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跨境语言研究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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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从概念讨论、理论方法探索、跨境语言本体研究、跨境语言生活研究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语言研究五个方面，介绍中国跨境语言的具体研究情况。
一 概念讨论
“跨境语言”这一概念自1983年首次提出后，众多学者对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加以修订和完善。戴庆厦等《论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09）指出，“跨境语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之一，是同一民族语言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语言变体，其存在和发展主要受国家因素的制约”。戴庆厦《开展我国跨境语言研究的构想》（2013）认为跨境语言是指“分布在相邻国家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异是因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因此这种变异既有别于因年龄、职业等不同而形成的社会方言变异和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方言变异，也有别于由于历史演变而造成的亲属语言变异。
对于“跨境语言”概念的外延，戴庆厦、傅爱兰（1993）从地域分布角度进行了补充，限定了其外延：“跨境语言是指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语言（主要是相接壤的不同国家）。”“跨境语言还包括非接壤国家的同一语言。”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014）将跨境语言具体分为“广义跨境语言”和“狭义跨境语言”，后者在分布上相接壤，而前者在分布上除了接壤外还包括不接壤的，接壤与否对于跨境语言的形成和演变起着不同的制约作用。周庆生《中国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类型》（2014）则强调“族体”“接壤或邻近”，旨在区别跨境语言同“移民语言”“国际语言”及“跨境方言”等不同概念，认为“相邻相近的族体作为母语使用的同一语言是跨境语言，不相邻不相近的族体（或群体）作为母语使用的同一语言则是移民语言或国际语言”。郭龙生《媒体语言中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2014）也强调“族群”，认为跨境语言是“处于不同国境内的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且在不同国境内都有相当数量的相同族群的人在使用”，比如不同国家的英语变体由于是不同的族群在使用，因此就不是跨境语言。
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014）指出，要想准确定义“跨境语言”，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组概念的区别：（1）狭义跨境语言和广义跨境语言，前者如中国的朝鲜语与朝鲜的朝鲜语，后者如中国的苗语与分布在美国的苗语；（2）跨境语言和周边语言，如柬埔寨语只是我国的周边语言，而不是我国的跨境语言；（3）跨境语言的名称问题，如傈僳语在中国和泰国名称相同，都叫“傈僳语”，而我国西北地区的汉语在中亚一带则被称为“东干语”；（4）母语概念的新变化。
“跨境语言”作为一个新概念，自提出后很快就被广泛运用，而且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没有发生术语变异。经过不断的修订，其内涵逐渐完善，外延也更加清晰。
二 理论方法探索
跨境语言研究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与一般的语言调查研究相比，它更强调其“跨境”属性。我国的跨境语言研究起步比较晚，前人没有留下较多的经验和方法可供参考，再加上不同地区跨境语言的实际情况也不同，所以学者们只能在实践中寻找独特而又有针对性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戴庆厦一直致力于跨境语言研究理论体系的建设。2006年起，中央民族大学“985”基地语言中心对若干边境另一侧跨境民族语言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基于这些跨境语言个案，戴庆厦撰文就跨境语言的调查方法、跨境语言研究必须遵守的原则以及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价值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跨境语言研究的方法、原则
跨境语言调查研究与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相比，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戴庆厦《开展我国跨境语言研究的构想》（2013）强调跨境语言应该采取自身特殊的调查方法，比如突出“比较”这一重点、着力弄清跨境民族的历史变迁、调查时由近及远、使用现代化仪器保存好调查材料、解决好语言翻译问题等。
跨境语言是由于国家因素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差异，这种差异是有规律可循的。调查研究跨境语言必须尊重其规律，遵守一定的原则。戴庆厦等《论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09）强调跨境语言调查中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不能用国内语言国情调查的经验去做跨境语言调查；必须重视与境外民族沟通、建立感情；调查计划的制订和修改必须因地制宜；实地调查之前要先踩点；深入开展两国跨境语言的对比等。戴庆厦《开展我国跨境语言研究的构想》（2013）、《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014）明确了跨境语言研究必须遵守的原则：要以语言学为主多学科综合研究跨境语言，要从学科的高度来统筹、审视跨境语言研究，要多获取第一手材料，明确跨境语言与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的共性和个性，两侧国家应友好合作，总结经验、提升理论等。戴庆厦《宏观把握 微观入手——老挝跨境语言调查研究的体会》（2019）在多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概括出跨境语言研究应该遵循的八字原则，即“宏观把握、微观入手”。“宏观把握”是指了解、把握好跨境国家社会文化的主要特点，“微观入手”是指要对跨境国的语言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
