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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艺术和科学的发明与创新”。这个课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凡·派特图书馆四楼的梅里夫荣誉课程研究室上的。这间教室是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本杰明·富兰克林奖学金获得者开设的荣誉课程预留的。不知是奇迹降临还是文员弄错了，作为刚入学的学生，我被选中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并在课程主管琳达·魏德曼的建议下报名参加了研讨班。就在我18岁生日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去上课的时候迷了路，最后还迟到了。
这门课程的授课老师是当代最著名的技术史学家托马斯·帕克·休斯。对于他的声名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作为一名历史学教授的孩子，我在大学校园长大。在我看来，休斯的文质彬彬再加上他学术上的杰出成就，使他成为伟大教授的典范。他是弗吉尼亚人。实际上我发现他是里士满人，而且我们就读的中学还是竞争对手，只是时间上一前一后相差几十年。
休斯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在技术系统论上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方法来理解诸如铁路、电网、电脑和互联网这样的东西是如何演变发展的。他找到了这些技术系统演变背后的规律，也就是所有的技术系统走出实验室、征服世界都要遵循的发展过程。在这个研讨班，尽管他将历史、艺术史和科学联系起来，比如卡尔·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彼得·盖伊的《艺术与行为》和西尔瓦诺·阿列蒂的《创造的秘密》，但他引导我们关注一些与之更为密切相关的心理问题：科学发现的本质是什么？创造力之谜背后的机制是什么？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的创造力之间有什么根本不同吗？
从一开始我就爱上了这门课。它把我引入创造力的心理世界，给我指明了一种让人茅塞顿开、严谨缜密的新方法来思考创造力、发明、创新，以及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学习体验。我开始考虑转专业，从工程学换成科技史。接下来的那个学期，我的数学和计算机两门课差点不及格。我要朝什么方向走，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在那门课上，我们从来没有探讨休息是创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关注那些很容易被忽视的行为，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通过这个问题，我想更深刻地理解发明和发现，希望能为休斯介绍我去的那家公司做出点贡献，希望能回答他在梅里夫提出的那些难题。为什么选择休息作为研究课题，如何加以论证，如何将人文学科、艺术和科学发展史、当代对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为我所用，这些都受到这门课程的激发。
这门课程也同样开始确定我在大学几年交际的圈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几年，先是读本科，然后再读研究生，本杰明·富兰克林奖学金给了我莫大的自由，我可以追求我的兴趣、规划我的人生路线，也容许我犯错，当然我也充分利用了所有的机会。一直以来，琳达·魏德曼都是一个很包容的人，她善于思考，有耐心，从头至尾给我帮助。我们有一个独具创意、精妙绝伦的实验设计，而她就是这个实验设计的核心；她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这个实验中充分获益。鉴于休斯和琳达对我的帮助，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再合适不过了。
幸运的是，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还有很多人提供了帮助，在此，我要感谢他们。
首先，我的代理人佐伊·帕格纳门塔以及佐伊·帕格纳门塔出版的萨拉·莱维特和艾莉森·刘易斯，她们为本书的出版计划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同时支持本书的出版并为其找到了归宿。
我的编辑T. J. 凯莱赫以极大的热情和能力承接了本书的艰巨工作。在创作本书的早期，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的乔尔·里基特同样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艾莉森·迈克金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本书的出版，他让我坚信本书很适合在Basic Books出版。总之，他们使本书不断完善。
还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坐下来接受我的采访，回答我的问题，提供新的素材，探讨我的观点，我对他们同样表示感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大英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工作人员也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他们帮我找到有关格雷厄姆·沃拉斯和卢伯克爵士的资料。
多年以来，杰西卡·里斯金和罗斯玛丽·罗杰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的角色不大，但作用可不小。通过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和心理学项目，他们让我能很便捷地获取海量的在线学术期刊资源，这样本书才得以完成。门洛帕克市公共图书馆同样拥有宝贵的资源。我们可能都认为，本地的公共图书馆只是我们带孩子去读故事的地方，或者说在那里能找到的都是些刚出版的、粗制滥造的东西。实际上，我们都低估了这些图书馆，它们能满足我们查询知识的要求，丰富我们的思想。我特别依赖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网络来获取一些晦涩难懂的学术文章，本地的图书馆也是我每日都去寻求帮助的地方。
这是第二本灵感来自我在微软剑桥研究院工作的书。我要再次感谢理查德·哈珀，是他邀请我去剑桥工作，这才得以发现了学术休假和刻意休息的价值。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伊丽莎白和丹尼尔在我和妻子去英国期间，得独自在加州生活；当然还有我的妻子希瑟，我开始思考休息和创造力的时候，就是她在剑桥的咖啡厅陪着我，并且一如既往地当我的智囊，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梦寐以求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