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如何利用休假恢复注意力和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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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学术休假的时候，我给自己找了好几个理由：其一，我要打破生活的平淡无味和一成不变；其二，我意识到，在不同的时间思考，我能想到不同的方案。
我知道休假会很愉快。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几次的学术休假会改变我的工作室的运行轨迹，而且我都没敢想这几次的休假会带来滚滚财源。
但确实就是这样。
——史蒂芬·施德明
每隔7年，设计师史蒂芬·施德明就不再接洽客户，办公室也关门，休业一年。施德明出生于澳大利亚，在1993年开设自己的工作室之前，他从事广告行业，辗转纽约和中国香港两地。与他合作的有Adobe和宝马这样的公司，有古根海姆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有《纽约时报》这样的刊物，还有娄·里德、布莱恩·伊诺、滚石乐队和Jay-Z这样的音乐人。从施德明1999年为在底特律做讲座制作的一幅海报中，你可以窥见他的激情：这幅海报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他自己的裸体为基础，把讲座的相关细节都雕刻到了皮肤里。施德明其他的作品也是大型作品，要投入大量劳力，而且独一无二。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广场上，100名志愿者用了25万枚硬币，耗时超过一周，拼装出巨型图案“执着让我的生活更糟糕，但使工作更出色”。另外一幅作品由1万只青香蕉和熟香蕉组成；青香蕉拼出“自信出好成绩”的字样。这些香蕉变熟、变黑之后，这句话也就消失了。
1999年，施德明开始筹划第一次的学术休假。他的公司经营良好，但是他担心工作重复乏味，没有了新意。因此，施德明通知客户，推掉了一些业务，在2001年的时候关店了。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失去优势，客户也转投他人，设计界把他抛在脑后。当施德明休完假回来再开张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好点子：他可以更严肃地思考设计，而且这7年接了很多项目，也有了管理工作室的经验之后，现在他对设计有了新的认识：设计是一种使命，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或者说一份工作。客户们又回来了。如果非要说学术休假给他带来了什么，那就是它增添了施德明的神秘色彩。
学术休假真的有助于施德明的工作吗？你看吧，2005年，因为他为传声头像乐队的专辑《一生一次》所做的封套设计赢得了格莱美奖，还获得了全美设计奖。在2008—2009年第二次学术休假之后，他又获得了格莱美奖——这次是为大卫·拜恩和布莱恩·伊诺的专辑《要发生的一切将在今天发生》所做的设计，而且在2013年他还获得了美国平面设计协会金奖。他的展览“幸福秀”对行为科学和设计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还加上了对幸福的自我体验。这个展览的想法就始于一次休假（幸福秀体现了施德明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他后来说，因为在维也纳“很多人都坦然接受痛苦，认为和幸福相关的东西要么是‘愚蠢的’，要么‘只属于美国人’”）。
施德明一年的学术休假，正如他的工作一样，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潜在优势。很少有人对自己的创造力和生意如此有信心，很少人有这样的财力，可以花一年来休假。但是他指出，即便在竞争非常激烈、日新月异的行业，停下工作去探索一些深层的思想，既是可行的，也能带来经济收益，并且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去尝试一些我们通常没有时间做但却有趣的东西”。
在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兼企业家中，施德明并非唯一一个通过学术休假来探索和拓展自己技艺的人。西班牙大厨、分子美食学之父费朗·亚德里亚的餐厅每年都会关张半年。亚德里亚的餐厅名叫斗牛犬餐厅，在20世纪90代，在创新美食家眼中，这家餐厅可是世界知名胜地。显然，要进入这家餐厅用餐也是最难的：它一晚只接待50名客人（餐厅厨房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就得这么多），一季也就8 000人，而预约名单上等着的人超过100万！亚德里亚说，在斗牛犬餐厅就餐是一次盛宴，就像是一场服装由亚历山大·曼昆设计、由比约克出演的先锋派作品。有些菜品运用泡沫和冰冻气体来传递味道。有些菜品看起来很相似，但它们却由一些意想不到的食材做成：一份意大利方饺可能用的是鱿鱼而没有用面，看起来像鱼子酱的东西其实是加了蜂蜜的甜瓜。还有的时候，亚德里亚又把熟悉的菜肴分解成原料食材：一份西班牙煎蛋卷由土豆打成的泡沫、洋葱浓汤、蛋清沙巴翁组成，然后再用高脚杯呈上。