（二）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价值
跨境语言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两个方面。戴庆厦《论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09）、《开展我国跨境语言研究的构想》（2013）认为，通过跨境语言的对比研究，可以获取有关语言演变的新规律、新特点，从而丰富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同时还能为历史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研究提供帮助；而其应用价值直接关系到跨境国家的进步和安全，是当前着重探讨的一个现实问题。文章指出：跨境语言研究有利于跨境国家制定跨境语言政策，有利于提高跨境两侧民族的语言能力，有助于解决跨境民族文字的使用、规范与统一，有助于促进跨境两国的互利和交融，有利于边境的安全和边疆的巩固，可以为民族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提供借鉴等。
虽然跨境语言研究是个新兴学科，之前学者们注意力又主要放在跨境语言的记录和描写上，但是加强跨境语言研究理论建设的工作势在必行，值得肯定的是，中国跨境语言研究正逐步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三 跨境语言本体研究
采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和手段，对跨境两侧语言的本体结构特点进行系统的分析描写，这是跨境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早期的跨境语言研究关注语言结构本身，且侧重跨境两侧语言的对比研究。在充分掌握跨境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其异同进行对比研究，能够获取有关语言演变的新规律，这对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是有益的。
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1993）集中了多篇跨境语言本体研究的成果，内容涉及跨境语言的初论，具体跨境语言比如傣语、壮语、布依语、苗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在语音、词汇、语法、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对比研究，跨境语言的文字使用，等等。
跨境分布于中国和越南的语言有二十多种，对这一地区跨境语言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李锦芳《论中越跨境语言》（2013）介绍了中越跨境语言的分布及形成，分析了跨境语言的差异及成因，并梳理了中越跨境语言研究成果，认为：“进入1990年代以来，亚洲特别是中国学者在中越跨境语言的调查研究上成果突出，基本上可与西方学者分庭抗礼。”
韦树关《越南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的变异》（1999）介绍了分布在越南北部和西北部的中越跨境壮侗语族民族的概况，认为这些语言的语言功能和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等语言结构都发生了变异，并初步探讨产生变异的原因。刀洁《白傣语与泰语的比较研究》（2009）将分布在中越边境的白傣语同泰语进行比较，其语音具有严整的对应规律，说明它们是具有亲缘关系的亲属语言。吴小奕《跨境壮语研究》（2013）比较研究了我国境内壮语与越南岱侬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等方面的异同，为整个跨境侗台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语料。
壮侗语族仡央语支集中分布在中越边境，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颇多。李锦芳《越南拉哈语与仡央诸语言的初步比较》（1999）使用国外学者记录的语言材料，对越南拉哈语的概貌做了简要介绍，并将其与仡央诸语言进行初步比较，认为拉哈语是侗台语族仡央语支中一种和布央语最为接近的语言。李锦芳、艾杰瑞《越南恩语与布央语的初步比较》（2006）将越南北部一种新发现语言恩语同布央语在语音、语法特征上进行比较，认为恩语是一支与布央语东部方言发生学关系最为紧密的侗台语族仡央语支语言。李锦芳还对中越边境的仡佬语做了较多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有：李锦芳、艾杰瑞《中越红仡佬语比较》（2007），李锦芳等《中越边境红仡佬语的系属地位》（2011），李锦芳、阳柳艳《中越仡佬语多罗方言比较研究》（2019）等。
中越跨境语言南亚语方面，韦树关《中国京语的变异》（2006）探讨了中国京语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方面的变异，认为造成这些变异的原因从内部看是京语自身发展的结果，从外部看是受周边语言如汉语粤方言、汉语普通话、壮语等影响的结果。
此外，余金枝《中泰跨境苗语对比研究》（2018）基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从语言使用、同源词、语音、语法等多个角度对泰国难府苗语与中国云南文山苗语、贵州黔东台江苗语、湖南湘西矮寨苗语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探索中泰跨境苗语的共性和个性，为跨境苗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范式。
杨毛措《不丹宗卡方言及其常见的语流音变现象初探》（2014）考察了不丹国的官方语言即藏语宗卡方言常见的共时音变现象，初步探究其变异规律，进行了藏语跨境变体的专题研究。
关于跨境汉语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东干语是中亚东干族（回族）人使用的语言，来源于我国晚清时期西北回民汉语方言。胡振华《苏联的回族及其语言文字》（1990）较早研究东干族及其语言文字的情况。海峰《东干语概况》（2002）认为东干语是汉语陕甘方言在中亚的特殊变体，并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四个方面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东干话进行了介绍。林涛《东干语的语法特点》（2005）从词类划分、词类特点、构词和构形方式、语序差异、特殊句式等几个方面，探讨东干语的语法特点。类似研究还有胡振华《中亚东干学研究》（2009）、海峰《中亚东干语研究》（2003）等。
