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中国70年管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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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管理实践活动几乎是与人类文明的曙光同时出现的，探索管理活动规律的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中国和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管理规律的一些论述，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人类管理学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前5世纪前后，先秦诸子学说着眼于解决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呈现出了“国家管理学”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孙子兵法》因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最系统的战略管理学著作。新中国管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以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节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管理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4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阶段。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新中国的管理学吸收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各类管理思想、方法和技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逐步发展而来。
第一节 管理学发展的基本逻辑
虽然管理活动自古有之，治国平天下的充满管理智慧的古代相关著作汗牛充栋，但现代管理学则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一般认为，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随着现代工厂和现代公司制的发展，美国人泰罗开始使用秒表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而法国人法约尔在思考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独立的规律，这标志着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在过去的100多年历史中，管理从一种不可言传的非正式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人们不仅认识到管理活动的普遍性——管理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组织和人类有组织的活动中，而且从各种可能的角度，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对管理活动和问题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管理科学化进程不断被推进，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地扩张，由于管理科学知识被广泛地用于指导管理实践而管理效率被大幅度地提高。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大知识体系和学科分支的复杂学科，在人类文明进程和知识宝库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管理学中庞大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纵观整个管理理论的发展史，管理理论和管理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持续作用的长期因素，这主要有制度与文化变迁、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三方面因素，体现了制度与文化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作用。另一类是短期作用的临时因素，例如战争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比如重大自然灾害）。这两类因素作用于管理理论和知识创新的能动主体，包括企业家和其他管理实践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研究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咨询人员或者团队等，这些人员提出管理理论和方法，创新管理知识，实践新的管理思想，从而促进管理学的不断发展。这个过程可以表述为管理学知识发展影响因素的“钻石模型”。当然，政府及其政治体制也在这里发挥重要作用。这如图1—1所示。[1]
图1—1 管理学知识发展的“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根据黄群慧（2005）完善和修改。
“钻石模型”试图表明的是，科技进步、制度与文化变迁、经济发展与管理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相互作用最终推进了管理理论发展、管理学知识的创新与积累，而战争和其他一些临时重大事件对整个过程也有短期的推动作用。这里，科技进步因素具体包括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改造世界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创新，科学发展不断为人类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和方法，而技术进步则不断为人类提供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制度与文化变迁是指有关宏观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和微观具体经济组织运行等方面正式有形规则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变化，这些规则变化会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选择；而经济发展则形成了管理创新者的经济环境因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管理创新者是为了适应经济环境变化而进行创新，而创新者的管理创新又推动了经济增长及经济环境变化。这里，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管理学知识的积累，既包括管理思想、理论、方法等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管理知识的丰富发展以及管理学的发展，也包括解决各种现实管理问题、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实践活动的创新与发展。这对应到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内涵上，包括管理实践层面、管理理论问题研究层面、管理学科发展层面三方面的管理科学化进程。也就是说，上述“钻石模型”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理论与管理知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也是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模型。这个模型是基于管理科学化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因此从管理科学化的历史上看，该模型基本描述了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逻辑关系，可以认为是一个管理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图。
除了从历史逻辑看管理学发展外，管理学作为一个科学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学科，其自身发展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性体现为管理学家们对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基础理论、方法论体系和发展途径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还无法走出“管理理论丛林”。从管理学知识体系形成看，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成为管理学发展的典型方法论特征。我们将其概括为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Multisubjects Methodology），或者说是“多元学科研究范式”（Multisubjects Paradigm）（黄速建、黄群慧，2005）。虽然影响管理学科学化进程与管理学发展的学科较多，但从学科方法论或者研究范式角度看，能够独立构成管理学发展的学科方法论基础，或者说能够成为管理学的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范式，形成独立学派的基础方法论的学科主要包括经典物理学、数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对于整体管理学而言，也许还存在上述七个学科范式以外的研究范式，但总体上以这七个学科范式为主。这些学科范式在现在的管理学中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一个学派可以按照一种研究范式为主进行研究，但同时也可能使用其他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显然，这与常规科学不同。对于常规科学而言，在一定时期存在单一的至少是主导的范式，新范式取代旧范式（范式转换）是学科进步的前提，而对于管理学而言，虽然管理学发展需要新的范式，但新的范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范式被抛弃，管理学是多元学科范式并存的。归结上述管理学科学化的各个学科方法论，可以将这七个学科范式进一步归类为自然科学范式（经典物理学和数学）、社会科学范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人文科学范式（历史学）和哲学范式（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四种类型，或者按照人文社会科学分为“研究普遍原理”的科学、历史科学、法学和哲学学科的分类，把这七个学科范式归类为自然科学范式（经典物理学和数学）、研究普遍原理的社会科学范式（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历史学范式和哲学范式（系统科学和复杂科学）四种类型。这也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上述管理学知识“钻石模型”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上述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学科方法论的分析，基本揭示了管理学发展的基本逻辑。对于新中国的管理学发展而言，需要把上述基本逻辑与新中国的具体国情情境结合起来进行具体分析。近年来，“情境”（Context）成为管理学研究的热词，进行跨文化的管理理论或者管理问题研究，都要首先研究情境差异。研究中国管理学、管理理论或者中国管理问题，以及在借鉴、移植西方管理学理论或者知识过程中，严谨的学者一般都会将“中国情境”作为一个前置条件。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管理学实践性的学科属性决定了“情境”因素对管理学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无疑就是“中国情境”下的产物。