橄榄油作为西班牙烹饪中的主要原料，被制成了橄榄油切片，然后再卷成圈。有些菜品大受欢迎，而有的菜品就不好说了：用日本土豆和豆皮制成的方饺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家最喜爱的一道菜，而茶搭配上蛤蜊就只能说很成功地引起了大家的反感。为了创新，亚德里亚每年都要花上半年的时间来摆弄新食材，尝试新的烹饪方法，设计新的餐具（这家餐厅有时候会设计些新的餐具、盘子和杯子，菜品和盘子融为一体，有时候你都很难辨别哪里是菜、哪里是盘子）。在亚德里亚出师的学徒开设的餐厅里，主厨也效仿他长时间的学术休假，他们使得斗牛犬餐厅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餐厅，直到2011年亚德里亚关门，之后他投身咨询行业，研究创意过程。
施德明在2014年接受一名西班牙人采访时说：“学术休假是最好的商务理念，或许也是我这辈子拥有的最具创新的想法了。”他的故事表明即便是在竞争白热化的领域，用一次精心设计的假期来摆脱工作的日常事务，这能为你的创造力续航，有助于你发现新思想，或让你在现在的工作中找到突破。而且，这不仅仅适用于艺术家，科学家、作家、工程师甚至军官都能从中受益。
他们给我们的经验就是：有时候有必要以退为进。要跟上别人，有时候慢一步也有好处。
通常来看，公司的高管和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层可耗费不起一年或半年不上班，但是微软共同创始人比尔·盖茨身上的故事则表明，即便是每年仅仅一周——精心安排的一周不上班也会让公司领导受益。比尔·盖茨担任微软CEO和公司董事长的时候，他会有一周时间远离工作，同样还远离家人和朋友（实际上远离每个人，除了一名厨师和一名护工，他俩可不会干扰盖茨），这一周的时间他会在华盛顿西部的滨海小屋度过，在那里可以欣赏奥林匹克山的美景。他不会读斯宾诺莎[1]，也不会读科幻小说；他读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非常专业的，涉及新科技和微软项目提案。盖茨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现，要看清行业的发展趋势，要确定公司应该投资或开发什么样的新科技，要了解公司面临的机遇和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腾出一周时间离开微软。盖茨的“思考周”关注的是特定的科技领域，比如在2004年，他在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所读的就是有关无线技术的文献。在著名的1995年思考周期间，盖茨意识到互联网对微软未来业务的重要性；其他几次思考周过后，他决定要让公司在浏览器、平板和网络游戏领域发力。
后来，微软和硅谷很多公司的高管纷纷效仿盖茨思考周的做法。并不是只有大公司的高管才会学术休假，总部位于纽约的初创公司Skillshare的CEO迈克尔·康亚纳普拉科恩一年中也有两次为期一周的休假。有的人在创建和经营公司多年后也会长时间学术休假，例如，加州南部酿造工艺先驱格瑞格·科赫在担任巨石酿酒厂CEO的17年后开始为期半年的休假，而南非人、奢侈品公司历峰集团创始人约翰·鲁伯特，旗下拥有卡地亚、江诗丹顿、沙夫豪森IWC万国表、万宝龙和其他公司，他的学术休假时间是一年。很多CEO发现，远离办公室权术的压力，远离每日琐碎繁多的决策，不用每隔几分钟就要费心思在不同的事情上来回切换，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思考公司和整个行业。学术休假有助于提高员工的满意度，让休假归来的员工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工作和未来，提高他们的留任周期。
一些卓有远见的非营利性机构和基金会[2]同样开始提倡学术休假。2009年一项对非营利性机构学术休假情况的调查发现，获得休假的人中1/3都提到，休假极大地有助于保持工作和生活间的平衡、改善家庭关系、促进身体健康。3/4的人说，他们“对机构现有的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或者有了新的认识”，87%的人说休假归来后对工作更加自信了。有趣的是，只有13%的人说，学术休假后想要跳槽。对于一些更小型的和刚成立的非营利性机构来说，创始人几个月都不在，董事会和员工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工作节奏和工作风格。这与那些大公司是一样的。在大公司，休假可以给属下机会代理CEO，尝试公司的其他职务，或者可以检验公司的继任方案是否可行。
正如三星电子所示，学术休假也对公司有利。1990年，公司正全力拓展韩国本土之外的市场，三星开始在那些有潜力的高管中间推行海外学术休假计划。每年，200人参加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营”，着重钻研语言、提升思考能力和加深了解本地风俗；然后在80个国家里选择一个国家，花6个月时间了解当地文化、广交朋友，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做的就是一个业余人类学家的工作；然后又是6个月，他们要参加一项自己设计的商业项目。十年内，这个训练营走出来的毕业生为三星的炫目崛起、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做出了贡献。现在，这个休假计划中走出来的毕业生遍布三星韩国公司和海外公司的最高管理层。
