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管理学的基本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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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的管理学发展，总体上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30年和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40年两个时期，考虑到现代管理学的庞大知识体系主要是改革开放后40年发展的结果，我们把这两个大的时期又具体划分为1949—1977年的探索奠基阶段、1978—1992年的恢复转型阶段、1993—2012年的完善提高阶段、2013年及以后的全面创新阶段。具体而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学习和引进苏联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科学知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和模式，管理学呈现出计划经济下生产导向型管理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管理学从无到有逐步建立，整体处在探索奠基阶段；1978—1992年，中国管理模式开始从计划经济生产型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经营型，学习国外管理学知识的重点从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管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中国管理学进入全面的恢复转型阶段；1993—2012年，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这也开启了中国管理学的完善提高阶段；2013年及以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这开启了中国管理学的全面创新阶段。[2]
一 探索奠基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管理学发展具体又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时期，二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的探索建立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阶段，三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企业，开始通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进行破旧立新，在企业民主改革方面，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同时建立厂长负责制；在生产改革方面，建立健全企业管理机构，实行科学分工，形成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责任制度，推行经济核算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尤其是开展生产竞赛运动，提高劳动效率。对于效果好的工人的日常生产工作经验和班组管理实践，总结、推广和表彰，比较有名的包括马恒昌小组（1949年）、郝建秀工作法（1951年）、李锡奎调车法（1951年）、苏长有砌砖法（1951年）、黄润萍仓库管理法（1951年）、马六孩小组（1951年）、刘长福小组（1952年）等。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156项建设的全面铺开，中国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引进了苏联的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模式和“马钢宪法”，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制、质量管理、生产责任制等方面奠定了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础。当时苏联专家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公司等各个行业的企业建立许多技术规程、管理制度，随着这些规章制度在全行业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企业的管理科学化水平，苏联专家和苏联模式对工业企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也出现了对苏联模式盲目照抄照搬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还专门对那种盲目和机械照搬的错误学习态度进行了批评。这一时期，我国理论工作者对管理学的贡献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方面推进了运筹学的研究与实践运用。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运筹学研究小组，许国志、刘源张编著了中国最早的《运筹学》，华罗庚编著了《统筹法》，向全国推广数量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经济效益。二是在企业经济学方面，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孙冶方、顾准、卓炯等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少数理论先驱，他们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企业内部进行经济核算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为克服照抄照搬苏联管理方法的缺点，针对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中国开始探索与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鞍钢宪法”及《工业七十条》就是有代表性的体现。“鞍钢宪法”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政治挂帅和群众性技术革命；在领导体制上形成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管理制度上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则制度，在生产、技术、管理上实现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鞍钢宪法”是196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批示指出“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鞍钢宪法”是针对苏联最大钢铁企业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钢铁联合公司的管理模式“马钢宪法”而言的。“鞍钢宪法”是当时中国对国营工业企业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结合的综合体现，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的重要探索。而《工业七十条》是在1961年中央对北京第一机床厂等企业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在坚持尊重科学管理的原则下，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包括总则、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工资奖励、经济核算制和财务管理、协作、责任制度、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党的工作11个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的章程，系统总结了国营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1961年马洪主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同志编写了60万字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由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内部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奠基之作。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也编写了许多企业管理教材。这表明，经过探索，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学科开始形成。另外，在此时期，大庆创造了“三老四严”经验，具有很大的影响，体现了科学管理和精细管理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管理处于严重混乱状态，管理的重要性被否定，财经院校的管理学高等教育被迫取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里，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很严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仍处于停滞阶段。
二 恢复转型阶段（1978—1992年）
进入1978年，各项工作逐步恢复，企业管理和管理学的发展也逐步得到重视。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审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破除了坚冰，该纲要将“技术经济和生产管理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为第107项，新中国第一次在操作层面正式提出要推进管理学研究工作。1979—1992年，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管理型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经营管理型，学习国外管理学知识的重点从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管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中国管理学进入全面的恢复转型阶段。
