁锢在旧传统中。
——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
一、背景：文化哲学与现代美学思潮风起云涌
与寻根文学思潮的产生同时，具有明显现代主义倾向的另一文学思潮也在同一背景上应运而生。尽管在此前产生的以“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为代表的新的文学运动中早已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对它们而言，现代主义主要还停留于“技巧”和“形式”的选择层面，从文学的思想与价值立场上看，它们仍属于启蒙主义文学的范畴，并未完全实现向现代主义的蜕变，因为它们所处的启蒙主义的语境决定了它们的性质。而此后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同时出现的“寻根文学”，正是将前者的启蒙主义使命推向了文化的纵深地带，并在艺术手法上向着更加晚近的现代主义流派的风格与形式切近和借鉴。就这种特征而言，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寻根小说思潮可以说是一对“连体的双胞胎”，它们互相交叉、互为包容，共同构成了1985年前后文学风卷浪涌的壮阔景观。
现代主义是人类文化史与艺术史上最复杂的现象，近代资本主义日渐发达的物质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及它们自身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工业文明的必然悖论，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生成土壤；被这种悖论冲垮了理性与信念的悲观主义的非理性哲学，则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认识世界和人类自我生存本质的思想基础。在这样一个充满着进步与异化的矛盾困境中，现代主义文学拥有了空前广阔与幽深的表达空间。它追寻意义，又虚无堕落；它尖锐执著，又自我焦虑；它体现个性，又自我扩张；它充满了艺术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胆和反叛”、“对危险的热爱”，充满着痛苦、嗥叫、“破坏性和煽动性”(1)；它执意关注和寻找那些“纯粹的无意识活动”，“凭借妄想狂积极地发展脑力”(2)；它“既意识到一片虚无，也意识到庞杂的存在；既意识到人间虚假的透明，也意识到它的混沌；既意识到光明，也意识到黑暗”，它确信“在一个看来充满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表现得荒诞无稽”(3)；但是它也认为“伟大的艺术”“必须作真实的见证”，艺术家应当“尊重过去的传统”，“树立自己的信念”(4)；它也确信“仅仅对一个人有价值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5)……现代主义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从象征主义到未来主义，从直觉主义到意识流。从表现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意象派到结构主义，从新小说派到荒诞派戏剧，还有“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以及当代最新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它们之所以层递迭出，都是人类在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异化的种种困境面前焦虑、忧患、探寻与思索的结果，同时它们也体现了在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类对既往艺术思维习惯的努力挣脱和不断探求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的智能、思维、审美创造力的不断延展和进化。它的出现，不但体现了现实的合理性，而且也体现了文化与艺术变延的必然逻辑性，因此，在逐渐开放的当代中国出现一场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成了一个不以反对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客观而论，现代主义的确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糟粕与垃圾，而且就中国的社会实际而言同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与文化土壤也有巨大差异，但历经二十余年的文化封闭之后，面对整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难以追逐的新异图景，一个更加强烈的“落伍的焦虑症”必然会催生一场以引进西方最新文化为内容的急切而狂躁的文化变革运动——它是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前提和一个组成部分。这看似一个矛盾，现代主义与启蒙主义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现象与概念，怎么会搭上界呢？而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启蒙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化而言，已不再是一个远在历史深处的理念，而是一场决定民族未来命运的当下的文化实践，对于这场文化实践来讲，包括现代主义这种当代文化在内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都具有启蒙的功用。没有对当代世界文化的了解，怎么能够建立与世界对话的基础和语境？没有这种对话的可能，又怎么能够实现文化的启蒙？因此，关乎对现代主义这一文化集合的优劣的判断，在这样的文化需求与文化焦虑中就显得很次要——或者说，这是以后的事，重要的是先把它“拿”过来，变成在中国的文化实践，然后再作细致的鉴别与判断。这正是1985年前后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从文化到艺术各个领域里的现代主义移植与实验运动之所以显得过分浮躁、急切、缺少理智的区分与判断，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失当之处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背景与原因。离开了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去责备这场运动，就难免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主观妄断。