三星电子的学术休假计划施行的时间正值公司发展史上业务繁忙的时候，但是公司的休假为高管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来让他们可以培养新技能。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军司令官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刚刚成年，那时候，军队人数缩减，孤立主义盛行，再加上在太平洋和菲律宾基地的生活闲适，好像他们都没什么晋升的机会。很多观察家打赌，如果发生战争，那么赢得战争的将是在格尔尼卡服役的指挥官，而不是在马尼拉服役的指挥官。[3]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美国却涌现出了一批军事史上最优秀的指挥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最优秀的指挥官？很多本来踌躇满志的年轻美国军官沮丧地发现，正如未来的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所说，“你能得到就只有沾沾自喜”和认识了些只沉迷于打高尔夫和玩桥牌的军官。但是其他一些军官，就如西班牙名厨费朗·亚德里亚把他的空闲时间都用于不断尝试新的烹饪而不是玩牌一样，他们会利用非战争时期来掌握战略理论，研究经济学，学习外语，研究日本和德国军事力量的崛起。
比如，乔治·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军参谋长，他一开始是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的助手，后来在美国陆军部任职。他利用被派驻中国的机会研究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扩张。1927—1932年任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总司令期间，他推动了步兵训练和步兵战略的现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利用被派驻巴拿马的机会，研究了军事发展史，与人合著了美军欧洲作战战地手册，后来几年又在华盛顿特区和菲律宾任职。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在被派驻菲律宾期间还研究了游击战。对于乔治·巴顿，不同职位的任职和在陆军军事学院的深造让他对机械化战争的理解更加深刻，也让他有机会研究德国军队对坦克的使用；20世纪30年代，被派驻夏威夷的时候，他深入研究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军入侵中国的战争。卢修斯·克莱有4年时间在华盛顿管理公共建设工程项目，与艾森豪威尔以及麦克阿瑟游历菲律宾，随后的两年，他负责监管美国几百个新机场的建设。约瑟夫·史迪威在三次来华和担任驻华武官期间，流利掌握了普通话，就是这个能力让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不二人选（对此，他多少有点后悔）。
换句话说，在和平时期，部队人数缩减，缺少了传统意义上的机会和战事安排，这些都不应该成为对职业感到无望的原因。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一次良机，让他们有机会深入探究那些在繁忙时期没有研究过的东西，去思考如何组建一支现代化的部队，为更专业化的部队奠定基础。和平时期的部队缺乏的是，正如历史学家乔赛亚·邦廷三世所说，“一种我们‘看得见的忙碌’”，他们正好可以利用工作节奏上的放缓，给自己以“闲暇去思考、去沉思、去创作”。
学术休假对开发人的智力同样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样的休假不必像学校生活那样准时准点、精心安排。最具影响力、成为人生转折点的一些学术休假时间都较短。
比如，计算机先驱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对于在线协作系统的研究催生了鼠标、图形用户界面和一系列的创新发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困在菲律宾的时候，他突然对计算机的强大功能产生了灵感。恩格尔巴特之前受训成了一名海军雷达操作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被部署到莱特岛，正当无所事事等着回国命令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红十字会的图书馆，“就是典型的当地小屋的样式，下面是桩子，上面盖着茅草的屋顶”，还有竹制柱子。在那儿，他偶然读到了范内瓦·布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谈到将来电子技术将如何帮助研究者了解最新研究的动态，如何把不同的思想串联起来，据布什所说，这叫“轨迹”，还有如何管理越来越多的科学信息。恩格尔巴特沉醉其中。作为一名雷达技工，他对计算机如何提升人们处理信息、做出反应的能力已经很熟悉（在1945年很少有人对此有了解）。现在，他看到了这种科技的新用途：放大人类智力，管理海量信息，帮助人们更聪明地应对世界的挑战。这就是恩格尔巴特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理念，就是这样的理念造就了最终为几十亿人所掌握运用的科技，并影响了人们对于计算机的看法。