有些跨境语言在境外一侧国家是非主体民族使用的语言，其描写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近十几年来，这些语言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中央民族大学“985”基地语言中心自2006年以来，设立了“跨境语言研究”系列课题，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戴庆厦主编的“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这一系列成果细致描写了跨境语言境外一侧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本体结构的特点，填补了境外语言描写的空白，具有原创性价值；此外，书中还设有专门章节对境内外跨境语言进行比较，这为语言演变理论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论据。
四 跨境语言生活研究
跨境语言的使用是世界语言生活的一部分，如何协调和改善跨境语言生活是语言研究和语文工作的主要目标。针对跨境语言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是跨境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跨境语言使用现状研究
由于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国家语文政策等不尽相同，不同国家的跨境语言使用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调查这些差异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是跨境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跨境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戴庆厦主编的“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这一系列研究对境外一侧跨境族群的社会文化概况、语言使用情况及成因进行了调查，包括东南亚地区泰国阿卡族、拉祜族、优勉（瑶）族，老挝克木族、西拉族，缅甸克钦族（景颇族）以及东亚地区、蒙古国蒙古族、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等，为了解跨境语言的使用现状和演变趋势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一手资料。
另有一系列的跨境语言使用现状研究论文，如李春风《跨境克木人母语使用情况对比分析》（2011）、林涛《中亚东干语的特点、现状和发展趋势》（2016）、朱艳华《缅甸克钦族的语言使用现状》（2016）等。
（二）跨境语言规划研究
语言规划包括语言方针、语言政策、语言规范、语言保护等内容。研究跨境两侧国家的语言规划，可以为我们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语言规划提供实证与经验借鉴。这是跨境语言研究的应用价值之一。
郭龙生《媒体语言中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2014）考察了跨境语言在媒体语言规划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境内外跨境语言宣传实力严重不对称，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实力方面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这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他提出了未来我国媒体语言规划中对跨境语言的规划要求，希望通过对媒体语言中跨境语言的深入研究与科学规划，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语言生活的构建。
吴海燕《我国跨境语言发展与安全研究》（2015）从跨境语言发展与安全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影响我国跨境语言发展的七个因素。认为应该重视跨境语言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并据此制定相关语言政策，从而保证语言内部和外部发展的安全，保持语言生态平衡。
随着跨境国家之间的频繁交流，跨境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比起跨境语言的差异，跨境文字的差异更为明显。我国的跨境民族有的使用相同的文字，有的使用不同的文字，有的一国有文字而在另一国却没有文字。跨境语言研究应考虑跨境双方或几方的语言文字现状，从而提出有利于跨境民族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的方针和政策。熊玉有《谈谈我国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1999）介绍了我国跨境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情况，分析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跨境民族语言文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戴庆厦《论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以中缅景颇语个案为研究》（2016）提出，跨境语言文字规范化需要内外协调，对待跨境语言文字应尽可能求同存异，这样既有利于跨境民族的交流和发展，也符合跨境民族的心理要求。
在语言保护工程中，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尤其是濒危语言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是跨境语言很多时候却被笼统地当作少数民族语言来对待，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往往被忽略。林毅《通古斯语支跨境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报告》（2011）认为中国境内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三种跨境语言基本都属于濒危语言，对其进行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张宁《克木语使用状况调查研究》（2011）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从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的角度讨论我国境内克木语的使用状况及其保护措施。赵世举《跨境语言的资源价值》（2016）指出跨境语言是国家多功能的综合性资源和战略资源，但是我们对其关注不够、研究不多，有些跨境语言活力日衰甚至濒危，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跨境语言的保护和利用，着力维护其活力。朱艳华《论跨境语言资源保护》（2016）认为跨境语言具有重要的资源属性，应该在跨境语言资源保护方面对其实施特殊的政策和措施。