虽然接下来分析“中国情境”构成仍然会从经济、文化、技术、制度等与“环境”大致相同的分类视角来研究，但考虑的“情境”与“环境” “背景”等用词相比，更加强调主客观因素的互动，更加强调环境、组织与人的交互影响及其这种影响随着时间变化的历史动态性，因此，这里选择用“情境”而非“环境”。因为这里是从整体描述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而不是具体某个企业，需要分析的是中国国家情境，而不是一般案例分析的企业情境或者组织情境。早在1964年韦伯（Weber）就提出国家情境的概念，蔡尔德（Child，2000）进一步把国家情境划分为由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组成的物质体系、由文化宗教等各类价值观组成的理念体系以及由政府和各种规则标准组成的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征程，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情境”变化；1978年以后，中国又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带来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情境”变化。中国的国家情境因素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管理学发展也就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管理学发展的“钻石模型”，我们将中国影响管理学发展的情境因素分别归结到经济发展—工业化、制度变革—市场化与全球化、科技进步—信息化。在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中，中国管理学逐步发展，通过管理学习与研究形成新的管理知识，而管理知识的体系化、系统化形成管理学科，管理教育的发展推进了管理知识的普及，管理知识的应用就形成了在理论指导下的管理实践，而管理实践又是管理创新和管理新知识的源泉。新中国管理学发展的逻辑框架如图1—2所示。
图1—2 新中国管理学发展的逻辑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展开论述新中国以下几方面国家情境因素的变化，进而为下一节理解新中国管理学发展奠定基础。
一 经济情境因素——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
描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学提供的最好研究范式是工业化理论。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驱动的产业升级以及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过程，或者按照张培刚（1984）的提法，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一般工业化进程可以被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五个阶段。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以洋务思想为代表的近代工业思想，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端（赵晓雷，2010）。虽然辛亥革命后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一些现代工业基础，但是，几经战争破坏，到1949年几乎没有留给新中国多少经济遗产，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甚至还落后于同期的印度（巴里·诺顿，2010）。实际上，真正意义的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这个进程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分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
1949—1977年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这个时期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配置资源手段的封闭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个时期中，1949—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重建，1953—1956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功，其中在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了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时期开始布局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初步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后又经历“大跃进”、“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等阶段。虽然这个时期经济政策很不稳定，经过了数次投资扩张和紧缩调整阶段，工业化进程也多次因政治运动而受阻，加之国家外部严酷的发展环境，总体上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不顺利。但是，经过了近30年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在工业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积极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低成本出口导向、建设开放经济、基于产业演进规律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市场化改革为维度，这个时期经历了1978—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93—201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以及自2013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在第一阶段，前期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发展迅速，后期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轻工业发展迅速，呈现出矫正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的特点。在第二阶段，伴随着居民消费重点转向耐用消费品，这个阶段体现出重化工主导特征，促进了经济结构快速升级，同时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外向性极大提升，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2002年中国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战略。在第三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工业化战略更加强调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更加强调满足创新驱动、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化要求，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特征，正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
总体上看，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如果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放到世界工业化史中去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中国工业化进程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特征。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从工业化史看，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世界上也只有约10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均GDP的不断增长，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第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利用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例、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总体就业比重五个指标衡量，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初期阶段快速地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预计到2035年中国能全面实现工业化（黄群慧，2017）。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之大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由于梯度发展战略，以及各个区域资源禀赋、工业发展基础差异等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第四，中国工业化是一个外向型工业化，不仅得益于全球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会对未来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远。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功推进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从工业化视角看，“一带一路”推出，表明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也将给全球化带来合作方所需要的一体化的服务方案。第五，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是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具备上述特征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情境变化。从企业发展角度看，企业必须认识和把握这个经济情境变化来进行战略选择和组织管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都是在这个大的国家经济情境下开展的，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这个国家经济情境。