怀尔德·潘菲尔德神经科学的事业得以确立，始于他年轻时候做医生期间的两次学术休假。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想要创造更好的方法来修复大脑损伤，并且也对受损伤动物的大脑进行了解剖，以期弄清楚这些损伤是如何影响到大脑的。很快，他就碰了壁。他回忆说，利用他在牛津大学从查尔斯·谢林顿那里学到的细胞染色技术，他可以看到神经元，但是无法辨认出“为神经元提供营养和支持的”胶质细胞。由于无法理解损伤是如何影响胶质细胞的，他的工作无法继续。西班牙神经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的实验室创造的染色技术能够揭示出胶质细胞，因此在1942年，潘菲尔德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马德里学习如何给大脑各区域染色，才能更清晰地识别胶质细胞的损伤。4年之后，潘菲尔德来到德国的弗罗茨瓦夫，与神经学家奥特弗里德·福斯特合作，他已经改进了外科手术技术来治疗退伍军人因头部创伤导致的癫痫发作。福斯特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脑部受损组织的样本，但是还没有人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这就给了潘菲尔德一个机遇——从前所未有的广度上来研究这些受损大脑组织的样本；把这些样本和福斯特的病人的病历结合起来，潘菲尔德就能够开始绘制神经障碍病人的大脑生理构造了。马德里和弗罗茨瓦夫之行证明，把神经外科和神经科学永久地结合在一起是有益处的，正是这个理念推动了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的创立，也推动了潘菲尔德下半辈子的研究。
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的盖亚假说中很多重要的突破都是来自学术休假和旅行期间。众所周知，洛夫洛克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名独立科学家，在英国西南的一个叫波尔恰克的偏远山村的实验室从事研究，但他是美国很多大学和研究中心的座上宾。他正是在1958年一次耶鲁大学之行期间改进了电子捕获检测器——一种极为精密的仪器，它证明了含氯氟烃在大气中的扩散。1961年，洛夫洛克开始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研究航天飞机仪器的设计并开始定期前往南加利福尼亚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科学家正试图设计出一种能够探测火星生命的仪器。当时，很多科学家都试图找到一些特殊的有机化合物；洛夫洛克则认为，地球大气是动态多变的，因此火星生命探测仪器的设计也应该寻找一些能体现火星环境复杂多变的证据。1965年9月，在一次造访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时候，他意识到，因为大气变化太无常，地球大气并不能维持生命的存在；而是地球的生命系统“调节着大气，使其成分保持稳定”，这样才能让生命系统存在并繁盛。几年之后，洛夫洛克造访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此行“启发了我，让我想到地球大气是多么适合生命体的存在”。接下来的15年间，他和波士顿大学生物学家林恩·马吉利斯、华盛顿大学大气科学家罗伯特·查尔森紧密合作，这种观点也不断得到发展。
依照格雷厄姆·沃拉斯的说法，提出盖亚假说的过程是这样的：准备期和酝酿期主要就是洛夫洛克在波尔恰克的生活，顿悟期却是在他抛弃独处的乡村生活，来到人才济济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来到博尔德、波士顿和华盛顿的时候。波尔恰克的生活让他能够摆脱狭隘的官僚主义科学，在这里，他能够长时间地集中精力，这就是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眼中创造性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洛夫洛克后来回忆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来到洛杉矶帕萨迪纳，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乳臭未干的画家来到达·芬奇或者霍尔拜因的画室”。洛夫洛克在这些地方穿梭，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接触到了不同的研究者，使他的思维更敏捷，从而启发思想，实现了创造性飞跃。
