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面斥何应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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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与何应钦的这次谈话，还提到了救国会内有共产党宣传品问题。在阎宝航看来，困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时刻，中华民族无论何民族、何党派，都应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何必这样神经过敏，看到一点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忘记国难，自相残杀起来！
对此，阎宝航对何应钦说：救国会只知抗日，不知其他。如果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共产党也主张抗日的话，那么，这是不幸而一致，总不能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就怀疑救国会与共产党有关系。依我看来，救国会的组成人员绝非共产党所能影响。东北流亡青年、爱国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要求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喊出一些抗日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绝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更不能说救国会写几张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因此怀疑救国会内有共产党掺杂其间，甚至受其影响和控制。
阎宝航以不紧不慢的节奏，说出这一番话，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应对，遂深恨之。7月16日，何应钦正式通知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后援会、救国会应根据协定（按：指塘沽协定）速予取消。”7月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政府受日寇威胁，要求后援会和救国会停止活动，本会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1. 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 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要求精练；3. 为避免摩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在国民政府的高压和何应钦的强硬措施下，救国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仍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秘密地开展了一些活动。
关于救国会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说得较为贴切，他指出：
在叙述平津党务与民众团体之时，除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这两个正统机构外，不能不提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虽然许多人认为救国会是中共所支持推动的组织，甚至是中共的外围团体，中央对之是采取禁止的态度，但从实际资料看来，初期的状况并不是如此，甚至如果说它是中国国民党党务的外围机构，补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之不足，亦不为过。但由于自热河战役至塘沽协定的时势转变，国府对东北义勇军与反日运动不再支持，救国会遂与政府的理念相左，逐渐脱离中国国民党的范畴，转而倾向中共，终至被迫停办。
注释：
{1}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破坏《塘沽协定》，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并由东北调兵进关，进行武力威胁。南京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六月初，何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全部承诺日方要求，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2}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入同盟会，民初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冯玉祥关系密切，参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拥护孙中山先生，后来执行亲日外交，1936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