语言传承旨在研究语言的代际传递和延续。周庆生《论东干语言传承》（2018）以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的语言传承为实例，分析多重因素对语言传承的影响，构建了语言传承模式，同时提供了一个跨境移民语言传承畅通与中断的典型案例。
五 热点问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语言研究
语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语言互通可以保障“民心相通”，从而更好地推动“政策沟通、设施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李宇明（2015）指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我国的跨境语言几乎都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中不少语言还是相关国家的官方语言。跨境语言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十分重要的沟通与认同的角色，跨境语言研究可以为我国制定和实施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提供参考。张军《中国跨境语言生活国内研究综述》（2018）以语言生活视角梳理学界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研究成果，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跨境语言作为跨境民族交流沟通的天然“通道”，未来将大有可为。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国早期跨境语言研究对新疆与中亚跨境语言关注不多。程适良《新疆的跨境民族语言研究论略》（1995）最早论及新疆跨境语言的价值，认为新疆的跨境民族语言已上升为与中亚周边国家建立联系的重要交际工具，成为发展对外关系、推动新疆各民族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的积极因素。因此，我们要重视跨国民族语言的研究与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建设新疆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作用，更好地为我国改革开放服务。王远新《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价值》（2016）全面概括了新疆跨境语言的文化价值，指出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国家认同、抵御外来影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新疆文化“走出去”战略、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中亚地区传播的重要资源。
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环节，如何构建其语言发展战略是一个重要课题。邢欣、邓新《“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构建》（2016）认为在新形势下，具有相同语言背景的跨境民族的语言发展、民族认同和语言传播策略值得进行调查和规划，提出了五大语言发展战略构建，以期为“一带一路”五通提供语言服务。
王洁《“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语言环境建设》（2018）从语言规划的视角，分析了新疆当前的语言环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通用语言、跨境民族语言、非通用语、语言景观和多语咨询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对新疆的语言环境建设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中亚五国除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与我国跨境分布以外，还使用着其他与我国跨境分布的民族语言。王新青、池中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语言状况考察与思考》（2015）认为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五国语言状况的特点与发展趋向，不仅可以从语言的角度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文化认同提供帮助，而且对相应地调整我国语言规划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地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区域内的老挝、越南、缅甸等国与我国云南接壤。随着该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其经济文化交流也与日俱增。对这一区域的跨境语言进行研究，可以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开发乃至“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语言服务。
黄行《我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状况》（2015）分析了“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东南亚四国（泰国、越南、缅甸、老挝）与我国的语言状况及语言规划，认为我国在跨境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书面语体系的创制和完善、语言社会使用活力等级、语言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还做得不足。在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这是必须面对和正视的一个问题。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周边国家（6国）语言资源库”，选取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缅甸、越南六个国家开展语言资源调查，最终将建成周边六国语言资源库、语言文化资源库以及语言研究成果文献数据库。全面系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周边国家语言资源，对于我国开展“一带一路”周边外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