实际上在格雷厄姆·沃拉斯自己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模式：经过几年的准备期和酝酿期，然后在奔波往返中顿悟。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沃拉斯在1895年创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教授政治学，但正是1923年一次美国之行给了他机会探究“思维的艺术”。在沃拉斯早前的著作中，他已经涉及这个课题，但是两周的跨大西洋之旅给了他机会“充分地进行新的思考”，探索心理学、文艺评论、历史学和教育理论之间的关系。在达特茅斯学院的一系列讲座硬逼着他对这些想法好好整理，“他其中一本著作的思想就是受此启发”。沃拉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超过两年，但就是在跨大西洋之旅期间，《思维的艺术》一书成型。
施德明、恩格尔巴特、潘菲尔德、洛夫洛克和沃拉斯的旅行和学术休假中有一个共同点：把一些陌生的元素和熟悉的元素结合起来。施德明刻意挑出一些没有去过的、能刺激和刷新思想的地方作为目的地。恩格尔巴特和战友们盘算着战事即将结束、和平即将到来，他在莱特岛才有了时间思考计算机的未来发展。潘菲尔德在去往西班牙和德国的旅途中才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在那里，他学到了那些有着悠久、坚实传统的实验室所创造的知识。洛夫洛克多年以来往返于宁静的波尔恰克和像奥兹国那样奇幻的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沃拉斯远离伦敦的纷扰和麻烦事儿，来到汉诺威这个“漂亮的、适合做学术的小村庄”和新罕布什尔州，这都有助于他厘清思维的艺术。但我们能由此断定，接触到不同环境真的能对我们的创新产生影响吗？
出国旅游、海外学习或工作到底能给心理和创造力带来什么益处？这种争论可以追溯到欧洲游学旅行刚出现的时候。最近，心理学家们一直都在探究旅游对创造力的影响、接触不同的文化给创造力带来的影响以及国外生活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旅行不会让你成为保罗·高更那样的画家或者成为伊丽莎白·吉尔伯特那样的作家，但到不同的地方接触不同的文化的确能够提升你的创造力。
对此进行的研究当中，有一部分测试了实验室创造力的表现。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科学家发现，在吉尔福德替代用途测验中，如果提醒人们什么时候得考虑文化惯例，那么他们的成绩就要比那些没有得到提示的人的成绩高。如果受试者能够自己想到在什么时候要考虑这些不同文化惯例背后的逻辑，比如，为什么在中国吃饭时餐盘里剩下些菜才是礼貌之举，或者为什么有的文化严格限制向陌生人示好，那么他们的成绩甚至会更好。还有一项实验表明，能够在两种不同文化间自由切换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在几项创造力测验上的成绩都优于移民的孩子，这些孩子要么感觉自己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要么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被同化。
用测验的成绩研究创造力，其不足之处就在于无法确定实验中测验的创造力是否和真实生活中的创造力一样。正如科学家所说，实验中狭义的创造力并不代表现实中广义的创造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亚当·加林斯基和他的同事对具有双文化的人的职业生涯做了调查，也就是“那些熟知母语文化和当地文化的人”。他们对硅谷公司中以色列工程师的职业生涯进行了研究，并将双文化人的升职记录和声望跟那些已经被美国文化同化的人以及不能融入美国文化的人做了对比。他们发现，具有双文化背景的工程师升职更快，在老板和同事中的口碑更好。在一个需要重视创新、了解客户心理、把握新机遇的行业，谁能够取得成功，双文化能力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加林斯基和他的同事对另外一个行业做了研究。这个行业的精英要经常出差，他们要经常表述自己的创新理念，并且也承受着要不断创新的压力。这个行业就是时尚界。顶尖的设计师往返于巴黎、纽约、米兰和伦敦；他们每年必须要创造至少两个新的时装和配饰副线品牌；他们的工作经常受到密切关注，甚至遭到严厉批评。加林斯基和同事收集了11年以来由法国商业杂志《纺织报》对大型时装店副线品牌的评级（这家杂志要求买家，也就是对店里上什么品牌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对服装的某个系列进行0分到20分的评分），然后他们研究这些评分和设计师海外经历之间的关系。研究者把设计师海外经历的广度考虑进来，主要是看他们曾经在多少个国家工作过。他们同样把设计师海外经历的深度考虑进来，主要是看他们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短。最后，研究者又对设计师的母语文化和他们去过的国家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做了评估。
