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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新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70年》章节:第二节 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去读读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文化语言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文从研究实践与理论探索两方面进行梳理归纳。



一  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实践


(一)改革开放之前的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方兴未艾,1950年,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后,陆续有很多学者加入到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来。丁山1951年发表了《姓与氏》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较早的一篇涉及少数民族人名姓氏的文章。[34]我国台湾学者杨希枚《连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1957)一文就曾指出:藏缅语族、阿尔泰语系诸族、台湾高山族、欧洲、近东和非洲的大多数民族以及巴布亚人的人名是“父子连名制”。[35]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下文按照研究对象及领域,探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1.专题研究

(1)语言与物质文化史研究

语言是文化多棱镜,可以透过语言各要素层面观察语言与物质文化的关系。张公瑾主编的《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36]一书,以专题形式汇集了包括南方民族农作物、饮食、建筑、纺织、铸造、地名等物质文化的起源和传播的语言学考证以及从语言资料出发对北方民族物质文化的考察和阐述,是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张公瑾在该书首篇《物质文化史在语言中的积淀》一文中指出:“语言材料对研究物质文化史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某种物质文化的起源;第二是某种物质文化的传播过程;第三是某种物质文化本身的演变或演进的情况。其实,物质文化史就是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而这三个方面都能通过语言进行考察和探讨。”[37]该书所收论文正是这一学术理念的体现,即从语言学的角度利用语言材料进行民族物质文化史的研究。

相关研究还有游汝杰的《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1980)和李锦芳的《中国稻作起源问题的语言学新证》(1999)等文,运用语言学资料,从不同角度推断亚洲水稻栽培的发源地及传播情况。吴东海的《傣族的水文化》(2005)利用丰富的傣语材料,论证和展现了傣族水文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等。

(2)语言与史前文化研究

基于少数民族语言探究语言与民族史关系的代表性成果如张公瑾《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和《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两文,前文从语言角度研究民族文化的历史,探讨古老的宇宙观念、考证民族的起源、证明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间的交流等;后文指出我国各民族在解放前存在着社会形态和文化环境的差异,透过语言视角看到它们在共时平面上的多样性以及历时层面的连续性和差异性。[38]邢公畹的《汉藏系语言及其民族史前情况探析》一文,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材料,论证了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和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39]

邓晓华的《从语言推论壮侗语族与南岛语系的史前文化》一文试图用语言材料来解决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反过来,又用考古学文化来证实用语言材料拟测原南岛语文化内容,认为现存台湾南岛语是大陆原南岛语的继续,操原南岛语的是古越人,原南岛语的老家是古百越文化区。[40]

曹翠云的《从苗语看苗族历史和起源的痕迹》结合苗语中的清化音、复辅音和亲属称谓等现象和词语的造词心理以及各种实物名称等来说明苗族悠久的历史和苗族的起源,明确提出语言是探索过去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语言可以为民族史包括民族发展历程、迁徙轨迹等诸多方面提供证据。[41]罗美珍的《从语言上看傣、泰、壮的族源和迁徙问题》和《从语言角度看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源关系》两文,前文从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分析傣、泰、壮的起源问题;后文通过词汇比较,认为傣、泰、布依、黎四族共有过原始村庄的稻作文化,而傣、泰族之间,在他们迁徙至云南以后进一步共有过封建领主制文化和小乘佛教的文化。[42]

(3)语言与亲属称谓研究

亲属称谓词汇蕴含了有关特定族群的社会结构、婚姻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丰富文化信息。傅懋勣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一文,从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永宁纳西语亲属称谓两方面介绍了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并探讨了母系家庭以及社会发展对亲属称谓变化的影响。[43]戴庆厦的《景颇语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1991)、萧家成《景颇族各支系亲属称谓比较研究》(1988)、郑贻青《黎族的亲属称谓和人名》(1980)、周庆生的《西双版纳傣语亲属称谓语义成分分析》(1990)、丁石庆的《达斡尔族亲属称谓的文化透视》(1998)、邹中正的《汉族和藏族亲属称谓的比较研究》(2001)、崔军民的《藏语亲属称谓系统及其文化内涵初探》(2006)等,通过描写语言中的亲属称谓词的语义特征,分析亲属称谓折射出的文化意义。

此外,萧家成《血缘婚新证——从亲属称谓看血缘婚》一文比较分析景颇、纳西族等多个民族语言中的系列亲属称谓,得出新论点:男呼“姐妹”与通呼“妻子”在景颇语的亲属称谓中具有明显的同源性;“兄弟姐妹”称谓分为两组,是血缘婚曾经存在后又被禁止的历史在语言中的沉淀。[44]周庆生《傣语亲属称谓变体》一文从语用功能角度,分析西双版纳傣语称谓变体。[45]相关的研究还有:刘龙初的《论永宁纳西族“俄”等级的来源及其阶级属性》(1981)、廉光虎的《十五世纪以朝鲜语敬语表现形式的考察》(1998)、巴且日火的《凉山彝族非血缘称谓试析》(2000)等。

