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跨境语言研究的基本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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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的跨境语言研究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历史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跨境民族研究在我国是一个禁区。20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国家发展需要，跨境民族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但这一阶段对其研究偏重于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的问题，对跨境语言的关注则较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跨境国家谋求发展离不开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互助，而跨境语言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资源，对其进行研究因此显得迫切、重要，跨境语言研究就此应运而生。
我国的跨境语言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戴庆厦《语言和民族》（1983）首次提出：“所谓‘跨境语言’，是指分布在不同国度的同一语言”。此后，“跨境语言”作为一个术语被沿用至今，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得以充实。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也逐渐深入，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随着语言关系研究的兴起，跨境语言的研究也逐渐起步。戴庆厦主编的《跨境语言研究》（1993）是我国第一部多语种的跨境语言研究专著，集中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专业诸多学者的跨境语言研究成果。
这一阶段还有一些零星的相关研究。程适良《新疆的跨境民族语言研究论略》（1995）最早论及新疆跨境民族语言的研究问题，熊玉有《谈谈我国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1999）探讨如何解决跨境语言文字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90年代末期，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变异的论文。
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跨境语言研究侧重关注语言结构本身，多为跨境两侧语言的比较研究。且囿于种种因素，学者们较多研究中国一侧的跨境语言，而这种研究又更多集中在与东南亚有渊源的南方少数民族语言。
二 21世纪以来的跨境语言研究
中国跨境语言研究真正发展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2006年起，跨境语言研究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在之后的十多年期间，国家社会哲学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批准实施了多项跨境语言研究项目，如：中泰跨境苗语、中缅跨境孟高棉语、中老跨境哈尼语、中缅印跨境景颇语、跨境载瓦语、中蒙跨境蒙古语、东南亚跨境拉祜语、中哈跨境哈萨克语研究等。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开展跨境语言调查研究，部分语言学权威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设置了“跨境语言研究”专栏。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在该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其以及众多国内学者的推动下，我国的跨境语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跨境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更加密切，这为跨境语言研究者进入境外一侧进行调研提供了便利。学者们将研究目光从边境线中国一侧移向了境外一侧，开始关注境外民族的语言情况。从地域上看，这一时期的跨境语言研究还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早期的跨境语言研究较多关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跨境民族语言，而在现阶段，中亚地区的跨境民族语言也因其重要的资源属性和学术价值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
从研究内容上看，与之前较多关注语言本体结构不同，该阶段跨境语言研究更加关注跨境语言的使用情况。这部分成果主要反映在戴庆厦主编的“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中。这一系列成果多为我国学者深入境外一侧、与境外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主要调查研究跨境族群的社会文化概况、语言特点以及使用情况等。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同年10月，习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了周边国家对我国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周边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语言”的概念很快得到我国语言学界的关注，基于国家安全角度的跨境语言研究更是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北京语言大学顺应时势，2013年11月牵头成立了“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开始全面开展周边语言文化研究。2014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之重点任务第五条更是明确指出：“重视跨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积极构筑民族语言文化高地，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2013年11月21—23日，“第七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暨首届跨界语言研究论坛”在广西百色学院召开。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014）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国内外参会学者就当前跨境语言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内容涉及“跨境语言”概念、跨境语言研究方法、跨境语言规划、跨境语言文字应用等。会议论文收入《跨境语言与社会生活》（2015）一书。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的跨境民族和跨境语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跨境语言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此新形势下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