加林斯基和他的同事发现，这三个因素都有助于设计师创造力的提高，尽管它们产生影响的时间节点各不相同。海外经历的广度和文化差异从一开始就发挥了激发创造力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海外经历的深度，也就是设计师在国外生活时间的长短，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要融入一个陌生的国度，你得经历文化冲击，熟悉新环境，交上新朋友，创建职业人脉，还得理解陌生的习俗和惯例；如果你只是从一个时装秀赶往另外一个时装秀，而且从不离开酒店、会议中心和国际机场，那么这一切益处都不会出现。但是，即便是很短暂的国外工作经历也会有所收获：对于一名富有创造力的设计师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保守和待在家里。加林斯基和他的同事还发现，在国外待的时间所产生的影响是呈曲线变化的：先上升，然后达到峰值，最后开始下降，形成一个倒U形。换句话说，一年内如果在两个国家工作，那么它就能激发创造力，但如果是七八个国家，那么你就会不知所措了：你根本没有时间来消化或内化吸收你所看到的东西。同样，米兰和纽约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许能激发创造力，但米兰和喀布尔之间的文化差异就太大了。要驾驭另外一种文化，你要逼迫自己思维更开放，要抛弃偏见，拥抱新思想；但这一切都包含在外语学习和应对文化冲击中。
施德明说：“任何人，只要他对工作的描述中用到‘思考’或想出点子，都将从休假中受益。”他的经历、费朗·亚德里亚、比尔·盖茨以及三星高管们的学术休假，无论是时间的长短、休假的频率，还是休假的地方都存在极大差异，但是他们的故事都表明精心安排的休假是如何恢复创造力的。远离日常的工作环境，摆脱满满的日程安排，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去追求更高的目标，休假为他们创造给自己充电、给事业加油的机会，以此开设自己的公司，开创自己的事业。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怀尔德·潘菲尔德和詹姆斯·洛夫洛克的成就都表明休假是如何激发改变人生的发现和顿悟，是如何发展为质变，而不仅仅是恢复而已。最后，富有创造力、积极进取的美国军官把非战争期间的闲暇当作钻研军事史和战略理论、研究日本和德国的军事扩张、学习掌握外语的绝佳机会。
总之，他们的故事都表明置身一个全新但又不至于完全格格不入的环境能激发智慧，与你家截然不同的环境可以解放你的思想，实现创造性飞跃。施明德曾经到巴厘岛休假，这个岛屿一下子就能让西方人感受到异域的风情，但又并非遥不可及。对于盖茨来说，与世隔绝的偏远小屋让他可以摆脱行政部门烦琐的工作。莱特岛作为美军基地，是与恩格尔巴特的家迥异的另一个世界，在此他可以思考在未来如何利用战时信息技术。尽管潘菲尔德得去应对马德里和弗罗茨瓦夫陌生的文化，但是拉蒙-卡哈尔和福斯特的研究所是世界神经科学和神经外科的研究中心：在这里，潘菲尔德拓展了文化视野，提升了本就炫目的学术背景，掌握了把神经外科和神经科学有机结合起来的手段和思想。洛夫洛克从宁静的英国小村庄来到美国的大学，来到太空竞赛正如火如荼、人声鼎沸的航空航天局。
富有成效的学术休假同样也能让人们摆脱常规生活。比尔·盖茨位于华盛顿麦迪纳的宅邸占地6.6万平方英尺，但是他在思考周居住的小屋却不接待家人或助手，并且只有乘坐水上飞机才能到达。施明德和亚德里亚休假期间关门歇业，客户和主顾们都找不到他们（2010年一项对以色列、新西兰和美国的学者进行的对比研究表明，剥离工作也是学术休假有所成效的重要因素）。
最富有成效的学术休假，和其他形式的刻意休息一样，都是主动的。正如在波尔恰克的生活能让詹姆斯·洛夫洛克思想保持深邃，往返造访其他合作研究者也让他精力充沛。尽管潘菲尔德在马德里和弗罗茨瓦夫的工作非常紧张，但这几次的行程令他精力充沛。盖茨一天的阅读长达18小时，有时候直到周三下午才出门。沃拉斯的美国之行让他把不断的反思和紧张的讲座、研讨会日程安排结合起来。这听起来一点都不悠闲，但不出预料，目前来看，适当的艰苦工作确实起到了恢复作用。如果服兵役都可以从心理上摆脱工作，那么在湖边待上一周，读读选刊和技术报告也可以。
最后，我们通常认为学术休假要消耗很长时间（或许令人望而却步），但并非如此。正如亚当·加林斯基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对与工程师和时装设计师完全不同的人来说，长时间沉浸于其他文化以及形成双文化，对他们的工作也会带来相当多的好处。如果安排得当，休假一周也能起到恢复作用，如果是一个月，甚至能改变你的人生。
[1] 荷兰著名哲学家。——译者注
[2] 最早为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人员和社会活动家提供资助的是阿尔斯通/巴纳曼奖金计划。在该基金创立后，很多区域性基金争相效仿，比如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德菲基金会、阿拉斯加的拉斯姆逊基金会以及旧金山湾区的O2进取基金。
[3] 西班牙中北部城镇格尔尼卡于1937年遭到纳粹德国的空军轰炸，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菲律宾作为美国的殖民地，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都显得很安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