(4)颜色词研究

颜色词分类及寓意,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含义不一定相同。代表性研究有:姜宝有的《朝鲜语颜色词的基本范畴及其构成》一文以伯林和凯(Berlin  and  Kay)的理论为参照,认为朝鲜语的颜色词有“白、黑、红、青、黄”五个主要范畴以及“灰、褐、紫、蓝”四个派生范畴,说明朝鲜语颜色词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性。[46]胡书津、罗布江村的《藏语白色颜色词的文化内涵》一文认为,藏民族在审美心理中把“白色”视为洁净、诚挚、正直、高尚、忠诚、磊落品德的象征,体现了藏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47]类似的研究还有:张玉萍《维吾尔颜色词语及其文化透视》(2000)、蔡崇尧《数字在维吾尔语中的文化内涵和修辞色彩》(2000)、李炳泽《苗语色彩词及其搭配》(1994)、肖可《颜色词“白色”的民族文化内涵义》(1995)等。

关于色彩研究的专著有:朱净宇、李家泉《从图腾符号到社会符号:少数民族色彩语言揭秘》一书,收集了中国30多个少数民族语言的色彩词,运用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分析色彩词汇的文化内涵。[48]白庚胜《色彩与纳西族民俗》一书,采用田野调查、文献考辨、综合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描述了纳西族的色彩符号语言及其象征意义,构建了纳西族的色彩文化体系。[49]

(5)人名、族名研究

人名和族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范玉梅《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名》一文讨论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名的意义、少数民族的姓与名、连名制、命名的范围、人名中的风俗禁忌以及少数民族人名的主要特点等。[50]周庆生的《傣族人名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分析了15世纪至20世纪中叶西双版纳傣族不同社会等级使用的较为典型的人名系统,分别对乳名、从佛名、还俗名和官名的等级结构形式、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作了透视,揭示出傣族社会等级制度对人名的制约作用。[51]周国炎的《“越、濮、僚、夷、仲”与现代布依族族称关系试析》一文通过布依语及其同语族语言的比较,并参考汉语历史文献记载、民间传说等资料,对“越、濮、僚、夷、仲”等民族称谓与现代布依族本族语自称pu4jal4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论证。[52]相关的研究还有:东主才让《藏族古代部族与藏族姓名浅谈》(1997)、刘文性《对维吾尔族人名的文化透视》(1990)、范玉梅《裕固人的姓名》(1985)、刘庆华《满族姓氏述略》(1983)等。

此外,关于“连名制”的研究有:黄勇《我国少数民族人名“父子连名”制的语言文化分析》(1995)、毛佑全的《哈尼族父子连名制新探》(1987)等。

关于人名和姓名研究的著作有:纳日碧力戈《姓名论》一书,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的视角,论证了人名与文化的关系。该书对姓氏本义、连名制、排名制、讳名制、生辰名等进行了详尽介绍,从姓名与历史、姓名与心理、姓名与信仰及多名制等方面分别对命名文化进行了探讨。[53]王贵的《藏族人名研究》一书收集了多达500余个藏族人名,分析了藏族人名的意义类别及结构,包括相当于“姓”的部分和名字的部分以及夹在姓名中的其他各种称呼,对于其他民族人名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54]

(6)地名研究

地名研究是文化语言学研究中的热点。代表性的研究有:韦达《壮语地名的文化色彩》(2001)一文主要描写了壮语地名的他名特征,论证了壮语地名所反映的壮族先民早期分布的地域和社会生活的特点。钟进文《简述裕固族族称和突厥语地名的关系》(1992)一文,提出裕固族族称和突厥语地名有某种关系的观点。相关研究还有:贾晞儒《试论青海民族语地名之研究》(1996)、李锦芳《论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1995)、巴莫阿依《凉山彝语地名初探》(1987)、牛汝极《新疆地名中的文化透视》(1989)、朱琚元《彝族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55]等文章分别考察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名,分析其中蕴藏的历史文化。这些文章的共性是既有翔实的史料作有力支撑,又不乏对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的独特思考。