这一阶段管理学的发展始于对西方管理学知识的引进吸收。1978年开始，政府推动大规模的企业管理人员学习现代化管理知识的培训活动。机械工业部1978年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将全面质量管理（TQM）从美国、日本引入中国。1979年3月，国家经委举办国家层面的企业管理培训干部研究班。1979年5月8日在邓小平同志推动下，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按照这个议定书，成立了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现在的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这是改革开放后首个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办学机构。1980年8月，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大连培训中心的第一个五年合作计划开始实施，主要培训对象为国家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培训方式主要是半年到十个月的“精缩MBA”项目和三个月左右的“专题研讨班”。此后，该中心持续开展培训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实践和研究人才。
这个时期一批管理学研究机构、期刊相继成立，一些重要文献陆续涌现，对管理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研究机构看，1978年11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1979年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成立，1980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中国数学会运筹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相继成立，1981年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成立（现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从学术期刊看，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第一本管理学学术刊物《经济管理》创刊，这本刊物影响巨大，最高发行量曾达到30多万份；198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的《管理世界》创刊，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国家级重要的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平台。从重要文献看，1979年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发表，提出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这个机体的细胞，企业这个细胞有活力，国民经济这个机体才能充满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企业为本位、为基点，这为面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学奠定了基础（蒋一苇，2013）；1980年9月，由马洪主编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系统地介绍国外管理科学名著的系列著作，这套丛书选题范围广泛，既包括美、法、德、日等国家的著作，也包括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著作，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内容既有宏观经济管理，也有微观企业管理，共有37本管理学名著，影响了一大批乃至整整一代管理学者；1983年，袁宝华提出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16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1983年12月朱镕基同志主编的《管理现代化》正式出版，从管理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四个方面介绍了管理现代化知识，1985年1月再版。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管理学教育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管理学教育从“恢复元气”走向“生机勃勃”。自1979年开始，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恢复管理学教育，开始了管理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民大学陆续出版了《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系列教材，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学；1984年4月以后，教育部陆续批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成立或恢复（经济）管理学院；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并设置管理科学组；1990年，MBA教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九所大学开始试办MBA；1992年11月，中国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92），管理学被列为一级学科。
与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发展相适应，这个时期企业也在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实践，尤其是应用现代化管理方法。1984年年初，国家经委推广18种在实践中应用效果较好、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又被称为现代化管理“18法”，并确定了20家企业为全国第一批管理现代化试点企业，这对提高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 完善提高阶段（1993—2012年）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开启了中国管理学完善提高的新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企业呼唤企业管理学对如何在市场化环境中改善生产经营、提升竞争力提供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要求企业管理学积极总结改革经验教训、探讨改革难题、研究改革方向；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发展浪潮，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能够接触到更多国外先进企业的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研究前沿，从而提升了中国企业管理学的水平，也推动其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为企业管理学教育的发展、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知识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体上，这是一个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阶段。
在管理学学科建设方面，1997年管理学科被升格为一个大的门类；1999年，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被批准设立；2000年9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由32位首批院士组成的工程管理学部，诞生了中国首批工程管理院士；2002年8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30所高等院校开展EMBA教育；200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新学位——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MPM）设立。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管理学单独列为一个学科进行项目评审，短短几年就发展成为申报量最大的学科。
