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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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言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关于文化语言学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学术界意见还不完全一致。总的来看，文化语言学是把语言和文化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或是基于特定民族文化背景对语言进行研究、阐释语言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学界也有观点称之为“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产生、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语言学对于世界语言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第一节 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文化语言学在新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滥觞、发展与繁荣、理论与方法探索三个阶段。
一 1949—1978年：文化语言学的滥觞
（一）文化语言学的概念
“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二者在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方法论体系方面存在细微差别。首先，两个概念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语言学是基于中国语言文化背景，由本土学者倡导提出，而人类语言学发端于西方，主要是基于人类学家对美洲印第安人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其次，文化语言学是从文化角度研究语言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价值，人类语言学是把语言看作人类的一种行为，从人类行为视角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因此，从构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出发，我们认为应该采用“文化语言学”概念。
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研究起步虽然较早，但学科概念及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才基本形成。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涉及理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和语言思想史研究等诸多领域；此外，语用学、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理论、翻译理论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等也都与文化语言学关系密切。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是人们对语言认识深化的体现，并将语言、思维和文化等诸多研究领域关联起来，因此说，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具有重要地位和鲜明特色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二）研究实践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学者就注意到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比如林耀华的《分析言语意义对于文化研究的贡献》[1]、罗常培的《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2]等。
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来。代表性成果当属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3]一书，该书是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全书共八章，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如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等。此书虽然篇幅较短，但其对文化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该书的特点在于从词语语义角度出发来论证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书中使用的很多语言材料都基于少数民族语言，同时还包括中国境外民族的语言和文献材料。在当时，作者就认定语言与文化研究在中国是一条创新之路，并且期望该研究“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证明这一期待已经得到初步实现。
二 1978—2000年：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与繁荣
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语言学概念的提出就建立在中国特定学术背景即汉语语文学和方言学研究基础之上，在此之前，学界并无“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掀起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热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文化语言学学科性质的讨论和相关研究领域及具体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文化语言学”这一概念由游汝杰、周振鹤于1985年在《方言与中国文化》[4]一文中正式提出，研究主旨是“在泛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演变。”该主张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申小龙发表了《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1987）一文[5]，号召大力开展文化语言学研究。吕叔湘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1988）[6]一文中正式肯定了这一门学科。根据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不同侧重，学界一般将这一发展阶段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文化参照派（以游汝杰和周振鹤为代表）、文化认同派（以申小龙为代表）、社会学派（以陈建民为代表）。
（一）文化参照派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透过语言现象来分析和研究文化上的很多现象，文化史上的很多争议或困惑都会迎刃而解。
基于以上认识形成的文化参照派，也有学者称之为“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7]，主张研究语言与文化相互渗透及影响的关系，认为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
文化参照派着重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以从事汉语方言研究的游汝杰、周振鹤等为代表，他们在1984—1986年间联名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8]，将语言研究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对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形成的研究热潮起到了加速推动作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认为，我国人文地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2000多年来系统的地方行政制度和行政区划，使州府成为所属各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也使所属各县的方言向州府的方言靠拢。行政区划格局给后来的方言分区留下了明显的印迹。
周振鹤的《从北到南与自东徂西——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考察》[9]《中国历代移民大势及其对汉语方言地理的影响》[10]以及周振鹤、游汝杰的《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11]等文，认为文化的地域差异与语言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移民对汉语方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人口的变迁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原因。
游汝杰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12]一书中，明确提出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有三大明显差异。例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是语言使用规则，文化语言学的重点则是从文化背景出发，解释某一语言或方言的自身特点及使用特点，并试图与其他人文学科结合起来等。
（二）文化认同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探索语言学研究发展的新道路。申小龙《中国语言学的宏富之路——评“文化语言学”》[13]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出发，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呼吁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学。申小龙在《历史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14]一文中认为：“文化语言学的方法，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方法，它较适用于与民族思维、民族心理相联系的语言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是共同的民族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因而不仅相互之间具有文化通约性，而且与民族哲学、艺术等文化现象之间也有深刻的通约性。”“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又是一种文化参照的方法。它比较适用于与文化变迁、文化交融等社会历史现象有联系的语言学科。”这时他提出的其他方法还有“文化镜象法”“文化底层法”“文化耗散法”等。张汝伦、申小龙（1988）《论文化语言学》[15]一文强调一元认同和多元比较，一元认同就是指文化认同，因此，申小龙等一批持相同学术主张的研究者，也被称为“文化认同派”。申小龙（1989）在《当代语言科学方法论的人文主义选择》[16]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活力在于它不排斥其他研究范式。