(7)语言与文化结构特征研究

语言与文化、思维和认知等关系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例如:斯钦朝克图《生殖器名称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1999)、《蒙古语五种牲畜名称语义分析》(1994)等,在描写和分析蒙古语事物语义名称的同时,分析语言与文化上的特点。丁石庆《达斡尔族早期社会制度的语言透视》《达斡尔语渔业词汇与渔业文化历史变迁》等多篇文章从语言角度透视文化现象。[56]胡书津《藏语敬词》《藏文数字藻饰词及其文化内涵》《藏语dgu“九”及其文化内涵》等,从文化、思维和认知角度讨论藏语词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57]等等。

2.语言与文化综合研究

这一时期,对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的有:张公瑾的《中国文化的共同渊源及其多民族特点》一文,分析了我国各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各自特点,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及其多样性组合而成的一个统一体。[58]该文后来用6种文字发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杂志上,对我国多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丁石庆所著《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是一部少数民旅语言与文化个案研究的力作。该书以中国人口较少的达斡尔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达斡尔语所反映的达斡尔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人名、地名和文化交往等,[59]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领域中一部精细翔实、独具特色的新著,显示出作者对达斡尔语言与文化的深层次思考以及扎实的理论功底。丁石庆著《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达斡尔族个案研究》(2006)一书,运用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法,充分借鉴描写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首次将双语族群的语言文化系统划分为单语文化、双语文化和方言文化三个子系统,并将其发展演变历程视为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过程,并对演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浑沌特征进行了诠释。

胡书津、王诗文著《藏语文化语言学发凡》[60]是我国首部集中论述藏语言与藏文化之间关系的著作。杨占武著《回族语言文化》一书按照重点介绍回族伊斯兰教特点的汉语词汇、谚语与文化习俗、回族经堂语等,对回族语言文化作了细致全面的挖掘。[61]王渝光、单春樱、崔梅等合著的《汉傣语言文化论》则重点介绍了汉傣语言与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以及交际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关系。[62]



二  基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思考


一个学科的创立、发展和逐步成熟必定伴随着对其学科定位及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讨论。丁石庆《民族语言的文化学研究方法试探》一文讨论了如何正确运用文化学方法包括实地调查法、系统归类法,单元透视法、多向比较法、溯源考证法等进行民族语言的文化研究。[63]屈承熹《怎样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位》一文认为词汇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确定无疑,语法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方法目前仍处于主观思考阶段,尚未进入科学论证阶段,至于语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则尚待商榷。[64]



三  浑沌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浑沌学是非线性和复杂性理论的代表性理论。自然科学中的很多学科比如气象学、天体物理、动力学等都已广泛运用浑沌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相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以张公瑾为代表的民族语言学界吸收浑沌学理论和方法,将语言研究与浑沌学结合起来,陆续出版了“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系列论著,在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代表了文化语言学在新时期的新探索。



(一)浑沌学理论的进一步阐释


王锋在其多篇关于浑沌学与语言研究的论文中,对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的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并结合自己的研究进行了深入探索。主要特点是结合具体语言研究事例,深度阐释语言作为复杂动态系统的特性以及语言演变的内在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统一。[65]

丁石庆《新世纪(2000—2013)的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检视与展望——庆贺恩师张公瑾先生80华诞》一文,从课程建设、教材编写、举办研讨会议及出版会议论文集等多方面介绍了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总结了文化语言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得失。[66]



(二)浑沌学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21世纪以来,张公瑾致力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探索。在2003年12月召开的“语言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专题研讨会”会上,张公瑾作了《文化语言学的时代课题和浑沌学在语言学中的运用》的主旨报告,后参会论文结集出版《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67]。该书共收参会论文30篇,内容涉及浑沌学对语言研究的启发、浑沌学在西方语言学中的应用、浑沌学和文化语言学、方法论的思考等以及建立浑沌语言学的思考;应用研究案例涉及双语教学、二语习得、汉语方言文化、网络语言、当代语言生活热点等,语种涉及汉语、英语、蒙古语、京语、达斡尔语、傣语等。

