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1)
《英雄无名阎宝航》章节: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1),去读读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在何应钦逼迫救国会停止活动之后，救国会常委内发生意见分歧。有的主张顶一天算一天，到顶不住那一天再说。有的则要去发动东北军，或通过东北军的关系，活动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对救国会实行保护，以便与何应钦相对峙。还有的则认为，这些设想都不宜实行，但又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阎宝航就是持这种认识的常委之一。
救国会的常委都是东北人，都是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没有谁比他们更迫切地期望早一天打回老家去。正由于这样，他们沦落北平，聚集在一起，在张学良的支持之下，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们曾经以很高的热情支持抗战，把复土还乡的愿望寄托在义勇军身上。义勇军的溃败，使常委们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而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的失败，使他们再一次经受了严重打击。救国会笼罩在痛苦、悲愤、无望的低落的情绪之中。张学良被迫出国留洋，离开东北军和流亡关内几十万东北民众而去，使常委们的情绪达到了最低点。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这一时期里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在他于7月14日去居仁堂会面斥何应钦之后，郁闷之下，借酒浇愁，这一天他一醉方休。
这是阎宝航第二次喝醉酒。九一八事变后，他脱离虎口到达北平。初别故土，悲恨交加。再加上会见张学良时，二人言语冲撞，他感到东北已无希望，那一天，他喝了酒，喝得酩酊大醉。
阎宝航心里非常清楚，东北是在张汉卿手里丢掉的，最想收回东北当然也是张汉卿。张服从蒋介石命令，抱不抵抗主义，但他暗中支持东北民众救亡活动。救国会就是在他的默许之下成立和开展活动的。他所以不敢公开支持东北救国会的救亡活动，既怕日本人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但不管怎样，东北救亡有张学良在，就是主心骨，就是一种力量。东北丧失，有张学良在，大家在这棵大树下，组织起来，开展救亡。东北义勇军溃败，大家寄希望于张学良发动热河抗战，大家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要有张学良在，东北的事情就好办。热河一役，东北军不战而逃，给东北人丢了面子。张学良代人受过，下野出国，不但东北义勇军最后残存的力量遭到毁灭，张学良在东北、热河等地的影响力被切断，连东北军也纳入了国民政府的辖制。在北平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授意之下，朱庆澜将军领导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也面临重压，不得不宣布停止活动。至于救国会这个民众组织在失去主帅的情况下，还能有多大作为呢？除了顶着干或者硬挺着干之外，还有无良策？阎宝航为此很伤脑筋。是啊，东北救亡运动过分依赖张学良，在政治上显得十分脆弱。
自流亡关内之后，特别是救国会成立之后，阎宝航作为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到处进行报告、讲演，宣传抗日，从未间断。而且正是出于他的建议，救国会把每月的18日都规定为“亡省纪念日”，后来把每年的9月18日，作为周年纪念日。凡临月、周年纪念，阎必作复土还乡的报告。在关内流亡的15年，阎宝航确实讲了许多话，作了大量的报告。从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阎宝航历次的报告讲话其内容无外三个方面：
第一，阎宝航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和东北人民蒙受的耻辱。凡纪念事变的讲演、报告，无不提到他目睹九一八事变当时之“种种惨状，令人痛心，令人酸鼻”的情景。“余恍如置身沈阳时，警闻隆隆的炮声，孰视凶杀的惨状，神经顿受非常刺激。其痛苦情绪，且十倍于当日，直不可以言语形容，诚以祸患与时俱增，有非始意所及料者。”而每当谈起“东北人民，被铁蹄践踏，如火益炽”情景时，总是激动异常。
第二，阎宝航无情地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他经常说，日本武装侵占东北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但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却远在此之前。他揭露“自从欧战以后，日本在东北除了积极致力于侵占东北的富源外，更时时地寻求机会，制造事变，以图借口进兵”。
第三，阎宝航始终满怀激情地歌颂迅速兴起和英勇杀敌的东北义勇军的民族反抗精神。一谈到义勇军的斗争，阎宝航便激情满怀。一谈到义勇军艰苦境遇，便为之称颂。“热血健儿，痛寇仇日深，大难靡已，乃起义勇之师，而为自卫之战。前仆后继，迭挫凶锋”。谈到义勇军的失利，他便为之呼号！“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义，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
第四，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出卖东北的政策。前文已经谈到，阎宝航对于国民党早有一些认识，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九一八事变前自不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直为阎宝航所痛恨。“尽管以后蒋介石如何掩饰自己罪责嫁罪张学良将军，但事实证明，抱不抵抗主义正是蒋介石”。阎宝航对蒋介石在对待东北义勇军的又打又压的政策更是深恶痛绝。阎宝航在他的《蒋介石ǹ何出卖东北》一文中，曾历数了蒋介石从九一八到八一五这14年间，出卖东北的种种事实，这些事实，是阎宝航与蒋介石思想上根本对立的思想基础。
当然，阎宝航还经常讲的问题就是复土还乡的决心。不过，那时讲收复东北的决心，是在张汉卿在任时讲的。汉卿走了，复土还乡的决心难道就改变了么？他突然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脆弱性。汉卿走了，我们这些人还在，复土还乡的斗争不能就此停止。但由于蒋介石奉行对日妥协、出卖东北的政策，必须充分估计到蒋介石对救国会采取强硬措施的可能性，为此，救国会必须改变策略方法，继续坚持东北救亡活动。在救国会常委会多次磋商应付办法时，阎宝航阐发了他这个思想观点，在常委中产生了影响。
1933年3月，阎宝航收到美国中华基督教协会会长余日章给他的一封信，余在信中说，日本人在山海关战事之后，加强了在美国的宣传，鼓吹“自日人统治满洲国以来，满洲国已现日渐繁荣与进步气象”等等。他说，“吾人由美方所得消息，大半含有日人宣传运动之色彩，其势力殊未可侮”，他建议阎宝航：“因思国内重要都市如上海、南京或北平等，是否亦能作同样有力之宣传，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他并提出三项要点：第一，以电报与信件，将国内重要新闻消息随时告知（如属必要，则请按日电告），以便转告美国有势力之人士，作一种的宣传，并说，这里的新闻社、重要日报皆愿得到与利用他所供给之各种新闻资料。第二，设法感化上海、南京及北平等处之欧美通讯员，并随时供给各项可靠的、有价值的，与支配迭当的新闻消息。第三，组织一宣传委员会，专事搜集关系“满洲国”与日本经济状况之可靠的材料。收集以后，既用优美之文字草成动人的报告，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
余日章的信，给阎宝航以很大启发。过去宣传东北救亡，多限在国内。他以救国会名义，向国外发了一些通电，但新闻报道从未发出过。
原来参加救国会的成员政治身份比较复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人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参加，使救国会日常工作发生许多意见分歧。救国会的宗旨是复土还乡，驱逐日寇，日常开展救亡活动，南辕北辙。国民党人梅佛光、吴焕章等人，虽然不参加救国会的日常工作，却每每指责救国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对于这些人，阎宝航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我行我素。而救国会其他人常常按捺不住，经常和他们公开地争论和斗争。有鉴于此，救国会既然要转入秘密活动，就不能不考虑人员组成问题。对此，阎宝航回忆说：
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经过多次磋商，决定抛开原来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定名为“复东会”。
随后，救国会常委在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复东会成立大会。常委们采用中国古代结盟的方式举行入会仪式。会场正中摆放关公岳飞像，并置苦水一杯，庄严肃穆。大家站在前面，自取苦水一杯，依次一饮而尽，并在王卓然引领下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