这个阶段，涌现出大量管理学学术性期刊，中国管理学学术期刊呈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之势。一批高质量的管理学学术期刊发展起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类A级重要期刊就达22种，《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管理科学》《南开管理评论》《科学学研究》《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科研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管理学报》等期刊在管理学界影响较大，具有高影响因子。从内容和研究方法看，这些学术性期刊均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学术期刊的研究领域分布日益广泛，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管理学分支。单本期刊的容量也日益扩大，很多期刊从创刊时的季刊逐步发展到双月刊、月刊，发表文献的数量迅速增加。根据尤树阳等（2011）的文献计量研究，1981—2010年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10本学术期刊上关于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四个领域的论文超过5647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表的，2001—2010年年均418.1篇，占30年总量的74%。这些期刊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中国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载体和管理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交流平台，对管理学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管理学研究方面，这一阶段从学习引进西方成熟管理学知识为主转向研究追踪管理学前沿和针对中国本土管理问题深入研究为主，中国管理学研究能力大幅提高。一方面，中国学者开始追踪国外管理学研究前沿，国际管理学权威期刊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熟悉，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追踪最新研究动态的时滞性问题在技术上得以解决；大批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前往国外著名大学交流、深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一些国内组织开始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性得以增强，实证研究方法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顶级学术期刊。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情境下的管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根据贾根良等（2015）的文献计量研究，在1981—2010年的30年间，发表于7本顶级管理学国际期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Organization Science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与组织研究的学术论文共270篇，1981—1990年年均发表0.6篇（占总数0.21%），1991—2000年年均发表5.5篇（占总数1.67%），2001—2010年年均发表论文数上升为20.9篇（占总数5.28%）。从中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管理学研究文献呈现了“井喷”状增长。总体而言，中国管理学学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研究队伍日趋专业化，管理研究方法日趋规范——实证类文献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基于现象的讨论转变为理论导向的科学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和问题更趋于多元化。
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大量的管理实践创新，中国企业结合自己的情况创新了很多很好的管理实践经验。1990年由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生产委员会批准同意开展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和推广活动，在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领导推动下，到2017年该委员会已审定发布了24届共3051项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形成了国家级、地区和行业级、企业级的成果审定推广体系，对推动中国各类企业不断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促进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海尔集团公司的《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邯郸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为核心的集约经营》等创新成果都有很大的影响。
四 全面创新阶段（2013年及以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特征，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成长的重点从追求快速成长转到追求质量提升，要实现从数量驱动、要素驱动为主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为主的动力变革，这要求完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趋势、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各个方面重大任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产业升级路径、技术进步路径、消费升级等众多不确定性。应该说，2013年以后中国宏观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制度情境日趋复杂，国家经济情境从宽松转向紧缩，国家技术情境不确定性增大，中国企业只能通过全面创新来实现进一步发展，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不仅要通过学习应用国外现代管理知识来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更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全面创新管理方式来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近年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优秀的企业管理实践。中国管理学在整体学科体系基本完备、研究方法日趋规范、专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优秀管理实践十分丰富的发展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情和企业自身发展实践，全面创新发展中国情境下管理理论，丰富中国情境下管理知识。
近年来，中国管理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管理学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基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开展演绎式研究、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管理现象，更要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趋势，创新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管理学理论，提高中国管理学理论在世界管理学术社区的话语权，增强中国管理学的理论自信。于是，面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丰富素材，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对中国企业管理案例的研究，试图通过案例研究方法提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并将理论贡献作为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质量的首要标准（毛基业等，2016）；另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开始重视对中国情境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如魏江等（2014）研究了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制度环境的独特性、组织网络形态的无界性、全球竞争的深度融入性、商业伦理重塑的迫切性、创新创业范式的突破性和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性等方面的情境因素，进而指出了中国战略管理研究若干前沿理论领域，包括组织双元性、网络化能力、全球化整合、商业模式创新、创业战略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又如，谭力文等（2016）在文献计量的基础上对中国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焦点、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要在科学信念与学科范式上进行转换，注重理论原型构建，创新管理研究方法，以此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发展；再如，张闯等（2013）认为，国内营销学研究在选题的前沿性和方法的规范性方面已经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出现了“轻视理论构建，崇拜工具和方法”的倾向，应该结合中国本土元素进入尝试性理论创新的阶段，理论创新研究的方向包括深化对关系的研究、制度转型过程中企业营销行为研究、文化融合与变迁过程中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研究、其他本土文化构念在营销学研究中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研究等。与此同时，国内外学术期刊也十分重视发表中国情境下管理研究问题的学术论文，甚至开辟中国管理学研究专栏，对中国管理理论创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2017年第一本《中国管理学年鉴》出版，旨在为中国管理学发展奠定文献基础，这表明中国管理学开始注重整体学科积累，表明管理学学科走向成熟（黄群慧、黄速建，2017）。