申小龙在《汉语人文精神论》一文中认为，“因为语言形式同思维形式紧密联系，直接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各民族都有它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语言作为这种顺序的表现也就具有民族性和不可渗透性。因此，我们既可以从汉语语法的特点看汉族人思维形式的特点，也可以从探讨汉族人思维特点入手认识汉语语法的特征。这就是文化认同的方法”[17]。文化认同法也就基本定性为寻找语言与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思维、心理特征相贯通的研究，从事这一研究的逐渐被称为文化认同派，申小龙成为文化认同派代表人物。
此外，申小龙还出版了《文化语言学论纲》《文化语言学》和《中国文化语言学》等著作，宣传他的文化语言学主张。[18]
（三）社会学派
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有一批学者主张把语言放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陈建民在《文化语言学》[19]一文中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强调语言的共时变异及交际价值研究。而其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20]提出把语言放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突出了语言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研究方法论方面，他也提出了对比法、投影法、文化结构分析法和文化心理分析法等，上述著述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作者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陈建民及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被学界称为“社会学派”。
陈建民在《关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思考》等文章中，进一步对我国文化语言学理论建设进行梳理，指出语言是一个与社会和文化密切相关的系统，语言的研究是不应该离开社会和文化的。[21]
除上述三个代表流派之外，学界还有不少学者也从事相关研究，比如邓晓华（1993）《人类文化语言学》[22]一书，主要从原始文化与语言起源、文字起源的人类学观察、原始语言与原始文化社会重建、语言变异与文化走向等方面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该书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力图在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建立对应关系。
关于文化语言学教材及通论性质的研究还有：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23]、戴昭铭的《文化语言学导论》[24]、朱文俊的《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25]和高一虹的《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和超越》[26]等。
三 2000年至今，文化语言学的新探索：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
前述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无论是文化参照派、文化认同派还是社会学派，都是以汉语及汉文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多语种、多文种、民族文化极具多样性的中国，则为文化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进入21世纪的文化语言学，就是在中国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土壤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充分展现了中国语言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成就。
（一）文化语言学理论探索
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理论建设和方法论探索阶段。张公瑾基于多年来对语言和文化的深刻洞察，提出兼具丰富内涵和高度概括力的“文化”新定义：“文化是各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27]以新的文化理念为基础，他先后发表了《语言的文化价值》《文字的文化属性》《文化环境与民族语文建设》《走向21世纪的语言科学》[28]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以及《文化语言学发凡》《文化语言学教程》等著作、教材，明确提出文化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其任务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阐明了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发展道路，构建了学科理论框架。
张公瑾（1993）认为，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的一个综合性的语言学科。文化性质指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文化价值指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文化语言学的对象也不是语言和文化两者，而是作为文化符码的语言本身，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科，文化语言学不应割裂语言和文化的关系。[29]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一书，主要阐述文化语言学学科的要旨和若干关键性问题。该书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解决文化语言学面临的个案问题，书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30]《文化语言学教程》是一部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教科书。该书是北京市教委2001年立项的高等院校精品教材建设系列项目之一，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理论与方法，下编是研究与应用。上编对语言与文化的几个根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下编则对语言与文化等具体问题作了阐述，包括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语言与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史、语言与文化交流、方言与亚文化、双语与多元文化等。[31]张公瑾就曾明确提出：“文化语言学首先是语言学，所以我们的研究对象也首先是语言。”他曾提出八个研究平面，即语音、词汇、语法、语言系属、语言类型、语言的地理分布、文字和语言整体性研究[32]。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这里的语言，不仅仅是它的结构体，而且是黏着文化因素的各种构件（词、语音、语法）上带有的文化意义。
丁石庆、孟德腾著《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60年：回顾·反思·展望》（2009）一文，该文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拓荒期、沉寂期、发展期三个主要阶段；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语言与物质文化、语言与非物质文化、语言与文化史、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并对研究特点进行了评价，认为以往的成果实证性研究较多，材料可靠性强；个别语族或语种已有部分解释性或综合性研究成果；个别领域研究思路超前，勇于借鉴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材料多而理论概括少、研究视角狭窄、不平衡现象严重。作者认为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应处理好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充分吸收中外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和滋养，加强理论意识，注重提升论著的学术水平和价值。
（二）浑沌学理论与语言文化相结合
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不仅其内部结构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它还与社会、文化系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对于这个复杂性系统的研究，需要引入新的复杂性理论，才能对其进行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张公瑾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语言学家，在深入学习复杂性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浑沌学理论和相关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进行了极其可贵的学术探索。
浑沌学理论（chaos theory，又称“混沌学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浑沌论是一门以整体论观点研究浑沌状态的复杂规则性的学问，其核心是确定性动力学系统中出现的一种随机运动，其本质是系统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即“蝴蝶效应”。浑沌学理论与相对论、量子力学一起被视为20世纪科学史的三大革命。“浑沌学理论独特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正好适用于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分析。”[33]把浑沌学理论引入到语言研究中来，是时代思潮和交叉学科研究的体现，是文化语言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浑沌学让研究者在一个崭新的范式中观察语言和文化，革新了对语言和文化的再认识。
浑沌的本质是非线性系统的复杂运动形态。语言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多维开放系统，是简单性与复杂性、确定性与随机性、有序与无序的统一，其演化进程中受到系统内外诸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因此，将语言研究与浑沌学研究相结合，是浑沌学发展和语言与文化研究发展过程的偶然，也是必然。运用浑沌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与文化，必然会对各民族语言的整体阐释、推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