二 制度情境因素——从封闭计划体制转向开放市场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模仿苏联逐步建立起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逐步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政府机构构成的计划经济管理机构，通过“统一财经”“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宏观调控系统和对国营经济、供销社合作经济实施直接计划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政府拥有城市中的国营企业，在农村农业集体拥有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经济管理权；二是政府对企业发布生产目标的指令，并在各个企业之间直接分配物资，政府全面负责制定价格体系；三是企业员工的全部生活与所在单位紧密联系，党组织和政府通过层级体制控制各类组织的人事制度、干部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四是企业利润是政府财政的组成部分，金融更多是用来查账和监管经济运行。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完全由政府决定，从本质上看，当时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企业，企业只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分，企业也就是一个生产车间。与之相适应，因为没有市场且企业没有自主决策权，这个时期所谓企业管理，也仅仅是车间层面的生产管理。这种体制在整个30年的过程中也在高度集权和适当放权之间徘徊，经济政策不断变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时期计划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逐步走向封闭性。新中国成立伊始，无论是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奠基的156项工程，还是新中国的管理模式，基本都是从苏联学习借鉴的，当时主要是面向以苏联为主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开放。随着中国和苏联关系走向恶化，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日益封闭，更多强调自力更生，生产力布局更多转向内陆省份，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旨在使中国有一个能够抵抗国外战争攻击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下来整个经济体制日趋封闭。
中国最大的制度情境变化来自1978年开启的市场化取向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中国逐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而言，40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的阶段。这个阶段以1984年为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重点转变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揭开了围绕农村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个阶段国有企业主要改革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进经营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具体改革阶段，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使企业逐步适应商品化的经营环境。第二阶段1993—2012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的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提出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作为市场体系培育重点，从此开始了全面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就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个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基本形成，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多元混合动力。从国有企业看，这个阶段推进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组建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的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总体数量逐步减少，国有经济布局持续优化，国有资本总量不断增大，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从非公经济发展看，这个时期非公经济大发展，在“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指导下，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是2013年及以后，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制度情境的核心内容。在制度情境的大变革情况下，中国企业管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纯的生产管理模式，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经营管理模式，绝大多数原有企业管理知识都被重构，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管理知识又不断被创新。
三 技术情境因素——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主导转向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
在1949年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期，世界科技革命处于从电力机械革命向信息通信革命的转换发展时代。18世纪蒸汽机、纺织机等机械的发明和应用，开启了第一次技术革命；进入19世纪后，电力技术、内燃机、炼钢、石油和新运输工具开启了第二次技术革命；20世纪中期以后，电子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开启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从产业发展看，美国经济学家佩蕾丝（2007）按照技术经济范式转变，认为自1771年第一次技术革命以来，人类大体经历了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钢铁和电力时代、石油和汽车时代、信息与通信时代这五次产业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信息技术正在酝酿阶段，但是世界上总体正处于钢铁、电力、石油和汽车主导的时代，对于新中国而言，建立以钢铁、电力为主导的现代大工业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156项建设项目实际上正是这种现代大工业布局，甚至还采用“大炼钢铁”这种运动方式来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中国发展是与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周期重叠在一起的。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使人类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逐步转型发展的过程。全球信息化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浪潮：一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个人计算机普及为标志的信息化第一次浪潮，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明和使用，电子计算机向着小型化、微型化、智能化、系统化发展，个人计算机开始逐步普及；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革命为核心特征的第二次信息化浪潮，这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交流，促进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三是21世纪前十年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信息化浪潮，这个浪潮方兴未艾，正在推进人类社会向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由于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全方位渗透性，能够广泛地融入人类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企业管理变革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颠覆性的。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伴随着新工业革命逐步拓展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生产管理从大规模流水生产范式向个性化智能制造范式转变，人力资源管理从针对“传统简单劳动者”的科学管理向针对“现代知识型员工”的人本管理转变，营销管理从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专业分工模式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体化模式，战略管理从核心能力战略主导向平台战略主导转变，组织管理从针对金字塔层级结构的机械管理模式向针对网络组织结构的有机管理模式转变。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企业管理的思想、理论和实践都始终处于不断的创新变化中，战略管理、生产管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等各个分支领域都因信息化浪潮而处于管理创新的高潮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的管理知识，信息化已经成为世界企业管理实践变革和学术研究创新的主线。而这个过程又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技术情境因素和制度情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具有起点相对高的“后发优势”。
综上所述，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到后期、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改革、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机械化到信息化，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管理学发展的主要国家情境因素。但是，这并不全面，对管理学发展的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化情境因素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元素而逐步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相对缓慢。但是如果放在40年的时间段中来考察，这种文化变革应该还是整体可被感知的，只是学术界还少有文献从霍夫斯泰德（Hofstede，2008）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不确定避免、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个体放纵与约束等文化维度对文化变革进行具体严谨的实证分析。另外，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也会对文化情境的变化产生相应的影响。归结起来，70年来新中国处于一个具有快速工业化、渐进市场化、全球信息化等突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个进程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这种变化的环境在与组织及相关社会成员的交互作用中，促进了中国管理实践和中国管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