2006年12月,第一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此后每年召开一届会议,截至目前,共召开11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共出版会议论文集7部,译文集1部,在文化语言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由张公瑾、丁石庆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系列论文集,是运用浑沌学理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代表作。张公瑾为论文集所作序言:《文化语言学的时代课题和浑沌学在语言学中的运用》《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视野》《语言学思维框架的转换》《〈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探索〉序》《继承与创新》《语言与思维的同一性原则》等,是对文化语言学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也是今后文化语言学应该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视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系“第一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共收论文29篇,内容涉及浑沌学概念属性、平衡破缺与语言系统的发展等理论探索;实际应用研究包括母语保持、语音变异、语块组合探讨、加拿大因纽特人的语言保护等;语种涉及汉语、英语、蒙古语、达斡尔语、傣语、藏语、越南语、朝鲜语、布依语、彝语等。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进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系“第二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共收论文32篇,内容涉及语言变化的浑沌学诠释、语言演变的浑沌性质、文化语言学理论构建的思考、西方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等;应用研究包括语音交替规律讨论、语义分类研究、词汇范畴化、动词使动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二语习得等;研究的语种涉及汉语、蒙古语、越南语、傣语、拉坞戎语、满语、撒拉语、藏语、壮语、日语、英语、俄语等。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收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系“第三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共收论文30篇,内容涉及蝴蝶效应、自相似性、非线性系统特征、平衡破缺等理论问题讨论;实际应用研究包含母语危机讨论、语言保护思考、性别词研究、外语习得、方言詈语、词类兼用、语块组词特点、亲属称谓词等;语种涉及汉语、藏语、韩语、达斡尔语、英语、蒙古语、布依语等。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系“第四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共收论文25篇,内容涉及浑沌学理论述评、建立浑沌语言学的思考、语言接触和影响的浑沌学解释、语言保护的整体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等;语种涉及汉语、英语、蒙古语、傣语、鄂伦春语、撒拉语、达斡尔语、回鹘语等。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起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系“第五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共收论文22篇,内容涉及语言的自相似性、语言的复杂性与确定性的统一、语言非线性思考、语言保持等理论问题研究及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锡伯语、满语、布依语、撒拉语、瑶语、木雅语、白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等十余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研究个案。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思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系“第六届浑沌学与语言文化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共收论文26篇,内容涉及语言与思维关系、语言的非线性复杂系统、语言模糊性、语言保持等理论问题研究及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鄂伦春语、维吾尔语、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等十余种具体语言的应用研究个案。

上述论文集中,运用浑沌学理论与少数民族语言相结合来研究民族文化的成果比较多,代表性的有:王锋《从浑沌理论看语言的接触和影响》一文,从浑沌系统特性、语言接触与超浑沌系统、讨论白语和汉语的接触和影响,以及语言接触对白语语音格局的影响。[68]丁石庆《初始与分叉:达斡尔族姓氏的历史演化》对达斡尔族姓氏历史演变的浑沌学中的分叉现象进行了论述。文章将达斡尔族世居地的山川河流名称视为达斡尔族姓氏的初始态,是达斡尔族姓氏的主要根源,而满洲化、汉化、借汉姓和无姓氏四种形态则是达斡尔族姓氏的演化态,是达斡尔族姓氏系统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四个分叉。[69]周国炎《侗台语共时语音系统中无序现象的浑沌学解释》运用浑沌学理论,分析布依语语音系统的浑沌学特性,布依语塞音和塞擦音在大部分地区没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个别地区送气音音位经研究是后起的现象,由于汉语词汇的借入,增加了一套送气音,从而改变了布依语辅音发展演变的轨迹。外来语辅音音位的借入对于布依语来说是一种叠加运动。[70]尹蔚彬《业隆话研究的浑沌学拾零》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语言与文化是同构的,该文用业隆话中时空范畴的二分性来解释业隆话与业隆话使用群体对自然认知和思维习惯的自相似性。在业隆话中,时间范畴在动词词根上有过去时和非过去时之分,空间范畴中,尽管参照系不同,但依然是二分的。[71]戴红亮《傣语双声型摹状词元音交替规律探索》一文,分析了西双版纳傣语双声型摹状词的元音交替规律,这种元音交替规律通过类推方式也扩散到了部分前一音节有意义的傣语四音格形式中。这一规律的揭示不仅有助于认识傣语四音格的类型,解决部分四音格和来源不清的问题,而且有助于深入了解傣语摹状词演变规律。[72]从傣语摹状词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表面的强制性是由平衡破缺引起的,线性现象和非线性现象彼此交互,互为因果。曹道巴特尔的《蒙古语二元对立文化语义语音选择》认为语义与精神文化同样体现人的思维能力,语言气质与人的心理取向同样体现人的性格和情感特征,它们各部分之间具有某种自相似性,也就是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的自相似性。[73]

2014年“中国民族语言、古籍、文化语言学研讨会——祝贺张公瑾教授80华诞”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共收参会论文50多篇,出版了《从有序到浑沌——庆祝张公瑾教授八十华诞文集》。该文集“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专题部分共收12篇论文,分别回顾了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浑沌学方法论做了进一步探讨。[74]

限于篇幅,其他研究恕不在此一一说明。



(三)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译介


学术研究要有国际视野,张公瑾教授团队积极开展国际浑沌学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动态》一书,集中翻译和介绍了国外14篇国际学界关于浑沌学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浑沌学理论在二语习得、语言文化研究等以及其他研究领域的应用极具参考价值。[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