现代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基本背景条件有两个：一是自80年代初开始陆续引进介绍的各种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理论，从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哲学思潮，开始为创作界将审美观照领域由外在客观世界转向主体生命与内心深层意识世界提供哲学依据与方法。当然，这些领域在鲁迅等“五四”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浪漫派作家，30年代的丁玲、施蛰存和上海现代派作家，以及40年代的上海“孤岛”小说作家那里早已曾广泛涉入，这一新文学传统对于当代作家们迅速接受上述哲学思潮与方法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与此相应，80年代初，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各种理论与作品也相继得以译介和引进，由伍蠡甫等人编译的《西方文论选》（包含19世纪部分现代派作家的文论）和《现代西方文论选》相继于1979年6月和1983年1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中后者所译介的现代派文论包含了二十余个流派；1980年，由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等人选编的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在内的八卷本《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大量的译介欧美文学的作品和理论期刊也相继复刊或创刊，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信息。从80年代初到中期，外国现代派文学的翻译介绍不断掀起新的高潮，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海勒、罗伯-格里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以及金斯堡、佩斯、埃利蒂斯、博尔赫斯、阿特伍德、普拉斯的诗歌，都成为当代中国作家倾慕和模仿的对象。从1981年开始，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共同推出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陆续出版了近二百种在20世纪世界文坛具有较大影响的优秀作品；1983年，外国文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一套《荒诞派戏剧选》，贝克特、尤奈斯库(6)和让·日奈等人的作品更加广为人知。这些作品对当代作家的直接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除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量译介，另一个重要背景是80年代前期以文化人类学为基本方法的宗教与民俗研究热。文化学视角在最初只不过是对原有的狭隘与庸俗社会学视角的一种很自然的超越，但不久人们就发现，它具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诱人的魅力，它为人们认知世界、认知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无限丰富的角度与路径，也提供了方法的二元判断性和结论的无限可能性。这就为大量的研究民族历史文化和民俗宗教的著作的译介出版热潮提供了推进动力，弗洛伊德、弗莱、荣格、弗雷泽、卡西尔等人的理论所汇成的一股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原型”理论的合力，给了当代作家更为广阔丰富的创作视角与方法——前述的莫言便是一个例子。因此，1985年“新潮小说”和“文化寻根小说”作为“双胞胎”一同问世且互为包容和交叉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的，许多新潮小说，如扎西达娃和马原的西藏系列小说、韩少功的湘西系列小说，本身既具有文化探寻的主题，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这足以证实文化学视角和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之间互为启示的影响关系。
在1985年以前，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思潮事实上已经初步发育，“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即是它的表现，但由于社会启蒙这一功利性需要的过分强烈和原有艺术习惯较严重的制约，它们在艺术上还带有很重的“过渡”色彩，如“朦胧诗”中还带有某些类似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而“意识流小说”则显得更不成熟，尚未真正进入到人物的无意识世界之中，技法上的某种现代自觉和其小说主题意识、思想深度与话语表达的相对陈旧滞后之间的裂隙还很明显。而在1985年全面掀起的这场风卷浪涌的艺术运动，则根本改变了这种局面，它在各方面更像一个“运动”，所不同寻常的是，它是多个不同倾向的流派与运动的急不可待的同时展开，更带有一种“集群突破”的性质。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新潮小说运动中出现的以徐星和刘索拉等为代表的一种“类嬉皮士”的倾向，以及“第三代诗”运动中所表现的某些“反文化”与“反崇高”策略，在一些研究者笔下被描述为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但在本书的角度看来，这些具有共同的“破坏性”写作倾向的现象，实际上仅仅是当代中国原有的权力文化趋向解构过程中的局部特征，它们所针对的并不是已具有现代主义性质和深度的文化与文学母本，而是针对在长期文化封闭与文化一统格局中所形成的权力意识形态与板结的民族审美心理。它们所表现的价值选择固然比较激进、焦躁和前卫，但实质仍是现代主义。如果我们把“第三代诗”中一些主要派别群体的主张，拿来同20世纪初西方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流派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是极相近似的。单就它们本身的狂躁与焦虑不安的心理特征来看，它们就不是什么“后现代”，更不用说当代中国整体的十分“初级”的社会背景还不太可能提供后工业、后现代文明的基本条件了。当然，这个问题不必过于僵硬地去看，当代世界文化的共振性也可能孕育了某种氛围和契机，只是，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文学还不可能在中国扎下根基。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